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中国战略通史》 第1集

大参考

五帝

1 阪泉之战

　　在中国的上古时期，有所谓“三皇五帝”的说法。对于“三皇五帝”究竟为何，历代史家的说法各有不同。一般认为，“三皇”指的是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三皇之后便是“五帝”，指的是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司马迁作《史记》的第一篇名《五帝本纪》，就是从黄帝开始写起。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是“少典之子”，这里的“少典”并非人名，而是诸侯部落名。“之子”并非指儿子，而是指后代。《史记·秦本纪》记：“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意即大业娶少典氏的后代为妻，名叫女华，女华生下大费，和禹一起平治水土。黄帝也是少典氏的后代，他姓公孙，名轩辕，刚出生时就显得神奇灵异，很小的时候就会说话，幼年时反应敏捷，长大了诚恳勤勉，成年后明辨是非。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
　　——《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7世纪，正是神农氏由强盛逐渐走向衰弱的年代。当时，在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活动着华夏、东夷和黎苗三大部落集团，其中华夏各部落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东夷各部落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北南部、河南东部；黎苗集团各部落则主要分布在今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及河南南部。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原本不相关联的三大部落集团在其势力范围皆扩张至靠近今河南中部一带时逐渐产生交集，战争一触即发，而华夏集团的领袖就是神农氏。

　　根据现有古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战争最早应该是发生在神农氏时期。根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苏秦在游说秦惠王时说：“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在这段对话中，苏秦依照时间顺序完整罗列了历代君主的征战史，而排名第一的就是神农氏。

　　又根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见威王》的记载，孙膑在面见齐威王时说：“昔者，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尧伐共工；舜伐劂□□而并三苗，……管；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奄反，故周公浅之。”文中的神戎即是神农，斧遂即是补遂，蜀禄即是涿鹿，□□是两个已经难以辨别的汉字，“……管”中的省略号是缺失的语句，当是在写禹的征战。我们看到，孙膑的对话与苏秦的对话在文字上有许多不同之处，显见两书并非互相转载或者转载自同一史源。可是孙膑与苏秦所罗列的历代君主的征战史基本相同，而排名第一的也同样是神农氏。由此我们推知，在苏秦和孙膑所处的战国时代，所能确知的最早战争就是神农伐补遂。

　　事实上，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推算，中国最早的战争也只能发生在神农氏时期。盖因战争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而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物。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1】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2】这些都说明，战争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逐渐走向成熟的，而中国在神农氏之前的伏羲氏属于考古学上所谓的旧石器时代，社会制度尚处于氏族社会而不存在阶级对立，技术水平和交通状况亦限制了各部落之间的交流。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第26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3月第2版。【2】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诘鲍》写道：“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说：“在从前的远古时期，没有君主也没有臣民，人们挖井而有水喝，耕田而有饭吃，日出而起身劳作，日落而回家休息。自由自在而不受拘束，宽松舒适而自得其乐。不用竞争，也没有经营，没有荣耀，也没有耻辱。山中没有道路，水上没有舟桥。山川无法交通，则不能互相兼并；民众无法聚集，则不能互相攻伐。”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应该就是伏羲氏时期的时代特点。

　　大约在公元前80世纪，中国进入神农氏时期，亦即考古学上所谓的新石器时代。从这个时代被冠以“神农”一词可以推知，人们的生产方式已由过去的采集狩猎逐渐过渡到农业耕种。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社会的巨大变革，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于土地的需求也在日益提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离开故乡，去开辟更多、更广、更适宜耕种的原野。至公元前50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明了舟楫，进而彻底结束了“泽无舟梁”的隔绝，使得各部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生产水平的提高，使得各部落都存在对外兼并扩张的需求；交通技术的进步，则为这种对外兼并扩张提供了可能。只有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段，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才能够出现，也才能够谈得上战略。正如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所写的：“战争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政治通过另一种不同手段的继续，因此，所有大的战略计划中的主要方针绝大部分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而且这些主要方针越是涉及到整个战争和国家，它们的政治性也就越为明显。……战争无非是政治意图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整个战略的基础，并且深信，谁不承认这种看法是必要的，谁就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而在中国，最早的战争就只能发生在公元前50世纪左右的神农氏时期。

　　“神农伐补遂”的战争经过虽已无法考据，但从苏秦和孙膑将此战与黄帝伐蚩尤、商汤伐夏桀、武王伐商纣等并列，可知此战亦是在神农氏强盛时期的对外扩张。此后，神农氏就逐渐衰弱下来，越来越难以担任华夏集团的领袖，代之而起的是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国语·晋语四》

　　与黄帝一样，炎帝也是“少典之子”。黄帝部落发祥于姬水，即今陕西武功的漆水河，炎帝部落发祥于姜水，即今陕西宝鸡的清姜河。姬水与姜水都是渭水的支流，两者之间相距近百公里。不过，此时的黄帝和炎帝部落均早已远离故土而东迁，并在神农氏衰弱后为争夺华夏集团的领导权而展开竞争。“二帝用师以相济”，即是指黄帝和炎帝用军队互相征伐。黄帝为土德，炎帝为火德，故称二帝“异德”。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史记·五帝本纪》

