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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尧:开皇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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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4 18:06: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隋书·食货志》

  开皇十七年,即公元597年,隋文帝杨坚因国库充盈,新上缴来的钱财布匹都已经装不下了,只能堆积在走廊上,遂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以赏赐百姓。

  历史上将这次免税誉为开皇之治走向巅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的确,这放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亢奋的盛举,亦为千古以来之所罕见。当然,汉文帝时期也曾有过免税,但汉文帝的免税与隋文帝怎么比?汉文帝之所以免税,是因为汉初时国家太穷。国家穷到什么程度呢?《汉书·食货志》上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皇帝出行的马车都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而将相出行有时候还需要乘坐牛车。为此,汉初的历代君王都不得不通过减免税收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这样,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才在武帝初年实现经济繁荣,而此时距离汉朝建立已有七十年了。(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

  汉朝七十年才能实现的经济繁荣,隋朝十七年就完成了,这岂非经济奇迹?甚至,还不用到开皇十七年,早在开皇十二年(592年)就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繁荣。

  (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乃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隋书·食货志》

  翻成白话的意思是说:开皇十二年,有主管官员上奏隋文帝,说国库已经装满了,请求另外再扩建个国库,以容纳新征收上来的赋税。隋文帝觉得很不可思议,说:“我这些年一直在对老百姓减税,而且各方面开销支出又这么大,我都还在担心国库空虚呢,怎么可能钱财多得堆不下?”官员回答道:“国库既有日常的开销,也有日常的收入。每年对外的赏赐开销大约是几百万缎布匹,该花的钱我们可是一点都没少花,但国库收入的钱财更多,所以就是这么充盈。”于是,隋文帝又另外修建左藏院,以容纳新征收上来的税收,然后又颁发诏书道:“老百姓既然富裕了,就要推行教化,这样才能懂得礼义廉耻。宁可让钱财堆积在百姓家里,也不要收藏在国家的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的田租减少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功调全免。”

  英明啊!伟大啊!碰到这样的明君,人们怎能不额手称庆,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个三千五百年来最伟大的盛世!

  可是,等等,即便是再伟大的圣君,又怎么可能在短短十二年间完成这样的经济奇迹?后世学者常将此归功于隋文帝厉行节俭,显然,这是很难说得通的。节俭确实能够致富,但无论再怎样节俭,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是要满足的,所以这就决定了通过节流来致富必定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就像汉兴时的七十年。至于隋朝十二年就如此府库充盈,显然不是靠节流就能达到的,必定是有开源之举,而且是大幅的开源。

  隋朝的国库之所以能够迅速充盈,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彻底革新了征税系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的征税系统就一直存在严重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诈老诈小,即明明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却谎称自己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明明是五十岁的中壮年,却谎称自己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以此来逃避征收。另一个是隐匿户口。当时贵族豪强的势力非常大,他们底下有许多依附人口,这些依附人口根本不到政府处登记户口,也就不向政府缴税,而是在贵族豪强底下私自登记户口,只向贵族缴纳一定的财税。为此,隋文帝针对性地推出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政策:

  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隋书·食货志》

  简单来说:所谓“大索”,即清点户口,并登记姓名、出生年月和相貌,目的在于搜括隐匿人口;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目的在于责令官员亲自当面检查年貌形状,以惩治那些企图通过诈老诈小来逃避税收的人。若有胆敢在此间营私舞弊者,则一律处以流放的重刑。至于“输籍定样”,则是在宰相高颎的建议下,将百姓的户籍依照既定的样本分成上户、中户、下户,明确规定各级别的户籍应该缴纳多少税收,而且遵循上户多缴税,下户少缴税的原则,遂使得大量百姓脱离原来依附的豪强贵族,转而向政府缴税。

  由于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成功推行,隋朝的纳税人口迅速增加。在政策颁布推行的开皇五年(585年),隋朝户口仅380万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就增加到890万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纳税户口数激增134%,这才是隋文帝能够快速实现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

  如果时代只是进展到这一步,那么事情还是极其美妙的,君明而臣贤,国富而民强。可惜的是,历史的进程总是不会在美妙的地方长久驻足,越过巅峰之后,就会因新的矛盾而转为下坠了。而且当初飞得越高,日后就跌得越惨。

  纵览中国几千年历史,当朝代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乃至于国库充盈后,一定会出现这三件事情:

