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行先生按：
这篇文章可谓我在西方伪史上的呕血之作，希望朋友们耐心细看，看懂为止，胜读十年书，胜读百本书。谢谢！
“言必称希腊”的古典希腊之辉煌成就震古烁今，单凭阿基米德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就足以令我惊愕。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今天我就来捋一捋“希腊”的“前世今生”，并以此对中西方历史的内涵作一梗概性的对比总结。
拉丁和西欧的视角
在奥斯曼突厥土耳其征服（东）罗马帝国之前，欧洲人分为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拉丁人、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下称西欧人）、巴尔干半岛的（东）罗马人（被拉丁人称为希腊人，下称希腊人，其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希腊帝国），如图1。这种状况是由阿尔卑斯山、亚得里亚海、喀尔巴阡山的地理阻隔造成的。
↑图1 ：奥斯曼帝国征服罗马帝国之前的欧洲
现代世界史是以拉丁人和西欧人的视角写成的，其依据的原始“历史”资料来自希腊人、阿拉伯人、拉丁人，主要是（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资料，这是西方自己的说法；阿拉伯人只是充当古希腊资料的翻译和馆藏的角色，如亚里士多德、托勒密、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著作。而这些资料都是蒙古西征之后、欧亚大陆东西大畅通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大量涌现的，此前有一些资料，但很少。
即对于大部分“历史”资料、即希腊文资料来说，文明晚起的拉丁人和西欧人是异域人，就像中国回族去研究阿拉伯帝国的历史资料一样，很多时候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是难以搞清楚的，乃至谬误连篇；须知，号称“第一个现代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都不懂希腊文，看不懂希腊文的《荷马史诗》。
克利斯特勒说：“希腊学术研究领域需要更大的努力，因为这一领域在拉丁西方无前辈可言。”（克利斯特勒，《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邵宏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p25）
不仅希腊文资料，就是拉丁语资料，情况也不容乐观。德国人文学者马丁·布伦宁格尔说道：“彼特拉克、布鲁尼、瓜里诺、瓦拉、波焦的作品最近在意大利人中间很流行，他们通过努力从而复兴了几乎要消失的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p112）
拉丁人、西欧人的视角与异域的“历史”资料相分离、分裂的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而在这种状况下写就的西方古史更应该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怀疑。
西方历史始于蒙古西征
至于这些15世纪之前的资料能前溯到什么年代，鬼知道。因为13世纪蒙古西征之前西方没有纪年法（见下文）。
事实上，西方（近代）文明始于蒙古西征，是蒙古西征引发的震撼和把中华文明带去西方刺激了西方的“理性骚动”，启动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作为13世纪才崛起的拉丁人和西欧人，他们此前的状态是非常原始的、野蛮的、愚昧的；而拉丁人较西欧人要开化一些。如果说欧洲带去美洲的病菌给印第安人造成大量死亡，那么欧洲黑死病也证明了欧洲的封闭和原始。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如果从法国的历史著作，或者不如说，从有关法兰克国王和他们的宫相的历史著作中，要删去的只是这样一些故事（博按：指虚妄荒诞），那我们还可以勉强一读；但是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这些历史著作中不断说到围攻城市和堡垒，其实这些城市和堡垒并不存在。当时在莱茵河以东只有一些没有城墙、靠木桩和堑壕来防卫的小镇。我们知道，只是在920年捕鸟者亨利时期，日耳曼才有筑有城墙和设防的城市。总之，有关这些时期的细节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且都是令人厌恶的无稽之谈。”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500年前（按：1250年），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
歌德对诗人艾克曼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小说，而且远在我们祖先还在森林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优秀的作品了（指《赵氏孤儿》，13世纪下半叶）。”
可以说，1250年之前，拉丁人、西欧人非常原始、野蛮。西方的进步几乎完全源于“中学西渐”，以蒙古西征为开端，以郑和下西洋、传教士来华取经继其后，中华文明相关成就不断西传到欧洲。
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在其策划的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意大利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中指出：“我们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发现异国并不是他乡，也是故乡。”李军教授又说：“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中国接受了西方科学、艺术的恩惠，正如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接受东方的恩惠一样。”
为什么意大利既是他乡、也是故乡呢？因为“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孟席斯语），因为“中学西渐”，因为“西方接受东方的恩惠”，因为“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背后，屹立着东方”（霍布森语）。如图2.3.4.5.6.7.8.9，细看这些绘画，就能轻易就能得出：蒙古西征带去的中华文明开启西方文明的“新生”篇章——“文艺复兴”。
↑图2：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局部，锡耶纳共和国宫藏，该图抄袭字图3。 ↑图3：南宋楼璹《耕织图》局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图3影响图2。 ↑图4：庞培壁画《花神芙罗拉》，画中女子身着轻盈的丝绸服饰 ↑图5：贝里尼《诸神之宴》，美国华盛顿国家画廊藏，画面中央和地上有三件明显的青花瓷器 ↑图06：乔托《金门相会》局部，斯科洛维尼礼拜堂，1304至1306年，受图7影响 ↑图07：中国风格的佛教图像，12世纪末，影响图6 ↑图8：西蒙尼？马尔蒂尼《光荣圣母》，锡耶纳公共宫，1315年，受图9影响 ↑图9：《树下说法图》，出自莫高窟第17窟，大英博物馆藏，唐代，影响图8
大量的研究和资料表明，13-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蒙古西征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后"中学西渐"的结果，是郑和下西洋打通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果。蒙古西征对欧洲的影响早已被西方人所关注，但是庞大、辉煌的郑和下西洋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却被人为忽视。试想一下，郑和下西洋前后历时28年之久，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所谓雁过留声，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可谓空前，远比哥伦布和麦哲伦辉煌，难道就没有对西方和世界产生影响？
