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南京保卫战：一场遭到冷遇和误解的战略级会战

大参考

　　1937年12月14日，日军山田支队占领了南京中国守军在江南的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历时十四天的南京会战正式结束。

　　在抗日战争的十大会战中，南京保卫战可以算是较冷落的一个会战。因为后人的记忆几乎都定格在了随后的南京大屠杀，反而遗忘了这场会战究竟是如何打起来，又究竟打的怎么样。

　　今天，让我们暂时走出南京大屠杀的悲情，理性回顾一下当年这场首都保卫战的是非得失。

　　守南京但不战于南京

　　检讨南京保卫战，首先要看清南京的军事地理特征。

　　南京一面是长江，三面是群山，在战术上属于险固地带，所以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汉末以来常常成为割据政权对抗中原势力的战略支点。

　　但是，从更大的战局上看就会发现，南京并非大兵团用武的理想战场——

　　如果面江而守，就会防不胜防。因为长江太长，纵深太浅。所以古人说守江必守淮。真要是打到沿江设防的时候，南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我在知乎上的回答“为什么说守江必守淮”）

　　反过来，如果敌人从苏松一带打过来，背江而守的时候，同样不利，因为是一个自陷绝地的布局。在1937年的战局中尤其不利。因为日军掌握完全的制空权和制水权，可以利用长江及苏南水网进行机动迂回。

　　所以，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就开始整顿南京防务。防御的重心缺并不在南京城，而是周边的山地和江防要塞。而战区层级的防御，则重心又既不在南京城，也不在周围的江防、山防，而在更远的外围地带——长江与太湖之间的蜂腰部。

　　同时，在战略上也逐渐明确了“不怕鲸吞，只惧蚕食”的方针，看清了日本当时面临苏美两个地缘对手，难以兼顾，对华最佳策略就是逐步蚕食。如果真要是陷入全面战争，除非能迅速获胜，否则就会陷入灾难的泥淖之中。

　　中国的战略就是不轻易与日本摊牌，积蓄力量，进行币制改革、军事改革，寻求外交突破，逐渐谋求中国问题与太平洋问题的连体解决。

　　但这里仍有一条“最后关头”的底线——如果日本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即便准备不充分，也决不再和日军打一场虎头蛇尾的热长抗战，而是与日军全面摊牌，强制日军陷入全面战争之中。

　　按照这个构想，即便中日只在华北冲突，中国军队也应在开战之初，先制攻击上海日租界及日军据点，扩大日军的战线和用兵规模，进而颠覆日军南北用兵的重心。

　　1937年夏季向上海行军的国民革命军第88师官兵

　　在华北以山西山岳地带和山东丘陵为支点，避免和日军在平原地区决战。在华东则在淞沪地区进行初期抵抗后，逐次后退，诱敌深入至长江太湖蜂腰地带。

　　在这里，中国军队将依托战前构筑的吴福、锡澄国防工事线，厚集兵力，以少量永备性支撑点结合步兵堑壕体系，挡住日军的正面攻击。同时保持以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三个最精锐的德械师为核心的机动兵团于后方。

　　日军正面进攻受阻，必然沿长江、横跨太湖、南绕太湖进行侧翼迂回。机动兵团即可半渡而击，重创日军。然后再逐次后撤至南京周边山地阵地，进入新一轮的消耗战。

　　为此，中国军队在1935年组织了著名的民国二十四年度秋季大演习。做好了在这个蜂腰地带与日军进行第一轮主力对决的准备。

　　淞沪溃败引发巨变

　　但是，这个计划在战争中却未能实现。

　　三个德械师投入战斗过早，在攻坚战阶段蒙受了过于严重的消耗。而淞沪会战在战略上又太成功，迫使日军一再增兵，陷入苦战。全民的抗战热情因此受到巨大激发，不久前还互相猜忌、对抗的各路诸侯，也一致对外，协同会战大上海。

　　可是，正因为舆论热度太高，导致骑虎难下，失去了军事灵活性。令最高统帅部不甘心在日军尚未突破我军堑壕体系的情况下，主动后撤。

　　同时统帅部又严重低估了日军的两栖登陆能力，误以为：

　　“敌虽有在浏河西北及杭州湾登陆之企图，然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盖敌军目下不能派大部兵力沪增援，其结果仅可延长战线，而势于上海战线殊无影响。”

　　日军抓住了这个机会，集中四个师团的兵力，通过侧翼登陆，一举打破战局平衡。

　　11月5日，日军第六、第十八师团，来自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在我军南侧翼的金山卫登陆。后续又得到了一一四师团的加强。

　　11月13日，日军第十六师团又在我军北侧翼的白茆口登陆。

　　在侧翼遭突破，后方交通线即将被切断的情况下，由于完全没有大兵团撤退的预案，参谋作业能力又极差。中国军队在交通管制、地图发放、任务分配等领域几乎全无着落。这与英军的敦刻尔克撤退形成鲜明对比。

　　结果，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万大军，突然要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在一个完全陌生、基本行军地图都没有的地区且战且退，真是难上加难。后撤迅速变成溃退。交通拥堵，组织瓦解。已无法在蜂腰地带按原计划和日军决战。而日军则在11月12日控制上海后，开始了疾风骤雨般的迅猛追击。