　　神农氏的衰弱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在华夏集团内部，各部落之间互相侵伐，致使百姓遭殃，可是作为领袖的神农氏竟然无力征讨。在华夏集团的南方，以蚩尤为首的黎苗集团频频入侵，神农氏也无力领导华夏集团讨伐。于是，黄帝讲兵演武，征讨那些不肯来朝拜神农氏的部落，遂使得各部落均听从黄帝的号令。

　　可以看到，早在五千年前，黄帝就已经深刻理解政治旗号的作用。无论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为何，领袖都要给自己的军队找到正义的旗号。黄帝打着“征不享”的旗号出兵，一来，使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二来，帮助神农氏维护了政治体面；三来，在各部落间赢得了极好的名声。在黄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后管仲辅佐齐桓公时“尊王攘夷”的影子，又或者管仲的战略灵感正是源自于黄帝。

　　相比之下，炎帝的做法就显得太过简单粗暴，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强大，便肆意侵略周边的小部落。在两强相争的大背景下，炎帝本该是要努力团结那些夹在中间的小部落的，可是炎帝咄咄逼人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扩充了自己的势力版图，却把那些小部落全都推向黄帝那边，逼得他们死心塌地跟着黄帝来对付自己。

　　《孙子兵法·虚实篇》上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说：“使敌军行踪暴露而隐藏我军的动向，这样就可以集中我军的兵力而使得敌军的兵力分散。我军集中在一处，敌军分散在十处，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局部以十倍的兵力攻打敌军，从而形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既然能够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正面作战的敌人就必定势单力薄。我军将要发动进攻的地方，敌人是无从知道的。既然无从知道，那么需要设防的地方就会增多。设防的地方增多，兵力就会分散，那么每个地方能与我军作战的敌人就少了。因此，敌人在前面设防，则后面就薄弱；在后面设防，则前面就薄弱；在左面设防，则右面就薄弱；在右面设防，则左面就薄弱；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兵力薄弱，是因为要被动地处处设防；兵力众多，是因为能调动敌人四处分兵设防。因此，如果能够准确地预知将在何地交战、何时交战，那么即便是千里跋涉也可以同敌人作战；如果不能预知将在何地作战、何时作战，那么就将陷入左军救不了右军，右军救不了左军，前军救不了后军，后军救不了前军的被动局面，更何谈要在远则数十里，近则数里的区域内作战呢？依我的分析来看，越国【3】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这对于最终取得胜利又有什么帮助呢？所以说，胜利是可以通过努力而争取到的。敌人的兵力虽多，但我们却能够使其丧失战斗力。”

　　【3】《孙子兵法》是孙武写给吴王阖闾看的，当时的越国正是吴国的宿敌。

　　正是由于炎帝的战略短视，使得自己陷入了被众多小部落战略包围的困境。虽然这些部落实力弱小，若论单打独斗，根本就不会是炎帝的对手，可是他们却迫使炎帝不得不在边境线上分兵把守，从而陷入了孙子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战略绝境，日后在阪泉之战中败于“修德振兵”的黄帝之手，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黄帝经过“三战”的艰苦努力而击败炎帝，可是战争场面却并不激烈血腥。黄帝为击败炎帝所做的工作，除了整顿军队和训练士兵外，还包括推广德行、调和五行、种植五谷、安抚百姓和测量土地等非军事行为。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日后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时，避免单纯使用军事手段，而是更加注重经济战、后勤战和外交战的影子。孔子曾经称赞管仲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齐桓公能够用非军事手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些都是管仲的功劳。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管仲带来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要像那些未开化的野蛮民族那样披头散发、衣襟左掩了。《公羊传·僖公四年》上记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和管仲所处的时代，南面的夷族和北面的狄族双向夹击，使得中原各国就像线一样快要断掉。此时齐桓公出来拯救中原各国，攘除夷狄而降服楚国，这正是王者的功业。

　　仅就齐国的一己之私而言，管仲当然可以趁着周天子式微的动荡局势而不断兼并周边小国，可这必将导致中原各国更加混乱疲弱，最终在夷狄的南北夹杀下被逐个击破。于是，管仲尽可能地以非军事手段团结中原各国，来共同对付南北夷狄，以保全中原文明不致惨遭荼毒。同样的道理，黄帝若只是为一己之私，当然也可以趁着神农氏式微的动荡局势下不断兼并周边的小部落，就像炎帝所干得那样，可这必将导致华夏集团无力抵抗南面的黎苗集团的侵略，东面的东夷集团亦随时有可能趁火打劫。因此，黄帝不但能够容纳前来归附的各个小部落，而且即便是在面对其在华夏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炎帝时，也尽量避免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为的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华夏集团，以抵抗外族的入侵。

　　阪泉之战胜利后，黄帝成为华夏集团的新领袖，他的下一步就将是抵御来自南面的以蚩尤为首的黎苗集团的入侵。

　　黄帝生活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7世纪，距今近5000年，这也就是通常所谓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由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所谓的“五千年文明”最多只是说目前已有的文献只是记载到了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但绝不意味着中国人在五千年前是文明开化前的蒙昧无知状态。恰恰相反，中国人至少是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具备了极其高明的、甚至丝毫不逊于当代的战略水平，而在接下来的黄帝对蚩尤的涿鹿之战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