蒙古西征之前，西方人处于基督教的绝对统治之下，人在其中并无任何意义，只能接受一切事先的安排，等待神圣启示，更不知道自由的表达，没有理性精神。拉丁人和西欧人的文字属于基督教的宗教文字，西方人处于文盲社会，没有文学。蒙古西征和郑和下西洋之后，欧洲发生的所谓“文艺复兴”实则“文艺西传”，才有了文学，用当时的术语说是一种修辞学和诗学；也带去了具有中国道教、理学和心学思想的所谓新柏拉图主义赫尔墨斯神智学。“马可·波罗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人”。之后，宗教文字的拉丁文和绘画等才被用于非基督教领域，才诞生非基督教的文学、艺术、思想等。“尽管文艺复兴是以古典（希腊）的面孔出现，但充斥着东方的影响因素，常常被加以掩饰，其根源几乎从未得到承认。”（Michael Edward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er,1971, p.94）
霍布森说：“尽管15世纪早期威尼斯战舰在欧洲是最先进的，但与同时期的中国战舰相比黯然失色。最大的威尼斯舰只长150英尺、宽20英尺，与长500英尺、宽180英尺的最大的中国舰只相比相形见绌。此外，‘威尼斯战舰是由弓箭手护卫，而中国的舰只则装备了火药武器、铜制和铁制大炮、投射器、火药和炮弹’。”（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p112）
文艺复兴之后、17 - 18世纪的博学时代和启蒙运动更是直接与来华取经的传教士直接相关，“中学西渐”，中华文明成就大规模西传到欧洲，欧洲刮起了相当长时间的猛烈“中国风”。当然，很多情况下，中亚和西亚充当着“二传手”和“三传手”的角色。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
霍布森说：“在激发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中，中国的思想格外重要。它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涉及政府管理、道德、哲学、艺术风格（如洛可可式）、服饰、装饰、壁画、园艺、政治经济、茶艺及其他许多方面。”“英国人十分喜爱中国的文化风格，从茶艺、壁画装饰、中英结合的园艺到政治经济思想。”（《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4-175）
我们来听一听17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坦普尔的一句话：“中华帝国似乎被巨大的力量笼罩和统治着，具有人文智慧、理性和精巧重新能力。”（《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7）
对此，我们试想一下关于利玛窦的问题：
13世纪末，《马可·波罗游记》风靡西方；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威震四方；
15世纪末，哥伦布试图寻找“印度的刺桐和杭州”；
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传授给中国大量先进知识；
17世纪末，莱布尼茨盛赞中国；
18世纪末，伏尔泰和魁奈盛赞中国。
中国被西方人视为天堂，哥伦布历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寻找中国，寻找天堂；结果，利玛窦来了之后，中国却成了愚昧的了，需要接受利玛窦传给中国的大量先进知识；而再之后，连续两个世纪，欧洲刮起猛烈的“中国风”，莱布尼茨、魁奈、伏尔泰盛赞中国。
这符合逻辑吗？
利玛窦到底是来偷师的，还是来传艺的？我想，答案不言自明。须知，思想总是比技术更晚被接受。18世纪“中国风”驱动的西方启蒙思想恰恰是以17世纪中国科技西传为先导的。
“1600年后，通过耶稣会士的信札，有关中国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后，关于中国的书籍开始广为人知……更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思想……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不但中国书籍在欧洲随处可见，而且大量中国的技术、工艺被直接照搬，用于欧洲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9）
连欧洲中心论的炙热鼓吹者威廉·麦克尼尔都在《西方的胜利》中不得不承认：“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人能够比欧洲人更安于窃用这些外族遗产了。”
伯纳德·刘易斯说：“这一时期西方实际上没有什么知识影响，或许基于这一原因，西方能够提供的东西才如此之少。”（Bernard Lewis,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London: Phoenix,1994, p221）
弗朗塞斯卡·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对这种影响明确承认的内容，将会大失所望：西方学者和发明家不知廉耻地相互剽窃对方的思想……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将这些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思想化为己用。”
甚至黑格尔学习、消化、发展了中国道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后，倒打一耙，反污中国没有哲学。其实，康德的哲学思想非常明显是源自对王阳明的心学发展。
可以说，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
西方的历史纪年
我们来看看，近代以来，西方的纪年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直到18世纪，西方还在争论创世纪多少年，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杜尔哥在《普遍历史两论提纲》中写道“《圣经》告诉我们，世界已过了六或八千年（根据不同版本）。”
直到18世纪，西方还在为神圣历史和世俗历史的关系怎么处理争论不休，谁包含谁？
根据对西方近代以来书籍的回溯，我们发现，伏尔泰在1756年的《风俗论》中已经采用了耶诞纪年法，而在1681年出版的博絮埃《论世界历史》中还没有真正践行，在该书中，博絮埃采用的是圣经编年体系，该体系所采用多基点纪年法：创世纪、大洪水、亚伯拉罕、摩西、特洛伊沦陷、所罗门建圣殿、罗马建成、耶稣诞生、君士坦丁等，耶稣诞生只是该基点体系之一而已，虽然已经成为俗史的一个主要的基点。
博絮埃所依据的圣经编年体系源自斯卡利杰，斯卡利杰于1600年前后跑去荷兰，荷兰莱顿是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是“中学西渐”的门户。斯卡利杰在荷兰参照来自中国的历史编年草拟了一套圣经编年体系，才奠定了西方历史编年体系，被西方誉为“科学编年之父”。之后，该编年体系又经其弟子佩塔维斯继续加以完善。
可见，西方直到18世纪初期，其纪年法还未定型，以如此飘忽不定的纪年法，何以能厘定今天我们看到的整饬精确的西方历史编年呢？如何不启人疑窦呢？
在博絮埃的《论普遍历史》中，大洪水发生于创世纪之后的1656年。创世纪是完全不存在的宗教神话，西方人竟然还能精准算出大洪水发生于创世纪1656年，以至于精确计算出上帝创世纪的时间为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点，如此荒唐可笑的事竟然发生在近代，乃至19世纪西方考古人还为此困惑不已。
西方人在圣经编年上的所作所为反映出来的强烈偏执令人咋舌，因此，面对今天整饬完善的西方历史及其编年，我们作何感想？能有多少可信度？难道还不令我们反思吗？形式上如此完美，实质上如何？金玉其外，是否败絮其中呢？
