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君：老佛爷被洋人打了，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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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驾”这个词颇为神勇。在评书中，每到危急关头，总有骁将高声断喝，挺枪救主。可是，当年慈禧太后最要命的时候，她的骁将们却都按兵不动，对京城发生的大事作壁上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年“东南互保”。

　　互保，听起来像是各地互为犄角，共同抵御洋人，其实不是。东南互保，是东南诸省为了本地免遭战火屠戮，与列强达成的协议。洋人负责租界安全，各督抚负责本地安全，互不相扰。至于老佛爷，那就看京城的清军、义和团和洋兵谁厉害了。这实际上等于把老佛爷给舍了。

　　发生在1900年中国大地上的这件大事，距今118年，听起来却依然新鲜，也反复考验着人们的三观。

　　慈禧太后是不是很悲催？虽然有光绪帝在，但她毕竟是实际上的大清国最高领袖，可是，当她要被洋人胖揍，却无法得到封疆大臣们的驰援。

　　而封疆大臣们成了看客，好像他们于清廷是外人，远远地从东南方瞭望京师。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在邮政大臣盛宣怀的帮助下，与列强签订《东南保护条约》。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但也对互保持支持态度。

　　在京城即将陷入战火之时，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山东、陕西、四川，都置身战事之外。如此一来，京津之战成了老佛爷和八国联军的单练。

　　这也就是说，朝廷发着俸禄，但是需要上班的时候，李鸿章等人不来了。由此可见，这时的慈禧虽然还是一国之尊，但是实际上已经混得很惨了。

　　1900年6月21日，各种迹象表明战争已不可避免。于是，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向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荷兰、西班牙和比利时11国宣战。其实，“宣战诏书”只是内部的战争动员令，并没有按照外交惯例，送达各国使节。

　　然而，这个中央文件却被盛宣怀扣押。诏书中要求地方督抚“集义团御侮”，盛宣怀担心，这一号令一旦被封疆大臣们切实履行，则大清完矣。于是，他给各督抚发了在一份在今天看来不啻于抗上的密电：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盛宣怀认为，既然打不过洋人，那就力保东南不受损失。李鸿章也聪明，为了不遵诏书，又能言之成理，用了“乱命”一词，意思是这诏书是义和团胁持朝廷所下，不作数。于是回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李鸿章的这一电文鼓舞了东南诸省督抚。

　　1900年6月26日，李鸿章等人与列强驻沪领事签订了由盛宣怀起草的《东南保护约款》。至此，东南诸省与列强发生冲突的隐患消除，同时，老佛爷也被她的封疆大臣们抛弃了。

　　在诸大臣看来，清廷打不过洋人是肯定的，但是，万一老佛爷被拿下怎么办？这一点，张之洞已有打算，他提出一个方案：如果北京不保，朝廷完结，各省就推举李鸿章为中国“总统”，出面收拾残局。这等于默认，清廷崩溃之后，便以共和代之。

　　由此可见，连朝廷内部也有很多人不力保大清，都在观望时局变化。像李鸿章这样的声望重臣，已被视为未来国家不测时的主事者。

　　今天看来，李鸿章等人的做法无异于抗上，甚至可以归为通敌。盛宣怀竟敢扣押诏书，李鸿章以“乱命”为由把诏书顶回去，张之洞甚至为残局设计好了人选，这是为什么？

　　其实，太平天国之后，东南诸省的大权日益落入湘军、淮军手中，清廷对这些地方的掌控能力已严重减弱。封疆大臣们已经有资本来化解朝廷的某些决断。

　　慈禧也知道打不过洋人，甚至不想与列强交战，否则她不会先是同意弹压义和团，后又令大臣去遭攻击的使馆区慰问。只是当有人造谣说，列强要逼她向光绪帝交权，她这才做出了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荒唐决定。这也是李鸿章等人敢于抗上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知道，慈禧只想尽早平息局面，她并不真的想和洋人动枪动炮见个高低。

　　按理说，东南互保明显是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汉人大臣，自顾地方，置皇室于不顾，庚子事变结束后，慈禧应当治他们的罪才是。可是，情况恰好相反，因为洋人胜了，上了黑名单的全是主战的大臣，为满足洋人，慈禧下令惩办的也是这些人：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发配新疆，庄亲王载勋、右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赐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处斩。