　　此时，如果只从军事角度审视，守备南京的意义已经不大。

　　所以有人建议，应宣布南京为不设防都市，保存野战军主力，以便于长期抗战。也能避免南京古都不为战火所毁，利于民众疏散、避难。

　　但这个建议最终未必采纳，原因是战略上又发生了变化。

　　日本的脱身窗口

　　日本高层的聪明人们，面对十一月上旬的突破，并未产生喜悦感，反而引发了深深的忧虑。

　　如果任凭追击深入，日本必将陷入大陆内部的持久消耗战。这将彻底打乱日本陆海军的军备整顿计划，造成财政吃紧，让日本成为各大国中第一个实质性参战的国家。苏美都将因此获得巨大战略收益。

　　向南京进犯的日军部队

　　在他们看来，杭州湾登陆其实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止损窗口。

　　如果中日双方紧紧咬在一起，逐渐打向内陆，日军就会陷入不得不战的窘境。但是，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的戏剧性胜利，和中国军队的大溃败，其实为日军提供了和敌军脱离接触的最佳机会。

　　在大胜的情况下，主动提出休战，收缩兵力于上海周边。既可以让中国如鲠在喉，又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和平诚意。再拉几个中立国搞调停。日军就可以从全面战争中抽身而出，同时又重击了中国军队，还能趁机扩大在华北、华东的实际控制区。真是一举数得。

　　所以，日军参谋本部连续发出急电，要求一线日军迅速停止追击。总之，一切工作皆以与中国军队迅速脱离接触为要务。

　　此时，如果中方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等于战略上配合日本走上正确道路，方便了日军的后撤，自身却将沦为国际笑柄。

　　于是，中国统帅部最终决定守南京，而且是用最精锐的中央军守南京。

　　除三个德械师残部全数参战外，教导总队和74军等精锐部队也陆续进入战列。摆出了要在南京城下与日军决一死战的态势。时间是1937年11月16日。

　　日军冒进，跌入陷阱

　　这个态势，瞬间激起了日本激进势力的幻觉。他们认为，中方将主力兵团放入了一个死地，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日军能抓住这个机会，夺取中国的首都，顺带摧毁蒋系中央军的精华，就有可能形成彻底重塑中日关系的态势。

　　就这样，一线驻军先斩后奏，不顾一切地杀向南京，同时不断向高峰逆向施压。最终，参谋本部也不得不屈服于一线的判断，在12月1日发布了大陆令第八号：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南京战后，日军陆海军参战部队主官合影。自左至右分别为：长谷川清（“支那方面艦隊”司令）、松井石根（“中支那方面軍”司令）、朝香宮鳩彦王（“上海派遣軍”司令）、柳川平助（“第10軍”司令）

　　当天，双方围绕南京城的激战在江、山两条火线上全面展开。

　　12月7日，蒋介石离开炮火纷飞的南京城。

　　12月10日晚，日军步兵三十六联队伊藤大队在光华门防线上获得了一次战术突破，但旋即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大队长伊藤善光战死。

　　12月11日，鉴于光华门的战斗陷入僵局，日军转移主攻方向于中华门，虽经反复猛攻，却连续受挫。

　　12月12日，日军在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下，以两个步兵联队的主力猛攻中华门，但始终未能取得根本突破。只是因为当天下午中国军队接到总撤退令，日军才最终得以入城。

　　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迂回到江北的国崎支队占领浦口，彻底切断了南岸守军的水上交通线。

　　12月14日，南京外围据点相继沦陷。会战宣告结束。

　　事后看来，在战略层面，南京保卫战令日军深陷中国战场，难以自拔。可谓胜利。

　　在战术层面，日军过于轻敌，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追击中行进间夺取南京。陆海军之间的协同差到爆胎，极大限制了日军的综合优势发挥。陆军各师团则陷入外围山区和城墙工事的苦战，累计付出一万余人战损的惊人代价。正是这个巨大损失，令日军兽性大发，战后借搜除散兵游勇的名义，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但是，在战役层面，南京保卫战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美中不足，后人警钟

　　败，并非败在战，而是再次败在退。

　　和淞沪会战后期的情况一样，整个南京保卫战完全没有撤退预案，一味强调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进了，后生却没有做到。

　　在日军完全掌握制水权和制空权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只保留沿江一条退却线。而是要保持水陆多条退却线，而且要事先做好精密的道路规划，任务分配，交通工具管理。民众疏散工作同样要事先开始，深入基层。

　　同时明确每条撤退线上的战斗红线位置，一旦发现日军接近红线，合围将成，就要抢先跳转到包围圈外，绝不恋战。更不能等到陆上交通线全部丢失后，从城内挤一条江上独木桥。

　　但事实上呢？

　　事实上是完全无准备。

　　唐生智甚至还把沿江交通工具全部收缴到江北，以示必死决心，最后军退不出来，民更退不出来。反而付出了不必要的高昂代价，造成了五万余人的战损，和数十万百姓滞留危城。

　　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都认为，一次杰出的撤退，不逊于一次伟大的进攻。

　　这不是感性的问题，不是民族性、劣根性的问题，而是专业化的技术问题。

　　无视这个事实，过度从感性上渲染，用简单的道德语汇盖棺定论，混淆对外宣传和对内启蒙，一味用宣传员替代研究员，反而造成宣传倒灌。损失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借鉴资源和战略想象力。

　　直到今天，国内尚无一本严肃的、足够专业性的南京保卫战专著。反而是日本和欧美的战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两相对比，实为国人之耻。

　　但能知耻后勇，仍可以史为鉴。进而方能超越历史，创造未来。

　　至少当年的国人吸取了教训。所以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日军再未能重演南京之战的战果。

　　从这一点上说，踏踏实实的研究，经世致用的态度，强者胜者的心态，是对先烈、先民等一切受难者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