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神磊磊：你可能没读懂的金庸文学伟业

大参考

　　我想聊一个反复被问到的话题：

　　金庸写的武侠小说，究竟有啥价值，有多大价值？

　　二十年前被叫做“四大俗”之一的他，对中国文学到底有什么贡献？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到底是什么水平？

　　他有没有触摸到文学最高殿堂的光辉穹顶？

　　这是老爷子生前特关心的话题。作为一个粉丝，我之前总想对他说：不要急，不要急。可现在他去世了，我却觉得自己有义务来呼喊。

　　一、

　　以“邪派武功”而想证大道，金庸注定艰难

　　如果文学有鄙视链，那么武侠小说在鄙视链的底端，大概就比言情好一点。

　　好出来的这“一点”，那也是占了题材的便宜——武侠里毕竟有一点子山水地理，有一点子唐诗宋词，有一点子历史文化，所以在观感上比言情高级些。

　　所以，当1955年金庸开始写第一部武侠《书剑恩仇录》的时候，就已经入了“邪派”。根据他小说里的设定，邪派武功上手快、容易出头，却后劲不足，难以证大道。练武功最好要进名门正派，搞严肃文学，虽然出成果慢一点，但最终才能得窥大道，进军至境。

　　直到今天，很多喜欢金庸的人仍然觉得心虚，很多力挺金庸的人都要借《水浒》、大仲马之类给自己壮胆。

　　也正是因为这一鄙视链，连搞痞子文学的都可以看不起搞武侠小说的，就好像崆峒、点苍这样的门派也可以蔑视明教乌七八糟，如王朔说的：“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

　　如果金庸一生只是专心办报，没有人敢这样叽叽歪歪。面对创办《明报》的巨擘，现在这一二渣渣媒体人哪里敢说三道四呢？他名片都丢掉你的。问题就在于金庸写了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天然缺陷，的确伤害了金庸作品的文学性。或者反过来说，金庸写武侠也一样不能免俗，一样有很多不高级的东西。

　　他曾经调侃过台湾武侠作者的俗套，说必定是一个“丰神俊朗”的少年侠士，父母为仇家杀害；必定许许多多女侠都爱上了他，其中必有一个风尘妖女；侠士一定会中了什么迷药，和一个女侠“铸成大错”；这少年侠士一定得到前代异人留赠的武功秘诀，遗书之中一定有“留赠有缘”四字，等等。

　　话是不错，同行讽刺同行是最犀利的，但其实金庸自己也无法完全避免俗套。比如主人公跳崖摔不死，张无忌、段誉、杨过就都跳过崖，前两个捡到了秘笈，后一个捡到了姑姑。还有些俗套甚至就是他首创。

　　想要在这种“俗套”中造就经典，铸成丰碑，极其不容易。打个比方，就好像武侠小说作者都是开发廊的，区别只是装潢有的雅致一点有的露骨一点，虽然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可是想开发廊开得拿设计建筑大奖，想开出丰功伟绩、不朽声名，这有多难？

　　二、

　　武侠至《射雕》而境界始大、感慨始深

　　1955年，金庸开笔。

　　当时他同事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刚刚连载完，报社没稿子了，就问查良镛要。也是因为大家的拼命撺掇，也是因为他技痒，终于答应，报了个题目叫《书剑恩仇录》。

　　从这部书里，能看出来这作者野心极大，书写的地域十分辽阔，从江南直到回疆，从钱塘潮写到大漠风沙。人物也是庞杂众多，光是红花会当家就一写便是十四个，也不怕吃力。后来连民间故事里的阿凡提都跑出来了。

　　论水准，这部书已经是一流的武侠，其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已远在当年的《鹰爪王》《十二金钱镖》，乃至后来梁羽生公的《萍踪侠影》等之上。但对于金庸，却还是稚嫩的初作。

　　它刻画人物像是先勾了墨线，再郑重涂上水彩，仍然是二维的、扁平的。虽然也塑造了一些人物，比如乾隆的善变和狡诈，陈家洛的窝囊，霍青桐的刚毅英武，香香公主的纯净无暇，但却不够游刃有余、浑然天成，里面的多数人物有点像是贴着性格标签的人工智能AI。故事也略乏味，一群英雄好汉总干不掉一个张召重。

　　这时候的金庸，不但没有触摸到不朽，连距通俗文学的顶峰也还差一步。

　　1957年时的金庸，是不自在的、憋屈的。那时候正值乱潮呼啸而来，受时局影响，他供职的《大公报》也越来越左，开始报道“超英赶美”、粮食大丰收。金庸知道对岸“亩产万斤”是假的，看不惯。加上他生性自由，受不了报社越来越压抑的气息，终于在57年底辞职离开。

