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国进民退？其实是民不退，国进！

大参考

　　前段时间，五流经济学家兼一流自媒体营销号号主吴小平的一篇《私营经济离场》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再结合近期兴起的“国进民退”论调，以及经济不景气、政府加改革收征管机制的宏观背景，一时间引发大家的普遍忧虑。虽然官媒迅速发文驳斥吴小平，但仍未能彻底安抚被挑动起来的人心。再加上部分舆论对人社部领导讲话的过度解读，一时间关于中国经济体制走向的争议再次兴起。

　　其实在云石君看来，消灭私营经济是绝对不可能的。且不说民营经济在解决就业，创造财富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即便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谓消灭民营经济，在历史上确实有一回——就是50年代的公私合营。这场运动的是非功过咱们这里没必要去争论。但就这场运动的本身而言，其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当时特殊的社会结构。

　　私营经济的存在，是建立在财富私有基础上的。要想彻底消灭私营经济，也就必须将私人财富全盘公有化。

　　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百年跌宕，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绝大部分民众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种情况下搞公私合营，剥夺有产者的财富，是可以得到绝大部分人支持，拥有雄厚群众基础的。少部分有产者的反对，根本无济于事

　　但现在不同了。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创造出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固然有大量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同时也有巨额财富直接于民众手中握有——不仅仅是资本家，私营业主，就是普通老百姓，它们手中的房产、证券，也都属于它们个人的财富。

　　这就有点意思了。别的不说，光说房产——这是中国民间财富的最大蓄水池。虽然网上对房价的声讨汗牛充栋，但实际上，真正的纯无房者，或者完全买不起房并不多，所谓声讨者，大部分只是无法在自己想留下来的“高级”城市买到房（或者说买到满意的房）而已，在老家低级城市，他们依然有房产，或者有能力购房——虽然这些房产价值相对较低，但依然是财富的体现。而且无房者之所以能占据舆论主流声音，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是因为已购房群体，或者说对自有住房满意的群体，其注意力已经转移，不再关注这一领域——结合中国20年商品房建造总量，这个群体，也应该是达到了数以亿计的规模。

　　大部分都有房产，或者拥有购买房产的资本——这换句话说，大部分人，有拥有了一定的私有财富。虽然他们依然对自己拥有的这些财富依然不满意，觉得不够或者不好。但如果你要把它们直接剥夺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跳出来反对。

　　就像香港的有房中产阶级，他们同样受困于自有住房的狭小，迫切希望换得大房。但如果这种换房，需要以房价整体大跌为代价，他们又绝对不会答应——所以香港的有房中产和富人一起，坚决反对政府敞开住宅用地供应，誓死捍卫房价。

　　时移世易，到2018年，有产者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这时候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打从整体上消灭私有财富的主意——这是与绝大多数民众为敌，典型的自掘坟墓！既然如此，建立在私有财富基础上的私营经济，自然也不可能予以摧毁。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消灭私营经济是谬论，但国进民退，确实被许多人所切身感知。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片面的认知。是身在庐山中，未能窥见全豹而产生的错觉。

　　不错，国进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国进，绝不是某些舆论恶意引导的，所谓对民间的挤压，而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必须之举。

　　在过去四十年里，民营经济确实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最大。但之所以民营经济能有这种成功，是有其特定时代背景的。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一穷二白的中国，最迫切的是做大财富总量，推行工业化。而在如何工业化方面，日本、韩国、东南亚四小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地区）早就有范例——无非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搞外贸而已。所以当时发展经济，其实在宏观层面并没有太多战略方向层面的盲区——现成的例子摆着呢！真正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还是体制和思想的束缚——自己把自己手脚捆住了。

　　这时候民营经济的优越性就出来了。传统国企由于历史的积弊和自身的结构性缺陷，不能承担这项历史任务，而民营经济自负盈亏，所以敢闯敢干，机制灵活、具有拼搏精神和冒险精神，由他们出马，可以办到国有企业办不到的事，把中国经济搞活搞大。

　　但民营经济也有天然的弊端。鉴于单个民营经济体的资本总量有限，经不起折腾，所以根本不足以支撑大投入、长时间、高风险的产业。再加上民营经济由私人资本主导，而私人资本以逐利为首要目的，这种对快速变现的追求，决定了它们也不愿涉足高难度领域。

　　这在过去几十年，倒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阶段，中国的首要经济发展目标是把财富总量做大，打造出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至于质量方面，中国没有太高要求，也还达不到这个层次。所以这时候就是民营经济的高光时刻，虽然它们玩不了纵向的高难度高精尖，但它们却可以开拓横向的各领域全门类——但凡只要能赚钱的活儿，它们都可以掺合进去。