再去翻看西方所谓的早期书籍，如在修斯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纪年是从第1年记录到第21年，且只有相对的时间概念，如“翌日”、“昨日”、“前天”、“起初”、“后来”、“同时”，没有任何历法或纪年可以作为历史年代的依据。希罗多德写的《历史》、阿里安写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凯撒大帝写的《高卢战记》、李维写的《罗马自建成以来的历史》、约达尼斯写的《哥特史》，莫不如是。
另外，如果真的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漫长黑暗中世纪时代，有所谓奥林匹亚纪年法、建城纪年法、执政官纪年法、监察官纪年法、阿拉伯人的大逃亡年等世俗的纪年法，这么大逆不道的行径，还不让基督教神甫给毁掉或删改掉？还能有其存在的空间吗？还能够流传到近代吗？所以，所谓古希腊的这些世俗化纪年法根本不可信。这些所谓的纪年法，其实不过是像“中州有座山，山有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中的“中州”、“山”、“庙”、“老和尚”、“小和尚”一样，根本称不上基于历法（儒略历、格里高历）的纪年法。
格鲁斯在1937年出版的《草原帝国》中指出，公元后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都是从东到西迁徙的。因此，中国以西的欧亚大陆的族群在这种连绵不断的“黄祸”潮流的冲击下处于碎片化状态，就像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一样，此起彼伏，难以像华夏民族一样形成连续不中断的、打不散的、具有庞大数量的、同一认同的民族，也就难以形成统一的纪年体系、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真正的历史体系。
因此，西方在蒙古西征之前不可能有理性的纪年体系。西方在编年上不厌其烦地所做的这一切，除了整出一套西方的“历史”外，就是要超越中国，超越中国的精确历史编年，超越中国的悠久历史，超越中国的辉煌历史。这是极端宗教狂热，这是极端民族主义“嫉妒”（杜尔哥语，见下文）。
而之所以西方近代以来在纪年法上经历如此波折，跟西方屡次发生的社会转型直接相关，只要没有完成相关社会转型，就不会诞生某种纪年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
尽管欧洲人在“中学西渐”中取得进步，但是，西欧人写作历史却是依据近邻的拉丁人和希腊人，尤其是希腊人的资料。（东）罗马的希腊人具有较悠久的历史，而陷入“黑暗中世纪”的是拉丁人，他们除了宗教，一无所有。
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陷入“黑暗”的拉丁人和西欧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即希腊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并逐渐“文明”起来。于是，拉丁人蔑称罗马帝国为希腊帝国，蔑称罗马皇帝为希腊皇帝，蔑称罗马人为希腊人。彼特拉克说：“我们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野蛮人；而是拉丁人和意大利人。”（邓尼斯·海，《自身历史背景下色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1961，p65）
可见，这时已把蔑称“希腊人”用在罗马人身上，但还没有理直气壮地自称罗马人。从阿拉伯人眼中和俄罗斯人的视角看，拉丁人视角的拜占庭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罗姆、罗马。
雅克瓦基（参阅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刘瑞洪译，花城出版社，p335，下同）说：
“吉本在其著作中保留了‘希腊帝国’这个名称，他总是喜欢将它与新名称‘拜占庭’并列使用，却极少采用‘东帝国’。吉本向我们表明，‘拜占庭’这个名称源自拉丁人；正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谋求罗马帝国的称号；他向我们表明，‘希腊人’这样一个‘蔑称’，为何被那些死到临头、却仍然坚持自己是罗马人的顽固分子所抵制。”
拉丁人在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后，先用希腊人这样的蔑称来指称真正的罗马人，就像日本人用“支那人”称呼中国人一样；之后自称罗马人，谋夺罗马的头衔，就像满清入主中原后自称中国人一样。因此，只是罗马头衔被意大利人掠夺了而已，根本不存在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之别，纯属虚构，所以，吉本不愿意使用“东帝国”的称呼。
也许，这样的企图很难成功，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的彻底征服，真正的罗马人变成了土耳其人，罗马的头衔终于被意大利人成功地抢去了，意大利人扛起了“罗马”的大旗，罗马人成了讲拉丁语的了。而真正的罗马人因为被奥斯曼征服而成为土耳其人，已无力申辩了，乃至忘却了，也不在乎了。之后，意大利人就编造了一个从意大利发源的西罗马帝国史，就像西班牙崛起之后，曾在编造说：11世纪，西班牙卡斯提尔的斐迪南一世率军攻入巴黎，并迫使德国皇帝向其致敬。试想一下，意大利直到19世纪中晚期才建立起统一国家，比希腊还晚，何以帝国传统荡然无存？
也就是说，奥斯曼土耳其对罗马帝国的征服，才最终帮助拉丁人成功掠夺了罗马的头衔。换个说法，拉丁人被称为罗马人是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东）罗马帝国之后的事。
因此，实际上，真正的罗马人不在意大利、而在小亚细亚，希腊人是意大利人为了谋夺罗马人的头衔而给真正罗马人起的“蔑称”，真正的罗马人讲希腊语、不讲拉丁语。
所以，R.魏斯在1969年出版的《文艺复兴对古代古典时期的发现》p144中说道：“文艺复兴运动披着希腊的衣钵，但归根结底还是罗马的。”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希腊无处不在，但本质上是罗马的，是君士坦丁堡的罗马，更不是雅典的古代希腊。“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整个论题诸多层面之一，即‘古希腊人’和‘拜占庭人’的区别，并不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认知范畴。”（《欧洲由希腊走来》p85）
娜希亚·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113 写道：
“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文物收藏研究向希腊古代的延伸……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希腊 - 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古典时期的雅典。”
即便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把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向古代延伸，也是延伸到基督教早期的希腊，是使徒保罗时期的希腊，而不是偶像崇拜时期的雅典的希腊。
直到17世纪早中期之前，在拉丁人和西欧人的意识认知中，希腊、希腊帝国、希腊人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希腊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是基督教的希腊，而不是雅典的希腊。
1542年，安德鲁·伯尔德在《知识概论第一书》中写道：“希腊的首府名叫君士坦丁堡；它将希腊领土……扩张到了匈牙利”，“重要地区和伟大国家”。
1554年，安德烈·泰韦在《雷旺达的宇宙志》中写道：君士坦丁堡是“希腊先民的首要及首府城市”，君士坦丁是“希腊末代基督教帝王”。
1568年，尼古拉·德·尼古莱在《东方航海和朝圣前四书》中说：“希腊人的帝王”很容易换取了“希腊帝王”的形象。
