姚尧：《中国战略通史》 第2集

大参考

　　2 涿鹿之战

　　黄帝在阪泉之战取得了对炎帝的决定性胜利后，成为华夏部落集团的首领，之后他又带领华夏部落与南方黎苗部落集团中由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进行了一场生死决战。《史记·五帝本纪》对此的记载是：“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其实，在与黄帝交锋之前，蚩尤还曾与炎帝打过一仗。《逸周书·史记篇》上说：“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亦曰阪泉氏。”可知蚩尤在与炎帝的交战中大获全胜，所谓的“号炎帝”当是指蚩尤攻占炎帝的领地后袭用其帝号。而在《逸周书·尝麦解》中，对这场战争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逸周书·尝麦解》

　　文中提到“蚩尤乃逐帝”，显然，这里的“帝”是指炎帝，亦即赤帝。可文中又提到蚩尤与炎帝“争于涿鹿之阿”，而《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明明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因此，我们推测当时的战争经历大致应该是：蚩尤先是在榆罔击败了炎帝，之后一路向北追击，准备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对炎帝发动总攻。此时炎帝大为惊慌，求救于黄帝，黄帝出兵击败蚩尤，将其俘虏后杀死于中冀。

　　下面，我们就结合现有史料来推测涿鹿之战的全过程，而第一个问题就是炎帝与蚩尤的交战时间，究竟何者在前。姚尧以为，炎帝与蚩尤的战争，必定发生在阪泉之战结束以后，否则被蚩尤打得“九隅无遗”的炎帝是不可能有实力再去“侵陵诸侯”的。而在阪泉之战中，黄帝在得到众诸侯的帮助下，还要“三战，然后得其志”，亦可见炎帝部落的实力之强，这绝不可能是出现在被蚩尤打得“九隅无遗”之后。炎帝在阪泉战败后，军队的实力和士气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蚩尤已经统一了黎苗集团中的九黎各部落，实力极其强大，即便是当初华夏集团的首领神农氏也拿其无可奈何，此番又乘炎帝新败而来趁火打劫，故而炎帝无法抵挡其锋芒。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蚩尤的身份。许多学者认为蚩尤应该属于东夷部落集团，主要理由就是《逸周书·尝麦解》中的“蚩尤宇于少昊”一句，盖少昊氏是东夷集团的首领，地望约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可是在姚尧看来，这条理由的证据力是不足的。今山东曲阜虽然在传统上属于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但距离三大集团交汇的今河南中部并不算太过遥远。蚩尤既然可以北上驱逐在榆罔的炎帝而自立，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北上驱逐在今山东曲阜的少昊而自立呢？所以，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逸周书》上记载蚩尤“号炎帝，亦曰阪泉氏”，就说蚩尤也隶属于华夏集团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因为《逸周书》上记载蚩尤“宇于少昊”就认为他隶属于东夷集团。事实上，蚩尤与南方的三苗部落的关系要远较东夷集团更加紧密。

　　《史记正义·五帝本纪》引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战国策·秦策一》引高诱曰：“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尚书释文》引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由此可知，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共同首领，这里的“九”当非实数，泛指众多。

　　《国语·楚语下》记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三苗复九黎之德。”少皞，即少昊，九黎当其势衰后“乱德”，亦可证明我们前文所推测之蚩尤曾北上侵扰少昊。而三苗既然能复九黎之德，可知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应该是属于一部落集团，当原来的部落集团首领九黎衰落后，由三苗部落担任新的集团首领，故称“复九黎之德”。同样地，三苗里的“三”当亦非实数，也是泛指众多。

　　在《尚书今古文注疏·吕刑》引郑玄注中，对于蚩尤、九黎和三苗的关系则有更加详细的记载：“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文中所提到的“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也是在说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趁着东夷集团的少昊氏衰落而入侵。“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则是指东夷集团无力抵抗九黎的进攻，遂由来自华夏集团的帝颛顼率军代其诛杀九黎，而“有苗，九黎之后”和“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两句则明确指出了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

　　上文提到三苗“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曾对魏武侯道：“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证实了这种说法。洞庭，即洞庭湖；彭蠡，即鄱阳湖，可知三苗集团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即今江西、湖南和湖北三省交界的这一带地区。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如下：九黎和三苗属于同一个部落集团，我们称其为“黎苗集团”，蚩尤是九黎部落，同时也是黎苗部落集团的首领，率领九黎部落的主力活跃在今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一带，对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发动攻势；三苗部落则活跃在今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和江西北部一带，为九黎部落提供后勤支援。