　　但到2018年的当下，形势已经变了。首先，中国的经济底盘已经足够大，而且工业制造方面已经覆盖了各种大的门类，产能也足够强大——甚至都已经过剩。到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再要突破，横向的门类拓展已经无以为继，必须纵向的朝高精尖攻关——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计划新鲜出炉。

　　但设计到高精尖核心产业，前文中提到的民营经济局限性就凸显出来了。大投入、长时间、高风险的高精尖产业投入，根本不是一般民营企业能够承受。

　　这时候怎么办？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培育财阀——就像韩国那样。让财阀掌控大量资源，有雄厚的资本，这样他们就经得起折腾，能够承受高风险、大投入、长时间。而且财阀的庞大身躯，决定了它想要赚取配得上自身体量的巨额收益，也会愿意进行这种战略投入。

　　但在中国，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财阀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大量资源将掌控在资本权力手中——这无疑是动摇国本！

　　而且和以江山稳固为最高追求目标的政治权力不同，以逐利为最高目标的资本，其具有天然嗜血性，这意味着它可以为了逐利，而肆意践踏民众的利益，而毫无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底线——区区一个百度和滴滴，尚可以为了逐利而肆无忌惮不知悔改，如果让资本进化到财阀、托拉斯的地步，可以想象它会对民众利益如何践踏！

　　既威胁政治权力，又威胁民众权力，财阀这种事务当然不可能被中国所容。但核心产业攻关，又必须要强大资本进场。既然如此，唯一能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就只能是国家队了！只有国家资本亲自下场，才能够承担的起高昂投入、承担的起失败风险、耗得起漫长时间。

　　当然，国家队也有自己的痼疾——比如前段时间爆出的张小平事件，其实就暴露出了国企体制僵化等毛病——这同样是开拓创新的致命威胁。

　　不过，这件事得一分为二的看。很多国企毛病，本身也可以归结为大企业病，这在许多大型民企中同样存在。何况也不是所有的国企都有体制僵化的毛病——这种病通常在垄断性国企中更明显，在竞争性国企中，则相对要好些。这即是说，国家队并非天然不适合这种核心产业竞争的，只要采用灵活机制，加之市场的倒逼，依然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的——至少将负面影响压制在可控层面。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现在的经济发展风口，已经从普通制造，转移到了高精尖核心产业攻关。而民营资本的局限性，决定了它承担不起这样的历史任务，只能由国家资本亲自入场，充当新一轮中国经济升级的核心领军者。这本质上，并不是国家资本蚕食民营资本的现有生存空间，只不过是在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引领风骚者发生变化，由在这些新领域中不堪大任的民营资本，转变为舍我其谁的国家资本而已。

　　这就是大家产生“国进民退”幻觉的背后逻辑所在。其实，从本质上说，最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国进，民不退——国有资本进入全新高精尖领域，承担起产业升级的核心重任，至于民营资本，虽然没有主导这一进程（其实它们想主导也没这个能力），但既有的利益，是不会受到什么整体影响的。

　　当然，虽然整体影响并不明显，但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还是存在的。毕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再结合劳动力总人口下降的大趋势，之前一些高污染，低利润，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就业这个社会问题而存在的夕阳产业，确实会被逐渐淘汰，或者收益逐渐降低，依托这些产业而获利的民营资本确实会受到影响。

　　但另一方面，虽然高精尖产业的攻关主要由国有资本操刀，但民营资本作为投资者或者配套方参与进去，依然是受欢迎的。如果中国制造2025成功，民营资本依然能从中获得不菲的回报——只不过，这个考验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耐心，勇气，更考验他们对国运的认识！看他们是否愿意将自身利益，与中国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倘若愿意跟国运捆绑，那就加入进来，大家一起赌明天；倘若不愿意，既然你已不愿相助于国，那也别怪国家把你抛下！

　　综上所述，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站在一个全新的转折点，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结构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完成从求量到求质的改造升级。

　　宏观大环境的改变，自然会打破旧有的内部平衡，民营资本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们很难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继续扮演排头兵的角色；而国有资本的优势，却在新形势下越来越凸显。鉴于此，传统格局下的国守本、民拓新，逐渐转化为民守本，国拓新，民不退而国进，这才是真正的趋势，也是对当下中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最妥当的评判！

　　本文为云石海外系列187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