而且，希腊人的发源地和本土在亚洲，而不是在希腊半岛。
16世纪晚期，让·博丹在《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中说道：
“希腊人从阿拉克赛斯河（Araxes）、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叙利亚关口等地发源，一直扩展到达达尼海峡（Hellespon），从达达尼海峡扩展到多瑙河（Danube）、阿克罗斯伦安山（Acroceraunian）和艾米安山（Aemian Mountains）。他们占领了亚洲和欧洲附近的众多岛屿，将其变为殖民地，然后还占领了意大利。这些殖民地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被称为爱奥尼亚人，第二类是伊奥尼亚人，第三类是多利安人。”（注：阿拉克赛斯河为高加索南麓的河流，从土耳其东北部向东流向伊朗。）
这说明，在西欧人眼里，希腊人的（东）罗马帝国实际上是由发源于亚洲的希腊地区的罗马人建立的，相当于蒙古地区的回族人，其历史轨迹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轨迹相仿。也就是说，希腊在早期文献中其实是一个地理概念，在法国帝师以及西方最后一位基督教“史学家”博絮埃的《论普遍历史》中，埃及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在摩西时代都移民和殖民希腊。正因为如此，拉丁人才称罗马帝国的罗马人为希腊人，而真正的罗马人死到临头仍然坚决抵制希腊人的称呼，就像蒙古地区的回族人坚决抵制蒙古人的称呼一样。
这可以从14世纪阿拉伯世界的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那里得到证实。伊本·赫勒敦说：
“当时，在叙利亚地区有许多部落，有巴勒斯坦人、迦南人、以扫人、麦德彦人、鲁特人、希腊人、罗马人、亚摩利人、凯尔凯西人、位于摩苏尔和杰济拉方向的奈伯特人等。他们的部落多得数不清，族亲意识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以色列人很难巩固他们的政权和统治地位，国家一次又一次发生动乱，分歧直接影响到他们国家政权的稳定，经常有人起来造反叛乱，他们的政权从来就没有稳定过。后来更有波斯人和希腊人先后征服了以色列人，最终又被罗马人驱散，流散到世界各地。”（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p213-214）
“当时伊拉克地区的情况就不是这样，还有叙利亚也如此，当时这些地区的防卫力量是波斯人和罗马人，还有城镇的居民。当穆斯林大军征服了这些地方，从他们手里夺取了政权，他们便没有再进行反抗和制造麻烦。”（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p212）
这说明，希腊人原来是在叙利亚地区的以色列国内的部落，在以色列国被波斯帝国征服之后崛起，赶走波斯人（希波战争的真正历史背景，因此希罗多德至少是公元3世纪之后的人物），统治叙利亚，最后希腊人又被罗马人征服，同时，以色列人被罗马人驱散。而我们知道，波斯帝国是公元3世纪才开始崛起的，希腊人当此之后，而罗马人更在希腊人之后。至于我们现在看到西方把波斯分成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等各种王朝，那是为了把古希腊提前到公元前而故意泛化的，不是史实。因为中国历史文献清清楚楚地记载波斯的名称和年代，而且波斯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依此分析，至少在公元3世纪，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处于部落社会状态。从公元3世纪到7世纪的400多年里，叙利亚地区先后经历了以色列、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五个政权的轮番统治，就像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此起彼伏一样，呈现出一种极为碎片化、纷乱的状态。
能够说明希腊在亚洲的另一个例子是石油，欧洲十字军知道其源自中东，却称之为“希腊火”，可见，至少在欧洲十字军（拉丁人和西欧人）的观念中，希腊在中东。
因此，17世纪早中期之前的西欧人识破拉丁人的“奸计”——谋夺罗马头衔，在追寻自己和罗马帝国的传奇族谱的发祥地特洛伊古城时，依据传统说法和意识认知，他们来到了亚洲的小亚细亚寻找，而不是到意大利半岛。
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127-129记载如下三条信息：
1553年，贝隆系统描述了特洛伊废墟，实地丈量了城墙周长，并辟谣了“特洛伊废墟不复存在”的妄言。
1612年，托马斯·库亚特访问和登录了特洛伊废墟。
1632年，威廉·利斯戈为自己打造了一尊雕像并竖立于特洛伊废墟之上。
这些地表之上的废墟真的是特洛伊古城呢？如果特洛伊古城真的是公元前公元前12世纪，它会在地表吗？如果真的在地表，那会是公元前12世纪的吗？
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128写道：
“挖空心思地将废墟与'真实'特洛伊扯到一起的企图，给了我们一把衡量早期文物收藏研究局限性的尺子。可是，假如不充分意识到特洛伊在基督教世界以及在传说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千方百计去维护一个'虚构'特洛伊的真实目的。”
或许，对于拉丁人和西欧人来说，希腊文献太过“异域”，特洛伊虽然找对了亚洲，但具体地点到底在哪里呢？拉丁人和西欧人找对了吗？显然，雅克瓦基并不这么认为。西欧人早期的研究水平不但极低，还很随意，毕竟只是文学作品嘛！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早中期，在拉丁人和西欧人的意识中其实只知道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前的罗马帝国，再早期的历史由于缺乏纪年和史记传统早已知之不详了——这也超出了那个时代的认知能力，但还是知道其发源地在亚洲，就像让·博丹所说的那样。
“希腊”的华丽转身
之前说过，“希腊”文艺复兴时期在拉丁基督教徒眼里是一个蔑称，彼特拉克把它与“野蛮人”相提并论。
文艺复兴时期，不但在雅语中，“希腊人”是一个极具贬义、负面、黑暗的词汇，比如希腊畜生Graeculus，而且，在民间、日常口语、俚语中，对“希腊人”一词都有种种负面表达。比如斯宾塞在1971年出版的《公平的希腊，悲哀的废墟》一书中指出：在16世纪的英文和法文中，“希腊人”有时干脆就被直接当作“骗子、贪图享乐、醉酒寻欢、精神萎靡、道德败坏”的通用名词。斯宾塞还引用1625年彼得·赫伦在《微观世界：大世界里的小描绘》一书中提到的在当时流行的一句意大利语：“信希腊人必遭殃”。（《欧洲由希腊走来》p78-87）
“‘希腊人’沦为了‘异教分裂者’的同义词。”（《欧洲由希腊走来》p81）
“在纯粹基督教血统看来，希腊帝国沦陷无疑是对异教分裂者的惩罚和神圣审判。”（《欧洲由希腊走来》p82）
这种贬义的希腊是一种典型的拉丁视角，是意大利的沙文主义，这影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人。
那么，“希腊人”是何时且如何完成华丽转身的呢？
P.伯克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说道：
“对待希腊人的态度何时出现了质变，文艺复兴运动何时结束，回答这两个问题具有同样的难度。”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和派别去理解：基督教世界和奥斯曼帝国，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拉丁人和西欧人，宗教信仰者和泛神论者、世俗主义者。
对于“希腊”一词华丽转身，其历史背景是，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之后，拉丁天主教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试图联合希腊正教以振兴基督教罗马之后，“希腊”的贬义被淡化了。