  第一,极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开皇十三年,也就是隋文帝奇怪为什么自己一面减税,一面府库充盈的次年,历来以勤俭节约著称的隋文帝为避暑而下令修建仁寿宫,主持修建工作的是宰相杨素,修建完毕后,负责验收的是另一个宰相高颎。高颎验收后汇报隋文帝,说仁寿宫修得非常奢华,太过耗费人力。隋文帝闻言大怒,觉得杨素这么干,会让天下的老百姓骂自己。杨素非常惊恐,遂去向独孤皇后处请罪求情。独孤皇后道:“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们夫妇年纪大了,没什么好玩的,所以才把宫殿修建得富丽堂皇,这难道不是你的一片忠孝之心吗?自古以来,帝王就有修建离宫别馆的成法,现在天下太平,就算修建这样一座宫殿,又能花得了多少钱呢?”然后又将这番话转达给隋文帝,隋文帝闻言转怒为喜,赏赐杨素“钱百万,锦绢三千段。”隋文帝修仁寿宫时尚且如此,至隋炀帝时修建东都洛阳和大运河,那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君王树立对外扩张的雄心。自隋朝建立以前,北朝一直受到北方突厥的侵袭。隋文帝登基后逐渐扭转了这种局面,此时的用兵尚且还是以防守性质的保境安民为主。可到了隋炀帝时代,就开始主动出击,先是在西边开疆拓土,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接着又是在东边三征高句丽,最终导致民力耗竭、天下大乱。

  第三,官员竞相谎报政绩的浮夸。一般来说,皇帝最初都是因为手里有余钱,才想干大事。可是,当钱已用完而大事还没干成时,皇帝却很少愿意主动将手中的大事暂停下来,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另辟财源以继续伟业,而此时能够帮他搞来钱财的官员就会特别受到赏识提拔,而无论这些官员多么精明能干,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到头来还是在搜刮民脂民膏上动心思。为此,他们一方面拼命聚敛,用苛捐杂税以使得搜刮老百姓的财富来上缴国库,另一方面粉饰太平,将沸腾的民怨看作小事一桩,更无需上报中央,而是用暴力强行弹压。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次一有人揭竿而起,就常常会天下响应的原因所在。开皇九年(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隋朝耕地面积为19.4亿亩,约合现在的21.3亿亩。而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统计,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面积基本上都是在5亿现代亩左右,至明朝后才出现大幅攀升。也就是说,在隋文帝时期,地方政府报上来的耕地面积相较于实际数据高出了三倍多。这还不算完,至大业五年(609年),耕地面积再次飙升至55.85亿亩,相当于61.44亿现代亩。也就是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隋朝统计表上的耕地数据,就增长了188%,相较于实际数据超出了11倍多。在耕地面积上出现如此恐怖的浮夸风,必定就会导致百姓的税收负担随之大幅增加,其结果必然是国库越来越充盈,以进一步刺激皇帝的雄心壮志,而百姓们的负荷早已超出所能承受的范围,只能被迫走上起兵造反的道路。

  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越是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的皇帝,却越是国祚不长,譬如秦始皇和隋炀帝。相反,那些才具相对平庸的皇帝,反而能够创造出长期安定的太平盛世,譬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在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时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话: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政要·辨兴亡》

  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是个被历史高估了的皇帝,由于被广为传颂的虚心纳谏,李世民历来深受知识分子的爱戴与吹捧。其军事上的才华固然是出类拔萃,可若要论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才具,则远不如隋文帝和隋炀帝。可正是由于才具相对平庸,唐太宗没有能力快速从民间征税,遂使得大量财富得以留存于民间,客观上创造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也正是由于唐太宗的征税能力不足,所以府库始终不够充盈,迫使唐太宗常年只能奉行“不折腾”的国策。可等到唐太宗晚年,府库逐渐充盈,他也就开始逐渐奢侈腐化,好大喜功,连年对外用兵了。

  《大戴礼记》上说:“水至清则无鱼”,盖一旦池水清澈,则鱼就很容易被全数捕捞,鱼全数被捕捞,就没有办法再繁衍生息,遂使得池中不再有鱼。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意思是:不要用密集的渔网到池塘里打捞,那么鱼鳖之类的水产就会吃不完。可是,要让君王在明明能够看清池水中的鱼鳖,却还要能按捺住人性中的贪婪而不一网打尽,这是相当困难的事。因此,反倒是当池水浑浊,可以保护漏网之鱼时,才能使得池水中一直有鱼。偏偏世上又有一群高举道德旗帜的腐儒,说唯有让池水清澈透明,这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社会公平。他们鼓励君王以公平规范为由大肆征税,遂使得君王虽然一面号称减税,却仍使得国库日益充盈而民力日益耗竭,君威日益远播和百姓日益贫苦,这便是在盛世繁华掩盖下的亡国之道,可惜古来又有几人能懂?

  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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