　　可也就是这一年，迷茫和苦闷中的金庸开始了一部杰作，让他登上了通俗文学的巅峰，那就是《射雕英雄传》。

　　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武侠小说到了《射雕英雄传》也一样，境界始大，感慨始深，开始有了通往“不朽”的可能。

　　中学语文会告诉你，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在《射雕英雄传》里，黄蓉、郭靖、黄药师、周伯通、洪七公、杨康、欧阳克……这一批人物壮丽登场，他们不再是人工智能AI，而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已经不是金庸捏造出来的了，而是文学之神通过金庸赠予凡间的礼物，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人物形象。

　　三、

　　融入一个民族的血脉

　　射雕的成就至少有四点：

　　一是塑造了一批一流的文学人物；二是创建了一个精彩完善的武侠世界；三是开始写就了一个平行的中国历史；至于第四，则是已融入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看一个文学家的高度，有时候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本民族的血脉。比如只要听到一句“床前明月光”，但凡会说汉语的华人大概多数能顺口答出“疑是地上霜”。哪怕是一个从来不读唐诗、不读李白的中国人，也大概会明白“青梅竹马”，听过“疑是银河落九天”，听过“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脉。李白其人已经和我们的文明共生、永续，无法剥离。

　　又比如今天读过《红楼梦》原著的仍然是少数，但只要你说一个女孩像林黛玉，说一个男孩子像贾宝玉，国人多半会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不需要任何注释。曹雪芹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脉。

　　而当金庸写出了所谓“射雕”三部曲时，他已经不知不觉完成了这一非凡的事情。

　　哪怕一个人从来不看金庸，也可能用到“华山论剑”、“左右互搏”这样的成语。当你形容一个女孩子像黄蓉，国人多半就会自然明白意思，不需要任何注释。而假如你说一个阿姨像灭绝师太，她哪怕没看过金庸，也多半便要大怒。

　　所以说，金庸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基因，和我们的文化血脉一起流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极大的殊荣，是足可以让人顶礼的成就。以近现代文学而论，我们常爱说的郭鲁茅巴的笔下，也不会拥有太多这样的文学形象，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亦寥寥无几。

　　《射雕》的主旨，是金庸前期的主要主题——家国大义，民族情怀。这从郭靖、杨康两个主人公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是让他们不要忘了“靖康之耻”。郭靖一生抗金抗元、义守襄阳、流血牺牲，都是为了家国大义。

　　每当夜读射雕，常常觉得像读杜甫，忽而好像是“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忽而好像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它像杜诗一样深沉厚重、忧国忧民，每读到深处，似乎觉得一片热血便要喷薄而出，不可抑制。

　　比如郭靖母亲自杀的这一段。成吉思汗逼迫金刀驸马郭靖带兵攻宋，郭靖不干。成吉思汗觉得一般妇人比较贪生怕死，就让郭母李萍劝劝儿子。李萍是这样劝的：

　　“二十年前，我在临安府牛家村，身上有了你这孩子。丘道长给你取名郭靖，给杨叔父的孩子取名杨康，你可知是什么意思？”

　　“想我当年忍辱蒙垢，在北国苦寒之地将你养大，所为何来？难道为的是要养大一个卖国奸贼，好叫你父在黄泉之下痛心疾首么？”

　　“人生百年，转眼即过，生死又有什么大不了？只要一生问心无愧，也就不枉了在人世走一遭。你记着我的话罢！”然后，李萍倒转匕首，刺入了自己胸膛。

　　我现在写到这里，忍不住热泪盈眶。

　　一部《射雕》，胜过一百次专题爱国主义教育，胜过一万句刻板的爱国主义说教。它会让读者对我们这个风雨沧桑之民族、饱经患难之人民、薪火相传之文化的爱上升一个层次。

　　四、

　　从民族性、阶级性向人性突破

　　写完“射雕”三部曲，金庸的面前已经没有了路。

　　从来没有写武侠小说的人到过这里。他已经走得最远了，前方却仍是荆棘，仍然要艰难前行。

　　于是，从1963到1972年，金庸又给出了我们所谓的“三杰作”，就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

　　他的笔开始书写悲悯，刻画荒诞，呼唤自由。

　　用卢敦基《金庸小说研究》里的话说，金庸的小说开始“从民族性、阶级性向人性突破”。要知道，家国情怀是没有深度的，有深度的乃是人性。近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部伟大经典是纯以家国情怀为主旨的，就算能短暂昙花一现，也必然是速朽的。

　　这里讲一讲《笑傲江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诗，曾经在国内非常流行，就是：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一首诗完全就是金庸《笑傲江湖》的主题诗。它的主人公令狐冲就恰恰遇到了诗歌里的困惑：“要爱情，还是要自由？”