随着16世纪早期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拉起，作为同是天主教的“分裂者”，希腊正教和新教走到了一起，也随着新教的胜出，“希腊”的贬义色彩消失，反而被赋予了变革的正面和褒义的含义。于是，“希腊”脱离基督教，成为偶像崇拜的代名词，乃至“希腊”一词咸鱼翻身最终成为世俗主义和辉煌文明的代名词——古典希腊。
只有完成了从贬义到褒义的华丽转身，才能为建构古代希腊奠定基础，否则，以一个贬义词去建构辉煌古希腊，岂不荒唐？
指鹿为马、时空错乱、层累变脸
基于西方中古和古代没有纪年法，以及近代以来纪年法的定型很晚，因此，文艺复兴之前，西方“历史”一片漆黑；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历史”一团乱麻，比如欧洲中心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何况公元前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整个公元400—1400年的千年，欧洲不存在历史感，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是如此。”
刘小枫在《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的“编者说明”中写道：“‘历史主义’这个语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的德意志，到19世纪中期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和哲学取向，这既与启蒙思想的历史哲学的形成有关，又与史学在19世纪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相关，其背景仍然是领土性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
科瑟勒克说：“18世纪最后三十年里，世界历史作为一门主导科学的地位已无可争议。人们同时意识到，这是一门尚未被写就的科学。借用康德的话：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开普勒和牛顿。”（刘小枫，《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p352）
西方的“历史”形成如此之晚，我们还能奢望其中世纪或古代史如何靠谱呢？不要说中世纪或古代史，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史，也是一笔糊涂账，也是伪史。
试图排除东方、尤其是中国对西方文明崛起的影响，建构起独创性、不受他者影响的、纯粹的西方文明史，不仅导致了一系列虚构，而且在证据以及解释上更是弄虚作假。
杜尔哥《普遍历史两论提纲》：“任何史述都无法回溯至书写发明之前，除非利用某种神话性的编年表。而只有当各民族由于商贸往来而相遇，并由民族自尊转为民族嫉妒的时候，才会不厌其烦地编造出这样的编年表。”
中国人在古史回溯时没有压力，所依据的逻辑体系是文献记载和祖先崇拜传统；西方人在回溯历史时，既要摆脱基督教神学史观，又要面对着中国历史编年的压力，于是，按照杜尔哥所说的，民族“妒忌”心理发作，开始系统性地、不厌其烦地编造。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写作不但在纪年法上不断编造完善、在时间轴线上把圣经编年进行拉伸，而且在空间轴线上西移，这表现在古代希腊所在的地域空间上。
《欧洲由希腊走来》p198注释②：
“种种迹象表明，在1650-1660年期间，出现了重新描绘古希腊的苗头。”
也就是说，到了17世纪中期，西方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古代的希腊。
到了17世纪末期，西欧旅行家枉顾希腊人的发源地在亚洲的认知，竟然到今天的希腊半岛去寻找希腊古代偶像崇拜时期的雅典城。
为什么西方会最终选定到巴尔干去寻找古代希腊呢？
因为这时候西欧人确定希腊帝国（版图包含巴尔干和小亚细亚）是其历史的根脉所在，希腊帝国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东部亚洲地区已经已经严重伊斯兰化，希腊基督教徒处于屈辱的被奴役地位，已经彻底沉沦，而欧洲部分的巴尔干希腊基督教徒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而享有相对自由，赢得西欧共鸣，所以，选择欧洲巴尔干部分作为古希腊的载体。这完全是出于情感认同，而非科学的学术研究，更是枉顾文献的传统认知。当然，更重要的历史背景是，欧洲在持续几个世纪的“中学西渐”中取得快速进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弱，西欧人对土耳其的恐惧消失，民族主义的“妒忌”心态作祟。
为什么又要选择希腊半岛而不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区呢？须知，此前也曾有过索菲亚的希腊、阿索斯圣山的希腊。因为希腊半岛的地缘状况类似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历史的地理特征。
大卫·休谟在其《论文选集》第65-66页写道：
“倘若我们环视这个地球就会发现，世上所有的地方，欧洲被海洋、山川及河流分割得最为惨烈，而希腊又位居欧洲所有国家的榜首。”
于是，从1670年代起，西欧旅行家强行认定今天希腊半岛雅典在当时奥斯曼统治下的一座叫米纳瓦庙（在奥斯曼之前为无名神庙）为巴台农神庙，而把该庙所在的城堡强行称为卫城，无视当地说法和传统其他文献说法，无视17世纪早期雅典古代遗址早已荡然无存的说法，可谓“指鹿为马”（参阅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p192-204、267、286）。
于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向古代推进的结果，就是偶像崇拜时期的雅典的希腊横空出世。
娜希亚·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319写道：
“18世纪中期，兴趣的焦点转移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意大利和古典时期的希腊身上……源自对古代希腊兴趣的术语和源自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兴趣的术语，在18世纪中期开始相互融合……都是新欧洲主流意识的直接产物——18世纪的欧洲全景图恰好隐藏在16世纪的意大利抑或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背后……直接关系到有关寻找时代进步及‘欧洲民族’振兴起源的种种质疑……努力发现一个价值相符并能够诠释今天的过去……尽情收获有关点亮欧洲之光的所有发现和思想源泉了。”
最终抛弃索菲亚的希腊、阿索斯圣山的希腊而选择今天雅典的希腊，不但在于寻根问祖、托古言志，还在于诠释当时西方进步之“天命所归”，因为地理类似。与其说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是由于古典希腊和文艺复兴，不如说古典希腊和文艺复兴被建构出来用以解释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以掩盖“中学西渐”和西方的“中国化”，以掩盖“文艺西传”。因为整个文艺复兴期间和17世纪早期，西方人根本就没有古代希腊的意识，遑论古典希腊了。
如图10所示，最后我们看到，古希腊的版图跨越了爱琴海，一半在小亚细亚，另一半在希腊半岛；前者基于早期认识，后者基于后来的情感因素而“指鹿为马”。建构这种古希腊版图符合西方近代崛起的特征，可以解释西方近代崛起强大的历史缘由。
↑图10：古希腊的版图
必须说明的是，从15至17世纪早期，在拉丁人和西欧人的意识中，希腊基督教帝国在今天的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巴尔干地区，而希腊的古代或古代希腊在这时候指的是基督教早期的希腊。至于基督教早期之前的希腊，即在使徒保罗传教的雅典之前的偶像崇拜时期的雅典以及希腊，则是在17世纪末期才在西欧人的意识和行动上产生并化为现实，此前则是一片空白。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130写道：“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以探索与发现为特征的东地中海之旅，却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缺——雅典”，“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还早两个世纪”。