　　在部落联盟时代，当某一部落遭到外敌入侵时，其他部落都有义务出兵支援，可是这个支援仅仅只是处于道义，具体是否出兵，出多少兵，何时出兵，这些都是由各部落自行决定的，即便是部落集团的首领也无法明令规定。集团的首领与各部落之间并非是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只能是通过盟约来约束和管理各部落。在首领实力强大时，各部落还会比较听话，一旦首领势衰，各部落便都不把首领放在眼里了。当初神农氏就是因为势力衰退，结果各部落都不来朝拜，神农氏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炎帝在其势力强大时，经常侵陵诸侯，以至于各部落纷纷投靠黄帝。现在炎帝迭遭大难，各部落不趁机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又有几家愿意真心出手搭救呢？

　　照理说，作为华夏集团的首领，黄帝本应率领华夏各部落前去支援同为华夏集团的炎帝，以抵御来自黎苗集团的入侵，可是黄帝的作法却相当令人玩味。在炎帝遭到蚩尤攻击的初期，黄帝并没有派去一兵一卒，而是等到炎帝被打得领土尽失，无路可逃的时候，黄帝才统领众诸侯来与蚩尤交战。这可能是出于两种考虑，一种是因为黄帝在与炎帝的阪泉之争中消耗过大，此时正忙于修复战争创伤，无暇顾及炎帝。在阪泉之战，黄帝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却并没有彻底消灭炎帝。《史记·五帝本纪》上的说法是“三战，乃得其志”，所谓“得其志”，应当是指黄帝取得战争胜利，如愿当上集团首领，但史籍上却并未出现炎帝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消灭的记载。当时战争的情况，很可能是经过长期的交战后，炎帝已经在战略上出于绝对下风，再打下去已无翻盘之可能，且粮草后勤已经捉襟见肘，于是不得已向黄帝请降，表示愿意奉黄帝为集团首领。而黄帝虽然在战略上处于绝对优势，但自己的军队在战争中损耗也很大，若想彻底歼灭炎帝的军事主力，则势必要付出更加难以接受的代价，遂同意炎帝的请降。当炎帝被蚩尤攻击时，黄帝仍未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加上炎黄原本就是竞争对手，而并非亲密盟友，所以黄帝出于保存和积蓄实力的考虑，决定不去支援炎帝。

　　上述这种推测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可能性却不大，因为如果炎帝和黄帝真的是在阪泉之战中因遭受重创而实力大损，那么黄帝反而应该去支援炎帝。盖以黄帝的战略眼光，不可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他绝不可能轻易地给蚩尤这种各个击破，逐一蚕食的机会。黄帝之所以敢坐视炎帝被蚩尤消灭而不顾，就一定是因为自己有信心能够在将来击败蚩尤，故而黄帝不支援炎帝很可能是要借蚩尤之手来削弱炎帝。毕竟炎帝投降后，依然是华夏集团的一个部落，只要他不犯大错，黄帝便不能再随便举兵征讨，可卧榻之侧留着这么一个强劲对手，终究是自己的心腹大患。现在坐视炎帝与蚩尤交战，如炎帝阻击顽强，则可削弱蚩尤的战斗力；如炎帝不堪一击，则亦不失为对蚩尤的骄兵之计。一旦炎帝被蚩尤击溃，则黄帝就成了华夏集团当仁不让的唯一超级强权；如果黄帝再打败蚩尤，便是为华夏集团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到那个时候，整个华夏集团就再也没有人敢对黄帝说不了。倘若真是出于这种考虑，则黄帝不但不会派兵援助炎帝，甚至还会明里暗里要求其他部落也不得援助炎帝。这样一来，遇挫新败的炎帝将不得不独自面对实力强大的蚩尤，其结果可想而知。

　　《史记正义·五帝本纪》引《龙鱼河图》记载：“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此处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当是指支持蚩尤的81个部落首领，亦可见蚩尤此来的人多势众。作为同样是血肉之躯的黎苗集团，“铜头铁额，食沙石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记载并非完全空穴来风的话，则应该是指蚩尤的士兵已经使用铜铁来铸造武器装备。翻开今天的中国矿产分布图，我们很容易发现，在黎苗集团频繁活动的长江中游地区，即今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南东北、湖北东南这四省相交的广大地带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大量铜铁矿产区，其中江西德兴、安徽铜陵、湖北大冶等地的铜矿和铁矿更是举世闻名。蚩尤的军队利用这些铜铁制造兵器，给兵器以石器和木器为主的其他部落集团带来极大的恐慌，仿佛蚩尤军的士兵都是刀枪不入，这才有了“铜头铁额，食沙石子”的说法。

