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君：徐锡麟的惨死与端方的“宪政”

大参考

　　端方，晚清大臣，担任过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乃朝廷封疆大吏，就权力所及而言，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北一带的事他全管过，用今天组织部门的话说，履历完备，经验丰富。

　　端方出身也好，满洲正白旗，从小过继给伯父桂清。桂清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当过同治皇帝的老师。所以，端方是正经八百的高干子弟。

　　（端方）

　　戊戌政变之后，大清已经风雨飘摇，貌似华丽宫殿，其实已如一座破草屋，只差一脚便倒。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出逃陕西，而那时端方正在陕西主事，接驾有功，因此更得慈禧太后赏识。

　　端方有学问，有能力，支持教育改革，也很会拉关系，人际形象较好。1905年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去欧美考察宪政，端方就是其中之一。在很多人眼中，端方是一个改革派的好官。

　　但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开始兴起，身为地方大员的端方不断替朝廷“平息乱党”。而他与革命党结下的最大梁子，就是他于1907年下令处死光复会重要成员徐锡麟，方式是极其残忍的凌迟。

　　徐锡麟，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成为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光复会主张用暗杀、暴动等极端手段解决满清高官。可是，要暗杀就得能接近高官，于是徐锡麟捐了个官，成为安徽巡抚恩铭身边的人。徐锡麟做事精干，也很殷勤，深得恩铭信任，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

　　徐锡麟不像现在那些没出息的贪官，接近书记省长就是为了向上爬捞黑钱，他心里只有灭清、建立共和，心里一直盘算着刺杀恩铭。

　　（安徽巡抚恩铭）

　　1907年2月，徐锡麟和秋瑾商定在安徽、浙江同时举行起义。起义原定在7月19日，但因一会党成员被捕，招出一些起义人员暗号，起义被迫提前。

　　此时，两江总督端方急电恩铭缉拿乱党。恩铭将名单给徐锡麟看，徐锡麟发现自己的暗号就在其中。于是，徐锡麟觉得无法再等，决定于7月6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时起义。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趁向恩铭呈递毕业生名册时，突然拔枪对恩铭连开7枪，恩铭当场毙命。很快，闻讯赶来的清军与起义人员展开激战，4个小时后，起义失败，徐锡麟被俘。

　　徐锡麟从被俘到审讯到被处死，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审讯时，徐锡麟与藩台冯煦有下面一段对话：

　　冯：恩帅对你不错，你为什么要害他？

　　徐：他对我不错，那是私人交情；我杀他，那是公事。我不能公私不分。恩帅怎么样了？

　　冯：明天就要杀你祭他！

　　徐：这么说死了？好啊，好啊。他死了，我就是被你们剁了也心甘了。

　　审讯完毕，按规定要给死囚留影。拍完一张，徐锡麟不满意，要求再补拍一张。审讯的人问为什么。

　　徐锡麟说，刚才那张没拍好，怎么好意思留给后人？

　　于是，照相的就又给徐锡麟拍了一张。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著名留影徐锡麟就义照，虽然也看不出多少笑意，但是双目炯炯有神，大义凛然。

　　（行将就义的徐锡麟）

　　次日晨，徐锡麟于安庆巡抚衙门东辕门外，被凌迟处死，年仅34岁。

　　徐锡麟死得很惨，他先是被砸碎睾丸，胸膛被剖开，心肝被挖出，以祭奠死去的恩铭。据说他的心肝后来被士兵拿去炒食。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最残酷的一种极刑。实际上，清朝从1905年后就不再使用凌迟，为什么徐锡麟会被用凌迟方法杀死？有人说，这是恩铭妻子要求严惩。可是，一个家庭妇女能命令两江总督？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端方此举是为震慑革命党人。

　　这样，徐锡麟就成为正史上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

　　受审时，徐锡麟写下供文，行文充满革命者之豪气：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欲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其专制力量……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

　　“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剁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杀学生，是我诱逼他们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陈伯平与马宗汉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自知必死，可拿笔墨来，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

　　端方用凌迟处死徐锡麟，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按照徐锡麟的说法，端方本人也在革命党的暗杀名单上，而且排在铁良、良弼等人前面。可是，端方不会想到，在他杀死徐锡麟仅四年后，他本人就在新军起义中被砍头。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大规模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为剧烈。为了灭火，清廷任命端方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湖北新军2000余人入川弹压。

　　该着端方倒霉，随他入川的湖北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党人。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地随后响应。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与胞弟端锦被抓获。此时的端方，早已没有了杀害徐锡麟时的气势，他想活命。

　　先是用钱，说可以给新军筹措数万两银子的军饷，但人家不理会；见钱保不住命，端方就开始讲家史，说自己家原本是汉人，姓陶，是被迫加入八旗的。据说当时痛哭流涕，只求活命，好像在清廷做官多年是误入歧途。倒是他弟弟端锦像条汉子，口中大骂。最后，兄弟俩双双被砍头。

　　可见，端方的嚣张只是在他手中还握有权力之时，一旦成为阶下囚，便威风不在。相比之下，当年的徐锡麟即便在受审期间，依然顶天立地，豪气干云。

　　1912年1月10日晚7时，端氏兄弟的头颅，放在装菜油的铁盒里，由革命军押运抵武昌。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黎元洪下令将两颗头颅游街示众，武汉万人空巷，前往围观。后由端方长子端继先寻回并运回北京安葬。