而即使这个时候，完全世俗化的古典希腊还未产生，这要待到欧洲人基本完全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之后才会出现。因为，此时还在相信神圣启示而没有理性精神的欧洲人是不可能去“发现”和“编造”理性的、世俗化的、哲学的、科学的古典希腊的。
西方什么时候基本完成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呢？
根据对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文件的研究表明：
从17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用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先长期沿用且不可替代的官方术语“基督教世界”，开始被术语“欧洲”所替代。这说明摆脱基督教的世俗化的古希腊阔步向前。到1714年，术语“基督教共和”完成了在官方文件——乌德勒支和约上的最后一次谢幕。从此，这一术语在官方文件上彻底消失。这表明，西方社会基本完成了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参阅《欧洲由希腊走来》，p28-29）。
没有什么进步，比世俗社会转型的意义更大的了，而且世俗社会转型是其他发展进步的基础：理性、哲学、科学、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
从博絮埃（17世纪末期）、维柯（18世纪初期）、伏尔泰（18世纪中期）对神意的态度，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社会转型的进程。博絮埃认为，神意不可捉摸，不可妄揣神意，捍卫着基督教这杆“红旗”；维柯认为，神意可以捉摸，可以揣摩神意，“打着红旗反红旗”；伏尔泰认为，神意不必捉摸，不管它，抛弃之，把“红旗”扔了。这说明，基本完成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已经在学术思想领域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浪潮。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来世俗史作为基督教圣经史的附庸，到后来基督教圣经史成了世俗史下的宗教文化的一个分支——教会史。
虽然“指定”了雅典的地理位置，但此时、即17世纪末期的古代希腊还是一片混沌、一团乱麻，待到了温克尔曼《古代美术史》出版的时候，古代希腊的分期（远古风格、崇高风格、典雅风格、模仿风格）才清晰起来，古典希腊的建构才逐步浮出水面，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成熟、成型。
当古典希腊经过18世纪酝酿和19世纪编造完成之后，西方把世俗化的古典希腊置于偶像崇拜时期的希腊之后而略早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后来，又以轴心时代冠之。
为了超越悠久的中国历史编年，西方又把远古希腊也定位于今天的希腊半岛：1870年代施里曼在今天的希腊半岛发现迈锡尼遗址，1878年卡洛凯里诺斯在今天的克里特岛发现了米诺斯王宫遗址。
再次枉顾早期博丹关于希腊人发源地的记载等早期西方人的意识认知而“指鹿为马”。虽然考古学在西方发展得早，但在应用上却极不严谨，乃至近乎戏谑，就像早年徐中舒先生在田野考古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推断“仰韶为夏民族曾经居住之地”一样，基本上属于猜测，瞎对应；而实际上，西方近代以来的考古莫不如是。
所以，把希腊人发源地“指鹿为马”地定位于今天的希腊半岛是17世纪末期才开始的事，希腊实际上是亚洲。所谓希罗多德、修斯底德和色诺芬关于希腊等“历史”记载所依托的地理空间，实际上发生地在亚洲，而不是今天的希腊半岛和欧洲。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想见，文艺复兴以来的那些民族、国家、人物等概念产生的时间都是公元后的、乃至阿拉伯帝国崛起前后的（东）罗马帝国时期的。
娜希亚·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92写道：
“从16至17世纪西方旅行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希腊给人的印象是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说它无处不在，是因为古希腊作家不费吹灰之力，就伺机钻进了那些拉丁作家连篇累牍的游记作品中……在他们的叙述中，从伊利亚到亚细亚再到埃及，处处遍布着希腊的痕迹。总之，希腊这一名字及其声誉早已名扬天下……说它无处可寻，是因为……探寻希腊的份额却微不足道，稀疏零散。在他们的游记叙述中，曾是历史上最辉煌的古希腊城市却只字未提，毫无踪影。”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希腊名人”如雷贯耳而“古典希腊城市”却只字未提、毫无踪影？何以如此分裂？
因为这些所谓的“古希腊作家”实则是（东）罗马帝国时期的人物，而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是罗马的，在当时西方人的意识认知中，希腊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是拜占庭的希腊，是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所以，根本无需提及所谓的古典希腊时代的城市。而之所以在今天的人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人物和古希腊城市处于分裂状态，实则是由于后来西方编造、伪造历史的需要而把（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作家附会成古希腊作家所造成的错觉，是伪史所造成的错误认知。也就是说，西方人把差不多是同时代的拉丁中世纪和希腊帝国（拉丁基督教教徒的视角）误认为中世纪和古希腊了。
克利斯特勒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艺术》p25写道：
“意大利人文学者与他们的拜占庭老师和同行分享着被运入西方图书馆的大量希腊文稿，古代希腊文学的文本便保存在这些手稿里，而此时拜占庭帝国正受到土耳其征服者的威胁并最终被其摧毁……他们逐步将古希腊文献全部翻译成拉丁文，在我们意识到文艺复兴时期只有极少数学者知晓和掌握希腊文时，这一工作更是令人肃然起敬，那时拉丁文仍是整个西欧学者通用的阅读和书写语言。到1600年，人文主义的译者们已经向西方读者奉献出完整的古希腊文献的拉丁译本。”
这里，克利斯特勒强调从即将被土耳其摧毁的拜占庭帝国西运而来的希腊手稿中的“古代希腊文学”，为什么是古代？同样是因为伪史所造成的错误的认知。在我看来，这些希腊文稿都是（东）罗马帝国和蒙古西征和郑和下西洋后“中学西渐”时期的希腊作家的文稿。
从学术的意义上讲，西欧人完全搞错了。但是，对于西欧人来说，无所谓或者说本系刻意为之，他们要的就是让辉煌的“古典希腊文明”落地生根于欧洲和“轴心时代”，以及超越悠久的中国历史及其编年，建构起不受他者影响的、纯粹、内生的完全自主性文明，满足其民族主义的变态虚荣心罢了。
据《欧洲由希腊走来》p309-310记载：
“毋庸置疑，且无须深入考证，当时，无论“大旅行”家们走何条路线，意大利都是必须访问和经停的地方。可以好不夸张地说，18世纪的大旅行和意大利之旅几乎具有同等意义。”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18世纪，希腊根本就够不上这一旅行传统的组成部分，最多只能算是中途驿站。尽管此时的希腊之旅表明了某种承认历史真实的新态度……但仍旧无法推翻这一事实：在那些来自北部旅行家的心目中，意大利、尤其是罗马，仍然保持着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核心地位。”