　　《管子·地数》上记载：“而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葛庐之山被开发，金属矿物随水流而暴露，蚩尤接管并控制了这些矿物，以此来制造剑、铠、矛、戟等兵器，这一年与九个诸侯部落之间发生了兼并战争。雍狐之山被开发，金属矿物随水流而暴露，蚩尤接管并控制了这些矿物，以此来制造雍狐之戟、芮戈等兵器，这一年与十二个诸侯部落之间发生了兼并战争。此外，《尸子》上记载：“造冶者蚩尤也。”《世本》上记载：“蚩尤以金作兵”这些都可以证明蚩尤的确是通过开发铜铁矿产而制作兵器，以此拥有强大的军事武装，在长江中游吞并大量部落后，遂继续向北扩张。

　　早在神农氏时期，华夏集团就屡遭蚩尤军的骚扰入侵而无力征讨。现在，蚩尤击溃了华夏集团中曾经的霸权炎帝，这使得华夏集团各部落的危机感被提升到空前高度，遂都愿意在黄帝的领导下积极抗战。黄帝深知，神农氏与炎帝之败于蚩尤，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军事装备的落后。为此，黄帝命部下发明了弓箭。《世本·作篇》上记载：“挥作弓”，宋衷注曰：“挥，黄帝臣”。又载“夷牟作矢”，宋衷注曰：“夷牟，黄帝臣也”。《易经·系辞传》上记载：“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盖蚩尤军既已掌握铜铁之坚利，华夏军若要与其短兵相接，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占到便宜的。黄帝发明弓箭，目的就是要避己之短，不与蚩尤军作正面交锋，而是利用弓箭的机动性来对蚩尤军作远程攻击。此外，黄帝还大力推广牛马车船的使用，目的在于增强后勤补给能力。《世本·作篇》上记载：“胲作服牛”，宋衷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易经·系辞传》上记载：“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通过这些兵器装备的创新与推广，我们便可以推知黄帝对付蚩尤的战略，那就是鉴于蚩尤的军事实力强大，华夏军与其正面硬拼是肯定不行的，只能是通过诱敌深入，利用蚩尤久居南方，不熟悉北方地理且作战补给线被不断拉长后军需物资无法有效跟上的弱点，待其师老兵疲后再用弓箭对其发动远程攻击，一举将其歼灭。

　　黄帝与蚩尤最初的接战点当是在今河南中部，交战不久后，黄帝即主动向北撤退，蚩尤则跟踪追击，遂北渡黄河而深入今河北平原腹地。由于九黎部落久居长江中游，虽然也时常北上进兵，入侵今河南和陕西的南部，但作战地点主要都还是在黄河以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黄河以北建立作战基地。因此，华夏军只要把守住黄河天险，就可以封死蚩尤的归路，同时切断他的后勤供给。

　　蚩尤进入河北平原后的具体行军路线已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敌情不明，供给不济等因素，蚩尤的战斗力正在逐渐降低。加上华夏集团当地各部落的频繁骚扰，使得蚩尤的军事行动更加困难。蚩尤此时应该已有南归之意，可一旦南下，黄帝便率领华夏集团的主力重新杀回来，等到蚩尤整顿好军马，准备痛痛快快厮杀一场时，黄帝就又领兵退走，使得蚩尤陷入“打又打不着，走又走不了”的尴尬境地。眼看着军队整天被骚扰，伤亡日益增加，又得不到后方的补给支援，士兵的恐惧情绪也在日益蔓延。深深的恐惧，持续的烦躁，加上曾经“威震天下”的光荣历史交织在一起，使得蚩尤很容易因情绪急躁而产生军事冒险主义，遂不顾一切地开足马力寻找黄帝主力进行决战。就这样，蚩尤一直被引到了位于河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今河北涿鹿）。

　　当军队抵达涿鹿时，黄帝和蚩尤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当时，在河北平原的南部已有许多部落活动，西边是华夏集团，东边是东夷集团，蚩尤军或许还可以通过对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的掠夺来维持军队供给，可到了河北平原北部，则蚩尤军就连正常的饮食都成问题了。从地图上看，由涿鹿往南向黄河引一垂线，直线距离已有650公里之遥，更不用说，黄帝既已定下这疲敌之计，会带着蚩尤在河北平原的原始森林里兜多少圈子，走多少远路，也就不难想象，早已师老兵疲的蚩尤此时战斗力会锐减到何种程度。相反，黄帝由于在本土作战，既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不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更何况，黄帝还可能通过使用牛马车船而大大减低士兵的疲劳。