　　从徐锡麟的安庆起义时，革命党人就想杀死端方，但没成，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端方终于死在革命党手中。他是清末被革命军杀死的最高级别的清朝大员。

　　按说端方在清廷里也算个改革派人物，革命党为什么一定要除掉他？其实，在革命党看来，端方的改革不外乎是迫于形势，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满清统治，延续这个日薄西山的腐朽政权。他的这些措施，只对维持清廷统治有力，而于共和革命不利。

　　对于统治者来说，很多的所谓文明表现只是表象，他们离真正的文明社会相距甚远。以端方为例，在慈禧太后任命他为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他一本正经地跟太后讨论起宪政；1906年，在芝加哥，身穿马褂的他站在一群美国官员中间，仿佛也在探讨着文明的东西。

　　（1906年，端方（前排左）在芝加哥考察）

　　可是，一年之后，就是这个考察西方宪政的端方，下令将徐锡麟剖心挖肝。

　　文明是一种内在气质，修为，有些人就算嘴里谈着宪政，骨子里也是暴力政权的维护者，端方如此，实施了某些新政的恩铭也同样如此。

　　这种道理同样适用于朝廷。实行多年的酷刑凌迟，为何后来被废止？也是因为迫于外来的压力，清廷才在法律上进行了修改。欧美各国早就知道中国有凌迟酷刑，但是真正引起他们关注，是因为一个叫富珠哩的死囚。

　　富珠哩是满族人，是一个蒙古王子的家奴，于1905年的农历除夕夜谋杀主人，原因据说是该蒙古王子凌辱他的妻子，被判凌迟处死，同年4月10日在北京菜市口行刑。这个残酷的过程被一名法国人拍摄下来，照片相当完整，后通过多个途径流传到国外，刊登于报纸上，遂引起欧洲各国关注。

　　（富珠哩凌迟行刑图。1905年4月10日，大清直隶北京菜市口。）

　　其实，早在1866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就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建议停止凌迟。结果，朝廷只允许对由洋人交付的犯人免用凌迟，其他犯人如犯重罪被判凌迟，还要照常执行。

　　在富珠哩的照片被散播后，欧美各国开始向清廷施压，要求中国废除凌迟酷刑。结果，在富珠哩被处死两周后，即1905年4月底，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修改《大清先行律例》，并奏请光绪皇帝同意，将凌迟连同戮尸、枭首等酷刑“永远删除”，之后死刑“具改斩决”。

　　但是，端方对徐锡麟的残酷处死明显是一个例外。

　　文明本来应该是自己前进的，但很多时候又不得不被外界推动着向前。晚清的凌迟酷刑，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恐怕它不会废止于1905年，又或许连徐锡麟都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刑者。

　　所以，我们绝不能轻易地把一个嘴上谈宪政的人看成是支持民主，支持自由，支持文明，就像慈禧太后和端方的那段谈话，更不能因为某人和一些绅士站在一起拍张照，就认为这个人也融入了文明社会之中。文明、民主、法治这些东西，不是靠一两件华丽的外在包装就能定性的，就像出洋考察宪政的端方，回来的第二年便用人类所不齿的残酷刑罚处死了一个革命者。

　　开着新车，拿着手机就是一个现代人吗？其实，你很可能还生活在过去，有些人只是不自知而已。

　　徐锡麟正好相反。如同光复会的纲领“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所言，他捐官是为了革腐朽大清的命，为中国赢得光明的前途。尽管光复会与同盟会有矛盾，审讯时徐锡麟曾说过“我与孙文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之类的话，但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还是怀着敬仰之情亲赴杭州祭奠，感慨万千地说：“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其功表见于天下！”

　　鲁迅与徐锡麟同为绍兴人，与光复会关系密切，鲁迅的学生和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鲁迅加入过光复会。在1919年发表的小说《药》中，鲁迅塑造的人物之一夏瑜的身上就有秋瑾、徐锡麟这些革命党人的影子。夏家的儿子要被砍头，华家的华老栓要为儿子讨人血馒头，夏瑜死了，小栓子也未能因人血馒头活下来，暗喻中国的华夏两家的儿子，一个作为病人，一个作为革命者，一同走进了坟墓。

　　夏四奶奶不理解儿子的革命，但却相信儿子的善良，认定他是被冤枉的。在小说结尾，看到儿子坟前树上立着一只乌鸦，便说：“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就在她和来给小栓子上坟的华大妈要离去时，“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安史之乱中，杜甫在《春望》中留下这样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在《药》的结尾，鲁迅笔下出现的是一只大叫的乌鸦。在国家处于祸乱之时，穿越1100年，爱国文人的心竟是如此相通！

　　其实，那只乌鸦岂止是飞过夏瑜的坟头？它也飞过了秋瑾的坟头，飞过许许多多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的坟头。自然，里面也有徐锡麟的坟头。

　　在黑暗中眺望光明，于革命者是理想抱负，而对普通人来说，则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生于黑暗之中，即便无力改变，也绝不为它辩护。这是做一个正直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