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君：从面对欢呼到面对枪口：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最后时刻

大参考

　　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辉煌一些，哪怕只有短短的瞬间。可是，当你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被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甚至用子弹或其他什么东西结束他们的生命时，你就会觉得，有时候，某些曾经亮瞎人眼的“辉煌”或许只是一个慢性发作的引子，危险其实早已埋藏。

　　近30年前的东欧剧变，导致东欧国家政权纷纷瓦解，但罗马尼亚的情况更为剧烈，罗共中央ZSJ、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在逃跑途中被抓获，随后经特别军事法庭匆匆审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89年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罗南部登博维察宪兵营厕所前一块空地上被处决。

　　执行枪决任务的有三个人：伞兵上尉伊奥内·波伊鲁，军士吉尔金·奥科塔维恩，军士多林·瑟兰。虽然已过去多年，波伊鲁现在回忆起当时射杀齐奥塞斯库夫妇时的情景，内心仍有一丝惶恐，他说，自己还是感到紧张。

　　在前往登博维察宪兵营时，波伊鲁只被告知是去执行一项神秘任务。当到达指定地点时，他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齐奥塞斯库，就在几天前，这个人还是罗马尼亚的绝对统治者。

　　审判很富有戏剧性，波伊鲁和他的伙伴在庭审期间担任警戒。宣判结束后，他将齐奥塞斯库夫妇带出审讯室，齐奥塞斯库高唱《国际歌》，而他的妻子埃列娜则没有那么镇静，大骂嘲笑她的一名军士“混蛋”。波伊鲁命令两人站到墙边，随即，一串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扫向他们。

　　一切如此之快，以至于负责记录审判和处决的摄像师都来不及拍摄，他只拍到最后几发子弹射出，以及瘫倒在地上的两具尸体。

　　尽管如此，仍有人认为后来的行刑视频片段是补拍的，因为当时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死亡，视频中的镜头只是行刑者朝尸体开枪，因为摄像师没有抓拍到最初行刑的一刻。

　　然而，就是这几秒钟，让后来波伊鲁的生活始终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

　　“我仍然对此感到紧张。我结束了两个生命。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在战争中，那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射杀赤手空拳的人，那就困难得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尽管我的工作就是杀人。”

　　不过，波伊鲁并不为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感到遗憾，这个政权给人们带来的是恐惧、贫困和被剥夺感。波伊鲁的家庭也是受到这个政权迫害的数百万家庭中的一个。

　　波伊鲁相信，他的子弹结束了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生命，因为奥科塔维恩和瑟兰当时都出了点状况：前者在射击命令下达后停顿了两秒，而后者则可能由于紧张，忘了把枪设到自动射击状态，在命令下达后，只射出几个单发。

　　在波伊鲁看来，齐奥塞斯库夫妇“仍然很相爱”，尽管法庭的判决是分别行刑，但是他们坚持要求一起被枪决。波伊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杀死他们之前这样做，会令他这个行刑者的内心略得到一丝安慰。

　　“我射击得非常快，我想让他们有尊严地死去。”在射出子弹的那一刻，波伊鲁隐约觉得身后正架着一挺重机枪，雨点般的子弹可能在他们射杀齐奥塞斯库的同时打进他们的后背。他觉得，身为如此大胆的行刑者，他们有可能被“清除掉”。

　　从小在学校里接受的政治理论，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残酷斗争，让波伊鲁那一代罗马尼亚人对政治骚乱的代价深信不疑。“所有的革命都需要流血，革命还会吃掉它的英雄。”

　　当他见到了齐奥塞斯库夫妇时，他才知道他要完成的“神秘任务”。“上尉，你能行吗？”“是的，能行。”波伊鲁说，作为军人，这是他唯一可以作出的回答。

　　罗马尼亚陷入混乱后，波伊鲁所在的伞兵部队士兵在秘密收听欧洲电台的广播，跟踪外面的形势。他们称这种广播为“小蜥蜴”，尽管政府对宣传把持得很严，但是还是留下了一道缝隙。

　　12月21日，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要他们效忠齐奥塞斯库，这个在不到一周后被波伊鲁枪决的共和国总统。上面要他们不要相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誓死支持和保卫齐奥塞斯库。

　　第二天的事情令波伊鲁和他的战友们感到震惊：象征着权力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被示威者占据，齐奥塞斯库夫妇乘坐直升机从那里逃走了。

　　“士兵们兴奋地高喊着，那些人们，你原来认为他们完全支持政府，现在爆发出兴奋的呼声。我们拿出了藏着的酒，一种劣质的白兰地，大喝起来。”

　　随后几天，他们呆在兵营里，无聊，但很紧张。就在出发前，瑟兰还对波伊鲁说，你说，如果我抓住了齐奥塞斯库，我该怎么办？他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参加了一项神秘任务：为军事审判齐奥塞斯库担任警戒，并且执行法庭作出的枪决判决。

　　现在看来，这是个很糟糕的愿望。执行完死刑后，大家乘坐直升机返回，但是机上人太多了，有检察官，法官，还有军方高级官员。因为实在没有地方，刚刚执行完枪决的瑟兰只好挤坐在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旁边。波伊鲁回忆说，他看上去很可怜。

　　当时的罗马尼亚总理皮特雷·罗曼在接受法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当时匆匆作出枪决齐奥塞斯库的决定，是因为有传闻说忠于他的军人要来解救这对夫妇。

　　在行刑结束后的第五天，即1989年12月30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安葬于布加勒斯特的根恰公墓。

　　从2013年9月起，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执行死刑的军营改建成博物馆，人们可以进去参观，看他们被枪决时背后的那堵墙，以及那段走廊，在那里，齐奥塞斯库曾请求行刑人员放过妻子，他愿意自己一人承担责任。