　　黄帝见歼灭蚩尤的时机已经成熟，遂选择一个狂风大作、风沙弥漫的日子，率领华夏军向蚩尤发动总攻。据《太平御览》引《志林》的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士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杀蚩尤。”文中关于“蚩尤作大雾”的说法，很值得推敲，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蚩尤精通天文气象，能够预测某一天会有大雾，所以选择这个时机，主动向黄帝发起攻击，就像《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因为预测到未来几天会刮东南风，所以才装模作样地借东风一样。然而在姚尧看来，这种观点是很难成立的。首先，以新石器时代的天文学水平，身处长江中游的蚩尤要想预测出河北平原的天气，其可能性是很低的。其次，蚩尤从黄河开始追击黄帝，欲求一战而不可得，他要是能主动攻击，早就主动攻击了，又何必跑到涿鹿来？第三，大雾弥漫本身对蚩尤有百害而无一利，作为劳师远征的军队，最忌讳的就是在陌生的地理环境下被敌人分割包围。此时，蚩尤军的战斗力已经很弱，士气已经很低迷，如果再出现大雾，彼此之间无法相互照应，那就更有可能会在敌人的冲击下溃散了。又有人说“蚩尤作大雾”是为了能够乘机突围，可即便蚩尤突围了，又能怎样呢？难道他还有可能带着残兵败将，再长途跋涉上千公里，穿过河北平原而安全回到黄河南岸吗？事实上，所谓的“蚩尤作大雾”，很有可能是沙尘暴。由于在黄帝时期，各部落很少会到河北平原北部，亦未曾见过如此大的沙尘暴，才会出现“军士皆惑”。当时的人们认识水平也低，对于罕见的自然现象，总是很自然地归结为鬼神，并因而产生敬畏之感。幸好黄帝发明了指南针，这才克制住蚩尤的“妖法”。

　　如果“大雾”属于自然现象，而并非是蚩尤的“妖法”这一点没有疑义的话，那么“皆惑”的军士就不止是黄帝的军队，还包括蚩尤的军队，尤其是当蚩尤的军队发现黄帝的军队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可以辨别方向时，很自然地就会把“大雾”理解为是黄帝的“妖法”。对于蚩尤的军队来说，陌生的环境、短缺的军需、低迷的士气、长期的疲劳以及已经极度衰竭的战斗力，更会将这种恐惧感无限度放大，使其很容易在黄帝的攻击下溃散。而且此时，弓箭的好处就越发明显了。蚩尤军队的兵器都是铜铁制成的，坚硬锐利而便于贴身近战，可在能见度极低的“大雾”中，却难有用武之地，弄不好还会伤着自己人。黄帝军的格斗工具虽然不好，可是他们有弓箭。只要大的方向不出问题，士兵们甚至完全不需要瞄准，即便是闭着眼睛射，也可以通过万箭齐发来杀死大量敌人。

　　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

　　最终，黄帝率领华夏军全歼了蚩尤率领的九黎军，蚩尤本人也被黄帝擒杀。黄帝由于为华夏集团立下了如此不朽的战功，遂在名分上取代神农氏，成为真正的天子。

　　据《史记正义》引《龙鱼图》的记载：“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这当是指蚩尤在涿鹿兵败被俘后，位于长江中游地区仍有大量残余势力盘踞。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首领，于是各黎苗部落经常各自为战，时不时还会出兵骚扰一下华夏集团。于是黄帝假称蚩尤还没死，并拿着蚩尤的画像到九黎各部落，一面耀武扬威，一面安抚人心，遂使得九黎各部落表示愿意归顺黄帝。然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黄帝最后应该还是剿灭了九黎各部落，战俘都做了华夏集团的奴隶，也就是“黎民”。而黄帝所领导的大约一百个氏族部落，则称为“百姓”。因此，这个时候的百姓和黎民还是奴隶主而奴隶的关系，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之间征发不断，许多“百姓”由于战败而沦为“黎民”，又有许多“黎民”因战功而跻身为“百姓”，使得二者之间的分际越来越小，最终“黎民”和“百姓”也就混用了。

　　涿鹿之战是中国历史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成功应用“诱敌深入”战略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蚩尤的军事实力本来强于炎帝与黄帝，炎帝不懂得诱敌深入，只想拼命保住自己的大本营，结果被蚩尤军击败，被迫放弃榆罔而向黄帝求援。黄帝通过诱敌深入，使得蚩尤军逐渐陷入水土不服、地形不熟、士气低迷、疲劳沮丧、供给不济，减员过多的绝境，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最终在涿鹿之战中被黄帝一举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