　　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倒是没事，乱局结束后各做各的官，扣押中央指令的盛宣怀还领了慈禧的嘉奖。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大权在握，朝廷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另一方面，他们在洋人眼里都是好人，老佛爷怎么能惩办洋人眼里的好人呢？尽管慈禧心里明白，这班大臣是在关键时刻袖手旁观，但嘴上也不得不说，他们处理恰当，避免了战祸蔓延。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充满喜感：“保”大清的，最后被砍了头，而任由大清“自生自灭”的，最后成了有功之人。

　　对于东南互保，传统观点认为，这是李鸿章等清廷重臣与洋人勾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是卖国行径；而新的观点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其进行必然失败的战争，不如采取和平协议的方式，保证国家经济、工业得到发展。前者的逻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者的逻辑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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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互保现在被点赞的最大亮点是，它使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免于战火蹂躏，可是，从后来局势演变可以看出，东南互保的成功暴露了清廷的衰微，地方势力随后做大，并且伴着自卫武装的雄起，各实力派人物形成自己派系，在辛亥革命后，拉开了民初军阀混战的序幕。

　　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说，东南互保的成果也不过是寅吃卯粮，他们让自己的属地躲过了八国联军的劫掠，却没能让它们避免后来的军阀混战。其实，中国人祸害中国人未必就轻过洋人对中国人的祸害。当然，这些是李鸿章等人当时所无法料到的。

　　对最高掌权者来说，在1900年的灾祸中，义和团、主战派和各国列强都在明面上，但是最令人细思极恐的却是悄然进行的东南互保，众多地方实力派大臣居然公开抗命，这对一个政权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很显然，李鸿章等人甩出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大清和中国不是一回事，中国必保，大清必要时可以弃之。

　　一百多年过去了，该怎样看待东南互保？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后来继续做官，甚至得到褒奖，那是因为慈禧意识到，只有和洋人议和才能维持住大清的统治，况且，李鸿章等人拒绝支持义和团，等于已经得到列强背书。可是，假如庚子事变是另外一种结局：洋人败了，朝廷胜了，那李鸿章等人又当如何？很显然，那就不是朝廷惩办主战派了，而是主战派要割东南诸君的项上人头，墓碑上还要特别写明：汉奸，叛国通敌。

　　可见，互保可以，但互保如何定性，还要看老佛爷和洋人交战的具体结果。只是，对这个变量，深谙洋人实力的盛宣怀早已胸中有数，认为其结果“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他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60年9月，咸丰皇帝以狩猎为名避走热河，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盛宣怀预料很准，时局发展完全被他言中，就像天津大沽口炮台的命运，1860年被英法联军攻陷，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攻陷。

　　其实，慈禧这样的主政者反复在给中国人出难题，打得过打不过外敌是一回事，想不想打又是一回事：打吧，这个张之洞口中的“老寡妇”实在是缺乏德行，不值得国人为她卖命；不打吧，看着洋人胖揍大清的太后，心里又着实别扭。其实，这一直是中国人的纠结，也是中国人的不幸。

　　严格说，东南互保不是一部正剧，至多是带点喜感的滑稽剧，有人说它是一种“乱象”，有人说它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意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在外人看来难以想象的情况只能发生在这样的帝国：统治者德不配位，权力体系内各有盘算，貌似强大，其实已衰弱不堪。国家如此，辛亥革命这样历史大变革的到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近代史上，中国受尽列强欺凌，洋人的野心之所以能得逞，与中国自身实力不济和官民不能同心同德有很大关系。要实现同心同德，真正做到不受外辱，上下都要付出努力，但主要还在于掌权者，以什么样的心态治理国家，怎样对待自己的国民，以他们为支撑政权的基础，还是视他们如草芥。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含混不清，那么，东南互保这样看似大智实则荒唐的“怪像”，难说只会发生在1900年。

　　东南互保保得了诸省免遭战火，却无法保住大清的钱袋。对于中国人来说，上面这张拍摄于1900年的照片充满辛酸与屈辱。

　　仓促之中，李鸿章被远在西安的慈禧任命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紧急赴京与列强议和。这张照片是李鸿章刚刚抵达英国驻华使馆的情景，迎接他的是英国远征军司令阿尔弗雷德·盖斯利爵士。

　　此时，77岁的李鸿章已重病在身，手中全无谈判砝码，在列强逼迫下，在满足各国要求下力争降低赔偿，最后于1901年9月7日在京师西班牙公使馆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按中国人口每人一两计，共赔偿各国白银4亿5千万两，年息4厘，分39年偿清，由中国海关税和盐税做担保。

　　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后，1901年11月7日，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在大口吐血后病逝。

　　据传，在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廷利益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