　　政权垮台，领导人势必要被清算，但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无疑在这类政治领导人中也是很凄惨的。其实，一个政治人物的霉运，通常只需要三样催化剂：大权独揽，个人崇拜，任人唯亲。这三样，齐奥塞斯库都占全了。

　　1965年3月，罗马尼亚ZG领导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病逝后，齐奥塞斯库当选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成为新的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后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后，齐奥塞斯库当选为罗共中央ZSJ。1974年，在齐奥塞斯库的策划下，罗马尼亚实行总统制，齐奥塞斯库成为总统，且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大权。

　　正是从这时开始，齐奥塞斯库开始表现出极强的权利欲，他几乎把持了国家系统中所有最重要的职务，一人兼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ZSJ、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等党政军最高职务，成为罗马尼亚一切的主宰，甚至连该国一平方米种的玉米数都要由他决定。

　　个人大权独揽必定导致个人崇拜的出现，而那种万众欢呼的场面，让齐奥塞斯库很是受用。每次到各地考察，当地官员必定组织群众参加欢迎，不管天气酷暑还是寒冷，所有人都要情绪饱满地沿街站立，以最高的礼仪来欢迎这位国家领导人。

　　在齐奥塞斯库掌握最高领导权的20多年间，这种歌功颂德的模式始终保持着。开会讲话时，每隔几分钟，就有官员带头鼓掌，还高呼政治口号，以凸显齐奥塞斯库的权威和伟大。

　　除了自己大权独揽，齐奥塞斯库在任用官员上也是以自己的好恶来决定，更多地是提拔自己的家人和身边人。例如，他的妻子埃列娜本来只是工人出身，后来上了大学，当上了工程师。可是因为有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丈夫，埃列娜就开始飞黄腾达，先是当选中央委员，后进入中央政治常设局，成为罗马尼亚实际的二号人物。

　　埃列娜经常陪同齐奥塞斯库出访。按惯例，作为总统夫人，陪同丈夫出访也属正常，可实际上，每次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走下飞机，可不同于一般的总统夫妇，这实际上是罗马尼亚一号和二号人物同时亮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政治人物也不例外。1973年3月，齐奥塞斯库携夫人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将军给予他们热情接待。访问中，庇隆夫人、副总统兼议长伊莎贝拉·庇隆夫人给埃列娜印象很深，有人认为，这次访问刺激了埃列娜的政治欲望。

　　齐奥塞斯库也一样。虽然贵为一国总统，但是，访问朝鲜期间，看到金日成的“巨大威望”以及群众夹道欢迎的盛大场面，听惯了好听话的齐奥塞斯库也禁不住激动万分：气球飞升，鲜花如海，群众高举花束齐声高喊，声震云霄。还能说什么呢？当伟大领袖的感觉真好！

　　其实，这正是此类国家的悲哀。一个领导人访问，接待国官方组织点欢迎、献个花就得了，非要搞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才好？访问能带来多少实际效果还是个未知数，就先要把群众累个半死。可是，这种场面确实有烈酒的效果，平壤之行让齐奥塞斯库找到了感觉。

　　1979年罗共十二大后，好拍马屁者又将齐奥塞斯库捧为“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后又进一步称齐奥塞斯库是“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人道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等。埃列娜也不例外，被尊称为“党和国家的卓越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光辉的国务活动家”。

　　齐奥塞斯库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但是掌握大权后也喜欢上享受，到处建别墅行宫，子女也喜好奢侈，给外界留下非常负面的印象。

　　树立权威，就必须管控社会。1980年，齐奥塞斯库颁布了颇为荒诞的《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凡拥有打字机的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这样的社会何谈活力？不老实的人会受到整肃，老实的人最后会蜕化为懦夫。

　　在罗马尼亚曾有一个笑话：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敬爱的总统齐奥塞斯库同志。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

　　一个轻松自然的社会才是真实的，可靠的，长久的。在朝鲜官方拍摄于1978年5月的纪录片中可以清楚看到，朝鲜为齐奥塞斯库访问安排的隆重欢迎仪式，金日成和齐奥塞斯库坐在主席台上，整个体育场内是沸腾的海洋，看台上的观众用彩板拼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万岁！”

　　这种场面是何等壮观！可是，齐奥塞斯库万岁了吗？在朝鲜，欢迎他的时候半个平壤市都动起来了，可是，在登博维察宪兵营厕所旁边的空地上，执行军事法庭判决的只有三个军人，和几个没来得及架好摄像机的人，冷清，肃杀。这与当年在朝鲜面对万众欢呼的场景天壤之别。在返回布加勒斯特的直升机上，也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仿佛是一小队送殡的队伍，从空中掠过。

　　过度的“辉煌”总会被冰冷的结局代替。在1989年的圣诞节，齐奥塞斯库夫妇凄惨地死去，对于万分重视仪式的他们来说，无论是审判还是行刑都显得极为匆忙、杂乱。

　　曾经欢迎过他们的金日成也早于1994年去世，不过，他的高大铜像还矗立在平壤，和他的儿子金正日站在一起，每天都会有人去瞻仰，也会经常有活动举行，依然十分隆重。

　　相比之下，倒是同样在华盛顿接待过齐奥塞斯库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自1981年卸任后轻松自在，从事繁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他是一个出色的木匠，对盖房子情有独钟。自1984年起，卡特每年都会抽出一个星期，参与年度“吉米·卡特工作计划”。他亲自参与施工，为无家可归者搭建福利房。

　　美国人说，卡特不当总统时，比当总统时更称职。因为，他只是一个热心肠的老人，白宫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大学生四年里住过的宿舍。没人喊他万岁，可他依然健康地活着，今年已94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