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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尧:精读《商君书》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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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12 18:1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更法第一

  【题解】

  更法,即变更礼法。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深刻变化。为因应变化,各国纷纷启动变法以求富国强兵。七雄之中,最先启动变法的是魏文侯,通过李悝变法一举成为中原霸主,又命吴起西征伐秦,攻占河西之地(黄河以西地区,今陕西东部)。此后的历代秦国国君,皆无不以重新夺回河西之地为头等大事,但均被魏国挫败。秦孝公即位后,向天下广发求贤令,希望有贤才能入秦辅佐他夺回河西,争霸中原。在魏国不受重用的商鞅听说此事后西行入秦,建议秦孝公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深得秦孝公信赖。然变法就势必会触动旧贵族的既得利益,故遭到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本文所记载的,就是商鞅与甘龙、杜挚就要不要推行变法展开的激烈辩论。

  【原文】孝公平画①,公孙鞅②、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白话】秦孝公与众臣谋划强国之策,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侧。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修正法制的根本,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姚注】

  ①孝公:姓嬴,名渠梁,生于前381年。自春秋晚期以来,秦国频繁出现内乱,庶长经常执掌大权并改易国君,公子则经常逃亡至魏,新立之国君亦常为从魏国返回的秦公子。前429年,秦躁公嬴欣去世,秦人将躁公在晋国的弟弟嬴封迎回,立为新国君,是为秦怀公。怀公四年,即前425年,庶长晁领兵围攻怀公,怀公自杀。由于怀公的太子昭子早死,是以秦人立昭子的儿子、怀公的孙子嬴肃为新国君,是为秦灵公。灵公十年,即前415年,秦灵公去世,其子嬴师隰年方十岁,未能继承君位,朝臣将昭子的弟弟、灵公的叔父嬴悼子从晋国迎回,立为新国君,是为秦简公。嬴师隰为防不测逃亡至魏,居住在河西,开启了长达29年的流亡生涯。秦简公十五年,即前400年,秦简公去世,其子嬴仁继位,是为秦惠公。秦惠公十三年,即前387年,秦惠公去世,其子嬴昌继位,是为秦出公(《史记》、《资治通鉴》称“出子”)。秦出公生于前388年,即位时尚不满两岁,朝政由其母把持。出公二年,即前385年,庶长菌改发动政变,杀死秦出公及其母,迎接居住在河西的嬴师隰回国继任新国君,是为秦献公。河西,即黄河之西,原为秦国领土,后为魏文侯攻占。秦献公在河西居住近30年,目睹了魏国因魏文侯变法图强的全部过程,回到秦国就任国君后亦立刻着手进行改革,这为日后的秦孝公和商鞅变法作了铺垫。前362年,秦献公去世,年轻的秦孝公从父亲手中接过君位。

  次年,秦孝公颁布求贤令,称:“当年我的先祖秦穆公,自岐山、雍县一带起家创业,修行德政,奋武强兵,向东平定晋国之乱,划定黄河为国界,向西称霸于戎翟各部族,拓展领土上千里,被周天子册封为方伯,各路诸侯尽数前来祝贺,为后世开创了辉煌的基业。只是到后来的几位国君,如厉公、躁公、简公及出子在位时,政权非常不稳定,国家内部动乱不止,也就无暇顾及对外征战。三晋攻占了我先君所开创的河西之地,这真是莫大的耻辱。至我父亲献公即位后,安抚边境,迁都栎阳,准备出兵东征,收复穆公时的故土,修明穆公时的政令。每当我想到父亲的未竟之志,都经常会感到内心沉痛。宾客群臣中,有谁能够献上奇谋妙计以促使秦国强大,我愿意赐他高官,封他土地。”商鞅听闻此令后,遂自魏国西行至秦国。

  ②公孙鞅:即商鞅。古时候,诸侯的儿子常称“公子+名”,孙子常称“公孙+名”,商鞅本是卫国公室后裔,故称公孙鞅,又称卫鞅。至秦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商鞅。

