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政审：有记录社会及其泛政治化

大参考

　　大家好，今天谈谈政审的问题。因为政审的问题这几天又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个话题和最近出现的一些话题相比，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共同的关注和讨论，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问题重要，而且同时呢，也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而之所以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是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关于“民营经济离场论”，当时我就曾经发了一个音频，说为什么蚊子的翅膀都能够掀起大的风暴。因为我们过去说，蝴蝶的翅膀可以掀起大的风暴，但是实际上都不用蝴蝶的翅膀，就蚊子的翅膀都能掀起大的风暴，为什么？这和我们整个社会现在的氛围，以及在这种氛围当中形成的人们的脆弱和敏感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民营经济离场论，如果假如说，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甚至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你不用说一个很不知名的作者，通过一个自媒体他发表了那么一篇文章，你就是一个官方的报纸，如果不是像《人民日报》这种最权威的报纸的话，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可能社会当中都不会有多大的反应。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不一样，人们的心理不一样，没有现在这样的一种脆弱和敏感。

　　那么政审的问题呢，也是这个道理。政审这个问题本身究竟应当怎么来看，我想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大约在二十年前，当时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要形成社会的基础秩序。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要成为一个有序的社会，这个社会需要很多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就有点像一个社会那些基础设施一样。那么在这些基础的制度安排当中，得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记录的制度，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记录的制度。这个纪录的制度呢，有文字的与非文字的、口头的，这两种。

　　比如说在传统的社会当中，那时候对人们的行为有没有记录呢？有的。这个记录是什么呢，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口碑。那么这种口碑是约束人们行为，从而形成社会秩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山西，大家知道山西的晋商，当时山西的晋商能够发展起来，和他那样一种信用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而这个信用制度在当时最主要的那是一种口头的信用。当时一个晋商的后代给我介绍说，那时候，比如说，你借了别人多少多少银子去做生意，结果这个生意赔了，还不起了，然后呢，你就到这个债主的家里送上一把斧子，或者磕上一个头，那么这个银子就不用还了，这事儿就算了了。我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儿奇怪，但是你可以想象，在当时，如果你给人家送过一把斧子或者磕过这一个头，你可能几代人在人家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机制，它要能够起作用，这得是一个人们都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但是现代社会我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这时候你如果完全靠口碑，实际上已经不行了。这样在49年之后呢，就弄出了个什么呢，叫做档案制度。也就是说，你假如说，受到了什么处分，给你放到档案里，这个在你的一生当中，你要想从档案当中把它拿掉，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档案制度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和当时那种单位制联系起来的。第二个它是高度的政治化的。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一种档案的制度就逐步失去了作用。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这个社会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进入一种无记录社会的状态。这种无记录社会其实也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人们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正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这样对于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约束就没有了。其实在现代社会当中是需要有一种记录制度的，而且是需要一种正式的、文字化的记录制度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信用记录制度。比如说在经济上，有银行的信用记录制度；在刑事上，有所谓案底，案底实际上就是一种记录。那么这种记录呢，可以保证对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和约束。这应当说是现代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所以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当时我提出要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其中也强调要重建这个个人信用记录的制度。

　　但是呢，这种信用记录制度和这里说的政审，它不是一回事儿。这信用记录制度得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必须得有法律的基础，法律允许不允许建立这样的一种记录，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记录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个人的隐私等等很多方面。第二个，要记录的内容必须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你在银行当中的贷款，按揭，到期了你没还，这是非常具体的。第三个呢，它应当是非政治化的。因为只要是政治化的，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个人信用记录的制度，它和这个政审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有人会说，不是一回事儿，你为什么把它放到一块儿来说呢？因为恰恰就是有人想用这样的一种道理、这样的一种名义来证明像政审以及类似这样做法的合理性。所以这几年在讨论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时候，就能看到，有人总是想把那些政治化的，包括什么政治表现、政治态度，他想塞到这个里面去。然后就有人说那你说像西方法制社会，那你犯罪了，也会有记录的呀。然后还有人说，政审你怕什么呢啊，如果你没做坏事，也没打算做坏事，你怕什么呢？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把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块了。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社会学当中，有人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形同质异”。也就是说从形式上来说、从外观上来说，这两个东西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政审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包括人们担心在社会信用记录这样的一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政治化的内容，那么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个政治和道德的问题，它有一些特点，首先一个，它本身的界定往往就是很模糊的，特别是你把它用文字来表述，作为一种正式的记录，这问题就非常的大。什么叫思想，什么叫表现，什么叫思想和表现当中的问题，这当中很多都是很模糊的、似是而非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政治上、道德上有没有问题，谁来界定？谁来确定？你今天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确定了，当时看起来好像是天经地义，过一段时间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是不能把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记录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

　　而且这个高考的政审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政审的对象都是20岁不到的孩子，这时候他有什么系统的政治思想？所以陈有西律师就讲，他说有人以为政审只是审学生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和有无劣迹，错了，他说，不论文字上还是口头上如何表述，政审实质上是审父母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父母的上访、宗教信仰、赌博、嫖娼、判刑、移居……都会影响孩子的入学，那么这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株连。在一个现代社会当中，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能够允许这种株连的存在吗？所以现在人们对政审这个问题有种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还有人说，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过去多少年一直都有，但是呢，今年呢，可能受到了人们特殊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很多做法其实都是弹性很大的，它本身都是很模糊的，所以就是同样的事情，重视和不重视、强调和不强调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种气氛当中，就整个社会政治化的这样一种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人们有这样的一种敏感和担忧，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好了，那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