可见，直到18世纪，“言必称的希腊”还未成为欧洲人意识中的“常识”，雅典还未成为朝圣目的地，只是意大利之旅的附属项目，可去可不去，更滑稽的是，那些对建构古典希腊作出突出贡献的西方学者压根儿就没有去过希腊半岛。
世俗化的古典希腊建构和古典希腊历史写作是两回事，对于成熟的世俗化历史写作（《风俗论》摆脱神学史观）而言，对于古典希腊历史写作而言，18世纪还处于古典希腊的酝酿建构阶段，古典希腊历史写作真正成熟于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期的格罗特和杜鲁伊。
可以这么说，18世纪是古典罗马史的世纪，19世纪才是古典希腊史的世纪。
“言必称希腊”，这句响彻云霄的口号其实还不到200年。但是，我们一直误以为已经有2000多年了。
我们可以对此作出一个梗概性的总结：文艺复兴至 17世纪早中期，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是欧洲人的朝圣之地；从教皇振兴罗马、大兴土木的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意大利的罗马城后来居上成为欧洲人的朝圣之地；19世纪中期开始，希腊半岛的雅典才成为欧洲人以及世人的朝圣之地。
不但古典希腊的诞生很晚，而且，不受他者影响的古典希腊以及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诞生更晚。借用杜尔哥所说的“编造”，西方人不但在时间纪年和空间地理学上编造，还在历史事件上编造，可谓“全产业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造假。
在1681年博絮埃的《论世界历史》中，记载着希腊从摩西时代开始就被埃及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殖民的历史。
根据贝纳尔《黑色雅典娜》，从希罗多德到米特福德（1829年），西方文献都显示古希腊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也就是说，希腊文明是“亚洲化”的。
但是在缪勒 （1820年代）及其之后的西方著作就把这一点给排除了，古希腊就成了自主的、纯粹的、不受他者影响的了！
再到19世纪末期德伊罗森提出亚历山大不只是一个蛮夫，亚历山大是个有宏大政治理想的伟人，他使希腊文化广播达中亚。于是，不但“亚洲化”的希腊被排除了，还反说亚洲被“希腊化”了。
在西方人的眼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人凌辱”。这恰恰反映了西方没有真正的历史，或者说，有历史的时间很短。
可以再举一个精彩的典型事例，即《雅典学院》（详见《欧洲由希腊走来》p87-90）。
图11为著名的《雅典学院》，实际上，该图名不副实。
↑图11 《雅典学院》，实际上是受中国“稷下学宫”影响
该图是拉斐尔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命令下于1510年进行的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题的圣画项目”，以展现“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神学的荣耀”。
在对这幅画的诠释上，乔治·瓦萨里在16世纪上半叶解释为“一群正在探讨问题的神学家”，还认出中间一位为“福音的传递者马特”。
之后，1550年，乔治·吉西又把该画解释为“使徒保罗在雅典宣讲福音书”。
1638年，有人将该画命名为《雅典学院》（可能是法国旅行家马奎斯·德·塞涅莱）。
1695年，该画的名称被确定为《雅典学院》并成为今天人们的“常识”，即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题，展现古希腊对知识——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的渴求，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以及展现了古典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罗宾·希利在其所著《1900之前的意大利文学》一书中写道：
“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新版《君主论》（英文版，1954年）：现在这部书并不是新发现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而是老的熟悉文本的翻新（refurbished），几乎是完全重写的；……该书是人为再造的（artificially reconstructed），解释当今政治，而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政治，这是问题的根源。”【出处：Robin Patrick Healey: Italian Literature Before 1900 in English Transl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p.180】
这些实际上就是“层累”和“变脸”。西方“历史”中存在大量、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层累”和“变脸”，比比皆是。
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到雅典的希腊，雅典的希腊又分出一个古典希腊，再到迈锡尼的希腊、米诺斯的希腊、乃至基克拉底的希腊。
“层累”，可以把事物的本来面目歪曲得面目全非，既可以美化、乃至神化，也可以丑化、乃至妖魔化。
甘阳、刘小枫在《西学源流》丛书总序《重新阅读西方》中写道：“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
中西方的古史形成都是“层累”的？是的，中西方古史形成都是“层累”的。层累，只是现象，不是本质；层累的本质是每一个辉煌文明的溯源而已，每个文明崛起之后都面临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源自哪里？人类是怎么起源的？天地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层累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层累的逻辑体系。
中国古史层累的逻辑体系是祖先崇拜传统和文献记载，西方古史层累的逻辑体系是神学史观、面对中国历史编年的压力、民族“妒忌”主义。西方的这种层累的逻辑体系造成了西方“历史”存在极为严重的时空错乱，宗教、故事和历史一团乱麻、难分难解，“关公战秦琼”、“猪八戒战张飞”比比皆是。
西方古典希腊的伟大，是逐渐增加的，是以后来的理念逐步赋予的，即层累的。在古代希腊于17世纪末期慢慢被建构出来后，于18世纪初期古希腊被赋予的主要是文学、艺术以及科学等上的辉煌，这里的科学主要是技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涵义。这就要涉及到西方社会的进步以及西方语言的复杂问题导致不容易廓清迷雾：希腊语、拉丁语、早期意大利语、早期法语、早期英语、早期德语以及现代英语等。后来，古希腊又被逐步赋予思想、哲学上的辉煌，到18世纪末期又被赋予民主政治上的辉煌。当然，西方人会说这是他们逐渐发现了古希腊的辉煌。以现代人的思想和认知去发现古代人的思想状态？雅克瓦基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以为使用了同样的词，就可以随意张冠李戴，将后来的意义强加给当时本不具备这些意义的时代。”（《欧洲由希腊走来》p91）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欧洲中心论的对立面：东方主义。欧洲人有一个神话：西方人发现好望角，发现印度，那里的人们处于封闭和未开化状态。而实际上，阿拉伯人早就已经发现好望角了，亚非处于极为开放和繁荣的东方全球化状态，真正孤陋寡闻的、封闭的、未开化的是欧洲人。
中西方历史涵义的不同
西方伪史之所以不容易揭露，主要是因为一下几点：
1. 西方话语权和种族主义；
2. 早期希腊文和拉丁文难懂；
3. 语言发展导致近代早期语言晦涩难懂；
4. 各种语言的翻译、再翻译导致意思变化；