  商鞅曾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深知卫鞅的贤能,但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就突然重病不起。魏惠王来到公叔痤的病榻前探望,问道:“如果您的病情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变化,江山社稷该托付给谁呢?”公叔痤道:“我手下有位中庶子名叫卫鞅,虽然年纪轻轻,却是身负奇才,希望君上能把国家大政交给他来掌管。”魏惠王听后沉默不语。公叔痤知魏惠王无意任用卫鞅,遂又道:“如果您不能采纳我的建议而重用卫鞅,就一定要杀了他,不能让他离开魏国到别的国家去。”魏惠王答应后告辞而去。公叔痤赶紧将卫鞅召来道歉道:“我做人的原则是先君后臣,所以先为国君做谋划,然后再把谋划的内容告诉你。你赶紧逃走吧!”卫鞅道:“既然君上不能听从您的建议而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从您的建议而杀掉我呢?”于是,卫鞅并未逃离魏国。果然,魏惠王从公叔痤处离开后,对左右说:“公叔真是病得不轻啊!想想都让人觉得心里难受。他竟然建议我把国家大政都托付给卫鞅,接着又劝我杀掉卫鞅,这岂不是太糊涂了吗?”

  商鞅待公叔痤去世安葬后,听说秦孝公下求贤令,遂西行前往秦国后,而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推荐见到了孝公,阐述自己富国强兵的策略。孝公大喜,与他进一步商讨国家大事,本文所述即是秦孝公、商鞅及朝中元老重臣甘龙、杜挚讨论推行变法之事。

  【姚论】

  孝公,是嬴渠梁死后的谥号。本文开篇即称“孝公平画”,可知此文不可能写于孝公生前。前338年,孝公去世,其子嬴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孝公之庶兄公子嬴虔指使党徒们指控商鞅谋反,秦惠文王派官吏前去捉拿。商鞅逃往魏国,魏人拒不接纳,遂只好折返回秦国,与其门徒来到封地商於,发兵北上攻击郑县。秦国军队进攻商鞅,将其杀死,之后又将其尸体车裂以示众,全家老小也全部被灭。由此可知,自孝公去世后,商鞅一直在逃难求生,根本无暇著书忆旧,故本文亦不可能是商鞅所写,必是法家后学整理商鞅遗作时所编,将其置于《商君书》之开篇。

  【原文】君曰:“代立不忘社稷①,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②,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③。”

  【白话】秦孝公道:“接替君位后不忘社稷,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道义,制定法令后彰显君威,这是臣子应当遵守的职责。现在我打算通过改革法令来治理国家,通过变革礼仪来教化百姓,又担心天下人非议我。”

  【姚注】

  ①代立:接替君位。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中国自古以农业为本,因此社稷是最重要的崇拜神祇,也常被用来指代国家和政权。

  ②错:通“措”,设置,制定。长:权威,首长地位。

  ③议:非议,批评。

  【原文】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①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②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③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白话】公孙鞅道:“臣听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成就,办事犹豫就不会有功效。’君上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及天下人会有怎样的非议。况且,做出超凡之举的人,必定会遭到世俗的非议;具有独特见解的人,必定会遭到世人的诋毁。俗话说:‘愚者在事情办成之后仍然稀里糊涂,智者在事情萌发之前就能提前预测。对于民众,不能在事情刚开始时与他们讨论如何开创,而只能在事情宣告成功后与他们一同庆祝。’郭偃之法上说:‘追求最高道德的人,不去与世俗附和;成就伟大事业的人,不去与大众商量。’法度,就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就是用来方便行事的。因此,圣人如果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使百姓获利,就不必遵循旧有的礼制。”秦孝公道:“说得好!”

  【姚注】

  ①亟(jí) :急切,尽快。

  ②骜:通“謷(áo)”,诋毁。

  ③郭偃:春秋时晋文公的大夫,辅佐晋文公推动变法,其言论思想被称为“郭偃之法”,相当于齐桓公时的管仲。

  【姚论】

  当时,在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齐、楚、燕、韩、赵、魏),在淮河和泗水之间还有十几个小国。这些国家皆把秦国视为没有开化的夷狄,对其鄙视排斥,不准许其参加中原各诸侯国的会盟。此举既让秦国感到羞耻,也让秦国感到自卑。对于当时的秦人来说,主流意识是融入中原,通过学习中原的礼乐制度,来争取获得中原各国的认可和接纳。现在秦国要变更礼法,岂非更要被中原各国贬斥为夷狄?是以历代变法都会遭到世人非议的压力,而又以秦孝公推动商鞅变法时所面临的压力尤其大。为此,商鞅以“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来劝说秦孝公有大智、成大功的人原本就是会遭受世人非议的,又引用“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等名言来劝说秦孝公不用理会世人的非议,凡事只要结果是能强国利民的即可。