　　书上有这样一个情节：令狐冲希望能和任大小姐在一起，结成眷属。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条件很明确：要娶我女儿就必须加入日月神教。为了爱情，牺牲自由，行不行？令狐冲的最终决定是不行。

　　因为日月神教禁锢人性，剥夺人的尊严，制造谎言和虚伪。“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话，他说不出口。天天跪拜磕头、违心拍马，他做不到。

　　令狐冲说：“她（任盈盈）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顺她之意不可……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岂不是枉自为人？”“甚么 ‘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甚么 ‘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

　　令狐冲就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典型。

　　金庸的创作，前期的主题是关注“生命权”，让弱者不被屠戮和损害；后期的主题则悄然变成了“生命的状态”，不只是活着，而且要活得舒展和高贵。

　　五、

　　推崇金庸不需要用《水浒》、大仲马等壮胆

　　令狐冲曾经有过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

　　有一次，在恒山悬空寺，少林方丈问令狐冲：为什么左冷禅（野心家）恨你？

　　令狐冲说：因为晚辈总是阻挠他的大计。

　　方丈追问：你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令狐冲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用书上的话说就是：

　　令狐冲一呆，一时难以回答，顺口重复了一句：“我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左冷禅的“大计”，乃是要合并分散的五岳剑派，统而御之。这听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对。何况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合并”、“统一”往往代表着正确，代表着积极和进步；而“分散”则往往代表着倒退、混乱、破坏和无秩序。那么令狐冲为什么要破坏左冷禅的大计？

　　之前金庸的那些主人公，不管是义薄云天的郭靖，冷傲偏激的杨过，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豪迈过人的乔峰，都有着明确的人生使命，做事情都有着充分的理由。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斗。

　　例如郭靖就曾当面回答过忽必烈的疑问：郭叔父为什么死守襄阳？答案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说“郭某一腔热血，是为神州千万百姓而洒。”

　　而换了爱情至上的杨过，他又是为什么而抗争呢？多数时候是为了和姑姑在一起。

　　可等到了令狐冲唱主角时，此公居然糊里糊涂，似乎全然不知自己为什么而战斗。面对方丈大师的问题，他思索了半天，最后回答的大意是：左盟主让我感觉不好。我就是反感他。

　　事实上，令狐冲说不出的答案恰恰就在书名里，是为了“笑傲江湖”。注意，“笑傲”的意思不是制霸，而是潇洒如意、随心自在。如同这个词的出源之一的《西游记》中一首词所说，渔夫打了鱼，“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就是这个意思。

　　令狐冲是本能地厌恶左冷禅。他本能地察觉到了这种“大计”的代价，那就是人人都会被压抑、被胁迫，个性不能舒展，不能“笑傲江湖”。他对此无法接受，就像他曾有言：“我不愿做的事，便是师父、师娘、五岳盟主、皇帝老子，谁也无法勉强。”令狐冲捍卫所的，乃是一种更高贵的生存状态。

　　《笑傲江湖》是金庸的倒数第二部书。到这时，金庸不过四十四五岁，年方壮盛，但已经进入了创作的最后一个阶段。

　　他已抬脚迈过了一道门槛，向着文学更终极的目的挺进。他的小说的内涵已经超出了《水浒》或者是大仲马的笼盖，早已不是单纯的“侠义”和“人道”。所以像卢敦基所说，推崇金庸并不需要用《水浒》来壮胆。

　　至于《鹿鼎记》，这个留着，以后再写。

　　六、

　　一流杰作，上上人物

　　最后给金庸的文学成就一个评语。

　　有人说，金庸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提倡“侠义”；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小说里有很丰富的“古典文化”；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写的武功超神奇、超有想象力。

　　其实用文学的至高标准来看，这些都是末节，不足以标刻他在文学上的最高高度。

　　金庸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我认为是他不但塑造了一大批一流的文学人物，而且居然用武侠小说这种超级不严肃的东西，进行了最庄严的文学探讨，开展了触及人类灵魂的叩问。而在这种叩问之中，竟然还穿插着神奇瑰丽的想象世界，风光旖旎的爱情，热血激昂的侠义精神。

　　对他的小说，我也是渐渐地才领会到更多的。

　　比如后来回头看金庸，才猛然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及时、最深刻地揭示和批判某个特定时代现实的作品，居然是金庸；多年以来我们有伤痕写作，有农民写作，有痞子写作，却没有士大夫写作。而金庸是士大夫写作；我们的作家常常是脏兮兮的、土了吧唧的、或者是吊儿郎当的，而金庸是士大夫般昂藏的。

　　金庸的作品，至少有三到四部，是文学史上一流的杰作。金庸是文学殿堂里的上上人物。

　　当然了，布鲁姆说：“经典性需要作家去世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证实”，所以以后由孙子们去讨论这些才最科学。反正他本人是早已经走了，像杜甫讲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