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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改革动因:一个代价处理空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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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6 12:06: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家好,按照官方的说法,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情。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利用几讲的时间来探讨一些有关这场改革开放当中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我想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场改革究竟是哪儿来的,它的起因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改革。我们可以首先把以前有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梳理一遍,然后最后呢,来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大家都知道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也是官方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文革的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应当说是影响最广同时呢,也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一个解释。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实际上在学术上是很难站的住的。为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很难证明,因为这当中涉及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崩溃的边缘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崩溃,其实我们就说不清楚,更何况什么是崩溃的边缘呢。所以这样的一种解释,与其说是对改革原因的一种说明,不如说是为改革来寻找一种合法性。因为要脱离当时那种很多人还视之为神圣的旧体制,就必须给人们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那么由于文革时期中国的经济确实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人们渴望过上富裕一点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种说法就非常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得知道,这至少在学术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种解释,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叫珀金斯,他的一种解释,那么这个解释一个最基本的意思是说,在文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增长的,而且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但是这种模式没有办法继续的维持下去。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用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虽然他也认为当时这些统计数据可能有明显的虚假的成分,但是即使去掉这当中的水分,仍然可以认定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特别是农业,当时发展很快。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改革会发生?他的解释是,虽然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是增长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增长的模式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个就是资金的大量的投入;一个就是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的投入;第三就是低产出。而在这三个条件当中,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都已经无法持续下去,比如说大量的资金的投入,这个是有赖于人们用节俭的方式来进行高积累。而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的投入,他要依赖于不断的发现新的矿山和油田。所以他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大庆油田的发现对于维持当时那种发展模式甚至维持当时那种经济体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种解释,也很容易说通下面这样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当时的领导人曾经提出要找到十来个大庆,要建设几十个鞍钢。当然这后来都实际上都没有做到。所以这样的模式呢,也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这就是改革发生的原因。这是第二种解释。大约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曾经试图提出第三种解释。我记得当时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呢都没有成形,现在找这些东西也找不到了,但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当时解释的思路是说改革之所以发生,实际上是因为旧体制处理代价的空间已经基本上用尽。这样的一种解释,就是对我们在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变革发生的原因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体制,任何一种模式的维持它都需要处理,有这种体制和模式所能够产生的代价。这个代价往哪放,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放,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改革前我们那种体制,他处理代价的空间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农村,比如,在当时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粮食的供应成了问题,特别是城市人口粮食的供应,这是刚性的。当时就是把大量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口赶回了农村。当时有一个名词就叫所谓盲流,也就是盲目流动的人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了一条深深的户籍制度的鸿沟,户籍制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而到了文革的时候,把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还有一些城市的居民下放到农村,其实也是以农村作为处理这个代价的空间。因为这个所谓的下放当然有种种的考虑种种的原因,但是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城市就业的问题。城市的就业解决不了,把部分的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这就成为当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时候农村这个空间其实已经基本上用尽了。甚至呢,已经无力来承载这些代价。那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说当时他处理的空间是农村,但是农村这个空间在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填满。

  那么同时,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当时的代价,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把城市当中的知识青年和一部分人口下放到农村,他造成了几千万个城市家庭家人不能团聚,那么这样就在城市居民当中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不满情绪。所以到了文革的后期,你可以看这种不满的情绪和这个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所谓四五事件当时主要的参与者,其实和这个因素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总体来说,也就是说到文革后期的时候,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处理那种发展模式的代价的空间已经被填满。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必须得找到新的出路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那么这种由于处理代价的空间被填满而产生的变革的动力指向什么地方呢,最基本的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农村,因为过去几十年当中,刚才讲了农村一直成为这个体制处理发展代价的空间,而到了改革之前,实际上已经是不堪重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这是一个指向。

  第二个指向就是指向城市本身。因为当时农村已经不能够继续来承受这种代价。而用农村来承受这种代价的具体的方式,就是刚才说的大量在城市知识青年和居民被下放到农村,又引起城市居民的普遍的不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知识青年回城这样的一系列的调整措施。但是知识青年回城之后马上就面临着就业的问题,原来的这样的一种体制,原来的这样一种模式,已经没有办法来充分的容纳几千万人回城就业。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进行体制的变革,广开就业门路。所以当时城市当中一些最初的变革哪儿来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就业的压力造成的。因为几千万人回来了,如果光靠原来的国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不能给他们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允许一部分个体经济存在,个体经营存在。那么这个对于改革前那样一个公有制的体质来说,意味着说新的这个经济的因素,新的经济的萌芽就开始出现,所以这样又形成了城市当中最初的体制变革的动力,那么上面这种解释。可以看作是我提出来的,关于改革为什么会发生的第三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我们把它抽象化一点,也就是说等于种体制、一种模式,他的代价无法处理的时候,这可能就是变革的起点。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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