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子明：全球经济危机十周年，看中国的改革之路

大参考

　　十年前的今天，2008年9月15日，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随后，一场银行系统的危机升级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次贷危机旋即恶化，引发了这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从经济学的角度，使得数万亿美元的资产被永久的抹去，一度大规模的失业和减薪，和民众对美国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甚至引发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

　　十年来，关于这次危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几乎所有的经济界人士，对此都有过各自观点的论述，这里，政事堂就不凑热闹，今天从经济视角中跳出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次危机。

　　自危机以来的十年中，2008年，同年正在举行的美国大选上，拥有巨大声望和人脉的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麦凯恩，在支持度一度领先的状态下，在经济危机爆发后，迅速输给了毫无政治根基的毛头小子奥巴马。

　　同样，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上，原本民主党的票仓，锈带的蓝领工人们，抛弃了民主党建制派的希拉里，将原本支持率落后的“政治素人”特朗普，最终推上了总统的宝座。

　　美国驴象两党的“政治素人”能够打败了对方建制派上台，背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危机之后，引发的民粹主义盛行。

　　因此，背靠着民意上台，政治素人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哪一个党派，在选票政治的推动下，以奥巴马医改和特朗普减税为代表，对内只能通过对基本盘增加福利，以赎买的手段来缓解问题。

　　因此，08年的这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彻底通过资产的出清来解决，只是通过不停的注射麻药得到了缓解。今年以来，全球新兴市场开始了大规模的骚动，本质就是美国国内未解决的危机，在向外传输。

　　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与美国经济紧密相连，更不要说，与美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了，这种危机必然会向中国来输送，只不过，不同政党背后的利益集团不同，诉求也不尽相同。

　　奥巴马时代，支持奥巴马上台的华尔街资本家们，逼迫中国三轮大规模的金融放水，以缓解美国的“投资”危机。特朗普时代，支持特朗普上台的石油钢铁复合体，则逼迫中国打开市场接受美国产品，以缓解美国的“需求”危机。

　　因此，本轮中美摩擦的不断升级，背后的逻辑，也是中国不再愿意无条件接受美国输入的经济危机。

　　在少了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市场的承担美国的危机之后，也导致了今年以来，全球其他的新兴市场，无一不面将对规模远超其体量的经济危机压力。

　　而这些压力，其实都源自于2008年那一场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自身并未彻底出清。

　　说起来，经济危机究竟是什么，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就像英剧“是的，首相”里面的汉弗莱爵士一样，通过大量专业词汇组成的长句子，向政治家和民众提供解释。

　　其实，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就八个字，“需求不足，供给过剩”。

　　而导致“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直接原因，就是四个字，“贫富不均”。

　　导致“贫富不均”的直接原因，就四个字，“技术革命”。

　　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掌握先进生产力的群体以指数级迅速致富，形成贫富不均。

　　湘西的特困农民，山西的挖煤矿工、吉林的汽车工人，浙江的数字码农。他们从农业时代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依然是四个阶层中各自的最底层。但是他们收入和生活却完全属于不同的状态。每后一个时代的收入，几乎都要比前一个时代要多一个零。

　　——《历史进程的高考，命运的转折点》

　　而由于有钱人倾向于投资，穷人倾向于消费。贫富不均，又导致了投资（供给）过剩，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就像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一样，王朝越到晚期，贫富差距越大，最终的结果就是像经济危机一样的农民起义，对疯狂“投资”地产的富人来一次彻底清算，然后“需求”迅速扩张的新王朝再次蓬勃发展。

　　因此，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动荡和政治上的大洗牌，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我们，需要向美国学习输出危机。这些年中西部以及海外的大规模布局，就能够看到，我们一方面在为“投资”找渠道，另一方面也在给日益衰弱的“需求”寻找新的市场。

　　但是，我们并不具备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无法依靠向外输出危机而躲过危机，因此，输出危机只是提供缓冲的时间，根本的方式还是要自我解决危机。

　　从政治家的角度，解决经济危机中“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直接手段，是“消费升级”和“供给侧改革”。通过政府这个“看的见的手”，强制性去掉过剩的产能，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来人为的创造需求，解决供求失衡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朝廷在人口过剩的时候开启对外战争，在灾年大兴土木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手段治标不治本，花出去的财政赤字迟早要还，强制去掉的产能迟早死灰复燃。因此，更深层结构解决供求失衡，是遏制“贫富不均”，通过捕杀违法大鳄、遏制不良豪强、税收杠杆调节、政府（国企）专卖制度、金融管制、政府限价补贴等一系列手段，人为的降低贫富差距。

　　在中国古代，这种模式叫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汉武帝全面改革的操盘手桑弘羊在《盐铁论》中也有过表述，武帝一系列的动作，叫做“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

　　但是，以上这些行政手段，本身都是逆市场经济行为而动，推动中的阻力非常大，反噬也很猛烈。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要溯源，去迎接“技术革命”。

　　一方面，通过科技投资，全要素提升生产率，产业升级的同时，引导产业结构沿着长江经济带向中西部转移，既为“投资”提供出口，也全面推动“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更强调育资源均衡，加大落后地区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投入，使其能够更多的自我供血而非长期的依赖于输血。

　　值此2018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季，在面对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时，我们更应该懂得，政策的重点不应是抑富，而是教育与扶贫。

　　后按，今天文章，沿着刘鹤在2013年时所著《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的思路，把中国政府自十八大以来，所执行的打大鳄，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税改、扫黑除恶、控制房价、中西部投资、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教育投资、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的逻辑，以及贸易纠纷等一系列事件串联了起来。希望能够给读者们能够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正在面对的经济改革。

　　在这一整套成系统的改革方案面前，继续走过去的老路子，势必越来越艰苦，选择顺应改革方向前进，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也许才是最优解。

　　毕竟，就像刘总理说的，只有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而我们，目前还没到最困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