  【原文】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白话】甘龙道:“不对。臣听说:‘圣人不会改变民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会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民俗来施行教化,则辛劳不大而功业易成;按照法度来治理国家,则官吏熟悉而百姓安宁。现在推行变法,不遵循秦国旧有的制度,而是更改礼制以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会非议君上,希望君上能够认真考虑此事。”

  【原文】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白话】公孙鞅道:“您所说的这些,都是世俗的言论。普通人安心于旧有的习俗,读书人局限于所学的道理。这两种人可以用来担任官职而遵守法制,但是不能与他们讨论变革法制的事。三代采用不同的礼制而称王于天下,五霸采用不同的法制而称霸于诸侯。因此,智者创建法制,愚者受法制的管制;贤者变更礼制,不肖者受礼制的约束。受礼制约束的人不足以商量大事,受法制管制的人不足以讨论变革。君上不必再迟疑了。”

  【姚论】

  甘龙见商鞅从强国利民的“结果论”角度劝说秦孝公不要理会世人非议,便也从强国利民的角度反对商鞅变法,他说:“百姓官员都已经适应旧有的礼法,你现在要把旧礼法全都变革掉,则官员百姓都必定会感到很不适应,而又怎么可能提高效率,怎么可能强国利民呢?”为此,商鞅将国家分成顶层和底层,底层的官员百姓确实是要严格守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很多旧法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这时候就需要顶层来变法,变好之后的新法同样需要底层严格遵守,底层是不具有变法的资格和权利的。在这里,商鞅用“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来反驳甘龙的“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用“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来反驳甘龙“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用“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来反驳甘龙的“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

  【原文】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①。’君其图之!”

  【白话】杜挚道:“臣听说:‘若无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革法制;若无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器物。’臣还听说:‘沿用古代的法制,就不会有过错,遵循旧有的礼制,就不会有偏差。’希望君上仔细考虑此事!”

  【姚注】

  ①邪:通“斜”,偏斜。

  【原文】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①,黄帝、尧、舜,诛而不怒②,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白话】公孙鞅说:"历朝的政教各不相同,又应该效法哪个古法呢?帝王的制度互不重复,又该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只施行教化而不用刑罚,黄帝、尧、舜虽然用刑罚,但却不会过度。等到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也都顺应时代发展而制定法度,依照具体情况而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要因时而定,制度和政令要顺应要求,武器装备的制造也都要能方便使用。因此臣认为:治理国家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并不一定非要效法故人。商汤王、周武王之所以成就王业,就是因为他们不遵循古法而兴盛;夏朝和商朝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他们不变革礼制而败亡。既然如此,那么违反古法之人就未必都该被谴责,遵循旧礼之人也未必都该被称赞。请君上不要再迟疑了。”

  【姚注】

  ①诛:惩罚。

  ②怒:过度。

  【姚论】

  杜挚见甘龙无法从强国利民的角度驳倒商鞅,就转而从风险收益比的角度反驳。杜挚认为,变法既有收益,也会有风险,如果没有百倍十倍的功利,那这个法就不值得变,毕竟遵守旧法不会有任何风险。为此,商鞅指出,自从三皇五帝以来,历朝历代的礼法都在变更。若说要遵循旧的礼法,那是该遵循三皇的礼法,还是遵循五帝的礼法,还是遵循三代的礼法呢?一旦时代发生改变,礼法就要随之作出调整,哪里能够等到有百倍十倍的功利时才来变更呢?但是只要能够坚持变法,不断积累,又何止是百倍十倍的功利呢?商汤王、周武王不就是这样成就王业的吗?而夏朝和商朝就是因为不肯变法而灭亡,又怎么能说是没有风险呢?遂从收益和风险两方面均将杜挚驳倒。

  【原文】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白话】秦孝公道:“说得好!我听说,偏居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喜欢争辩。愚者所讥笑的事,正是智者感到悲哀的;狂夫所高兴的事,正是贤者感到担忧的。对于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言论,寡人不会再因为它们而有所迟疑了。”于是,秦孝公颁布《垦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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