5. 史料的不同文化背景；
6. 社会进步导致词意变迁，如早期智慧和占卜、哲学和炼金术是同义词。
而中国历史自古都是统一语言和文化背景，简单直接，没有弯弯绕绕。
如果进行中西方历史比较，我们就能发现，中国古史体系成型于司马迁的《史记》，而西方“古史”体系成型度堪与之相比且年代最早的只有1924年的《剑桥古代史》，此前西方所有古史著作都不能与《史记》相提并论，包括兰克晚年的《世界史》。
但细细思量，从成型度来讲，《剑桥古代史》真的能与《史记》相提并论吗？
刘家和先生在拱书玉所著《西亚考古学》一书的《序》中指出：
“我们过去常会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以后此书以单册的形式出第二版，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三版。关于近东、西亚的史料及论断，新本对于旧本的补充和纠正的地方真太多了，简直令人要刮目相看。”
可见，《剑桥古代史》并没有成型，所以，从成型度来看，《剑桥古代史》还是不能跟《史记》相提并论，相差甚远。
从反映的史实来讲，《剑桥古代史》只是建构起来的“历史故事”、是伪史，根本不能和真实历史记录的、且屡屡为考古所证实的《史记》相提并论，甚至都不能和《隋唐演义》相提并论！
西方“历史”（拉丁人和西欧人的视角）的真相是，从13世纪之前的基督教文字的文盲社会，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引领的文艺复兴运动（相当于中国的《诗经》），转变为以基督教为主导的、伴有巫术、占星术、神秘主义等多元化的神学史观的文学；再经17 - 18世纪的博学时代和启蒙时代，从多元化的神学史观的文学转变为民族、国家和帝国等故事的世俗文学；最终在19世纪，文学和“历史”分道扬镳，“历史”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600年前后，斯卡利杰以中国历史编年为参照草拟了一套圣经编年和基督教圣经史，后来不断完善。并以此圣经编年去框定其它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世俗史，之后，世俗史又后来居上把基督教圣经史纳为自己的一部分——教会史。这就导致我们只知道西方历史是耶诞纪年，却不知道耶诞纪年源自圣经编年，而圣经编年源自中国历史编年。但西方人有意无意“去中国化”，遂编造了耶诞纪年的创立者——公元5-6世纪的狄奥尼修斯。
西方“历史”真相除了上述社会进步、社会转型和纪年法这一时间逻辑外，还有一个空间转移逻辑，即西方近代以来此起彼伏地崛起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先后崛起，先后参与西方古史写作，各自在西方古史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以及共同的位置，最终拼凑而成今天的西方“历史”体系。
从中世纪纯粹的基督教圣经史，到文艺复兴后直至18世纪初期的以基督教圣经史为主导的圣经史和世俗史的混合史，再到19世纪纯粹的世俗史，西方的世俗“历史”概念真的很晚很晚。而该世纪又是种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世纪，其历史真实性可想而知，为了建构纯粹的、自主的、不受他者影响的西方文明史；为了圆这个“谎言”，西方需要制造千千万万个谎言。
于是，西方发明了所谓史料批判、史料校勘、考据法、历史哲学、原始资料、科学方法等学术方法，其实，西方用这些方法来建构伪史，而不是还原历史；用来歪曲“历史”，而不是还原真相；是用来建构欧洲中心论，而不是跨文化交流。西方利用这些所谓的方法建构起庞大的欧洲中心论，把神话、宗教、上帝、耶稣驱逐出“历史”，把荒诞不经的、明显故事性的文学删改掉，把希腊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的历史、把希伯来对希腊文明的影响、把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把中国对西方的影响等全部剔除掉、把西方“历史”溯至比中国更为古老的年代。不但如此，西方从18世纪起建构了在文学、艺术、建筑、理性、哲学、科学、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远比中国辉煌的古典文明，从而建构起一个世俗版的上帝之城——辉煌的、自主的、内生的、纯粹的、“言必称希腊”的古典希腊文明，从而使其民族保持一种荣耀和昂扬向上的心态，尽享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敬仰。但是，“18世纪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会声称欧洲是由其自身创造出来的。”（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p177）
尽管西方“历史”在19世纪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只是拼凑起来的“历史故事”，根本不靠谱。如上所述，西方人利用各种所谓的学术技术来建构伪史，而不是还原历史，或者说，这是西方人的“历史”概念，而不是中国人的历史概念，中西方的历史传统是不同的。中国历史是实录史，西方历史是建构史、西方古史是无中生有、西方近代史是移花接木（去中国化、移花接木于古典希腊）；中国古史是自然原创史，西方古史是刻意模仿史；中国历史主要是古文经学传统，西方历史主要是今文经学传统。
龙、黄色、历史，同一个词汇，其实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义是不同的，乃至相反。因此，千万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历史”一词的涵义是相同的，千万不要以中国历史的概念标准去理解西方历史。
对于西方人来说，历史真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实利益。西方的历史写作是实现其现实利益的工具，是服务于其现实利益的，是实现其现实目的的手段，是表达思想、情感、利益诉求的载体和平台。
历史不同于哲学，哲学可以在理性王国里自由驰骋，但历史不行，历史必须脚踏实地。由于西方“历史”的上述特征，西方才有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但中国历史总体上不是如此，中国历史“这个小姑娘”只有一套打扮，那就是《二十四史》，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并不容得当代任意建构，故切勿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一句话：从蒙古西征到1800年，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而古典希腊文明是中华文明在西方投射的“海市蜃楼”，从逻辑上来讲，古典希腊指的就是中国；之后，西方把其文明成就“移花接木”于“无中生有”的古典希腊。
也就是说，西方为了解释其近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又要排除史实上的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起源和决定性影响，建构起自主、纯粹、内生、不受他者影响的欧洲中心论历史，只能去虚构伪史，弄虚作假，去虚构一个根本不存在、子虚乌有的古典希腊文明。
最后，我想引用英国著名诗人威廉·怀特黑德在1759年写的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希腊和罗马的教条已经太多了，他们
耗尽的智慧宝库已失去了迷人的魔力，
尽管对我们徒劳的挣扎还有些许补救，
但我们的成功在芸芸众生中已经枯萎……
今夜，诗人煽动雄鹰的翅翼乘风而起，
飞向光之源头去找寻异域文明的新奇，
在中华帝国的领地采撷孔夫子的智言，
大胆地从东方带到不列颠子民的耳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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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 13:3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