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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代发展规律——中国的经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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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2 21:21: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的经济脉络。

  还从春秋战国谈起。春秋战国时,主要存在的势力有地方诸侯(世家的前身),商人,士人。这从史书上可以看出来——被立传的人,要么是世家,要么是士人(包括儒道两家),要么是商人。春秋战国就是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前进的。世家是站在最前面的,士人是最积极活跃的,而商人则是决定力量对比的。世家不依靠士人,不能强国;不借重商人,则不能行走天下。只是当时,商人的身份不单纯,多有其他身份,如士人、门客、间谍等。
  春秋战国时,中国的经济应该是官有官方的经济,民有民间的经济。类似的情况,就是近代欧洲的现象——大体和平(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局部、偶尔有战争。上述表达要这样理解:总体和平,就是没有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如秦统一六国就是全面、长时间的战争,楚汉之争也算是;其他的都只能算是局部、偶尔的战争)。因此当时的经济只会是自由经济与官方经济并存:大体的和平使得经济有存在的空间,诸国并列使的经济有发展的空间,这时候自然会出现大商人。于是出现了范蠡、吕不韦之类的绝顶商人——以商人的身份影响诸国命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未来出现这种商人,已经是明初沈万三,清末胡雪岩了。而官方经济体现就是世家,世家对其领地的控制是很严密的,秦始皇一统六国,只是表面的消除了世家对领地的统治,从政经角度讲,地方仍然在世家手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为了筹钱打击匈奴和维持国家运行,采取了盐铁专营的政策。这是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变化,根本性在于自此以后,商人、世家再也难以影响国家了。与之对应的是儒家进入儒家礼时代,同时儒家法开始取代三晋法。商人、世家开始被严格限制起来。
  历史上有几种人是最有能量的,就是说最有破坏力的和行动能力的——世家、商人、士人(当官的和未当官的儒生)、无业的流民,其中以世家最有力量,商人最先行动,士人最维护秩序,流民被利用的最多。
  汉武帝之前,流民是无法成事的,因为士人瞧不起他们,商人讨厌他们,世家最反对他们。汉武帝以后,商人虽然讨厌流民,但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利用流民了,于是后世的盐贩子经常造反。
  世家的力量被汉武帝打击后,大义的名分算是彻底没了,而且世家被分解的更彻底,于是单独依靠世家自己力量再也难以成事了。世家如果想要争夺天下,非得联合流民、士人不可。
  士人们是坚决维护秩序的,一方面是他们信奉的思想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利益决定的。所谓的现实利益,就是统治者来控制分化士人的手段。否则,士人们一旦决定自己单干,那个破坏力是远超上述几种力量的。
  汉武帝以后,任何人想要取得天下,非得联合士人。得士人心者,即能坐稳天下。失士人心者,天下必失。
  但单独的士人也是难以成事的,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因为士人虽操天下的权柄,却无挥动权柄的力量。士人一旦拥有力量,比如和世家或者流民结合,那么大事可期。士人造反成功的,已知的只有一例——就是新中国的建立。这是士人与流民结合的成功范例。
  (朱元璋不算士人,他算流民,他夺取天下,一在于得到士人支持,二在于流民支持他;李世民是世家夺取天下的范本,典型的世家加士人;刘邦是半个士人半个流民,他得到了世家(六国的后人)与士人(张良之类)的支持;赵匡胤的成功在于士人与世家的支持)
  中国是有有组织的士人团体的,就是墨家。墨家虽然有组织,但自身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就是自身定位的模糊。某种程度上讲,墨家实际上是符合儒家实践路线的。墨家是组织起来的士人组织。墨家可以说近代政党组织的雏形。墨家的难以生存,是因为其过于超前的先进性与当时落后的政治格局决定的。
  墨家的团体组织性决定了,他必然要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墨家的纲领目标,行动路线却不能适应其独立性的需求。墨家的组织太过于强大,以致与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忽视它,在国家大一统时代,墨家肯定要被打压。
  问题在于墨家为什么没有挺过打压呢?墨家既提出了政治主张(兼爱非攻),但又与世俗妥协,限制自己去实现这种主张(即没有明确为天下人开太平的决心,而是务实于辅助他人,但是有组织的思想政治团体,如果要能够长存下去,非得自立自强不可。这点参照近代共产党的经历)他们以为不强调自立自强就可以避免与中央政府产生冲突,但现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如果他们早些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结局有两种:一种形成类似后世道教的组织(对抗但是失败了,却留下了种子); 另一种就是使得中国提前出现政党政治(对抗成功了,导致类似组织大量出现。因为能够对抗政党组织的只能是政党组织)。
  墨家没能流传下来,坏处是中国的儒生们失去了政治独立性,使得此后儒生们始终不能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好处是儒生们通过加入朝廷来施展才华,进而实际采取了内部改革的路线,使得改革的成本相对较少。
  事实上,墨家的失败是有必然性的。实践上,政党体制要求的条件太苛刻,古代无法提供,就是在现代,运作成功的例子少,失败的多,而且在古代那种条件下出现政党体制,一个不利于国家大一统,另一个几乎肯定会蜕变成为类似天主教或道教那种组织。理论上,政党体制要成功,宗教的理论是必须的,没有类似宗教的理论,是无法长期保持纯洁性的,而当时墨家是没有类似理论的。因此,墨家,即使能够一时成功,从长远看,非得吸收佛教理论以后,才能比较稳定的存在。但是佛教要几百年以后才流传到中国。
  墨家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没有吸收宗教的理论之前,儒家的组织实际上是无法长久存在的(道家也一样)。儒家唯一可行的入世路径,只能是作为辅助角色来参与政治。儒家、道家如果自己搞组织,夺天下,那么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持纯洁性。至于打败对手,对他们而言,反而是次要问题(儒家或者道家组织可以轻易打败任何对手)。
  儒家或者道家组织为什么厉害?可以参看共产党,他们厉害就厉害在于组织严密,信仰坚定。组织严密可以被对手学习,但信仰坚定对手却很难复制。他们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持团结而不分裂。看看西方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保持纯洁是何等的艰难(西方的宗教无一例外都无法长久保持纯洁度),拥有宗教传统的西方(佛教也一样),都无法避免内部的分裂,更何况宗教意识较薄弱的东方了。
  如果无法保持纯洁性,那儒家或道家组织与世俗王权有什么区别?依靠世俗王权,照样可以干成儒生想干的事;自己拉队伍,风险先不说,关键在于自己一定会干的更好?恐怕不是吧。
  儒家、道家对王权的退让,与其说是屈服,倒不如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无法保持纯洁性,那么儒家、道家就只能按照世俗王权的规矩来经国济世了。

  明白了上述的描述,就要明白中国自汉武帝到宋代为止,经济的运行规划都是在向尽量维护世俗王权的方向设计的。如何维护世俗王权?就是把所有能够威胁王权的东西都打倒,无法消灭的就尽量压制。
  所以对世家、豪强,那是要坚决打击的;但因为他们掌控国家财富,所以又不能过分的压制;
  对士人那是要拉拢分化的;
  对流民,最好不要产生,产生后尽快安抚,安抚不了就要尽快消灭。
  所以一个朝代的经济就是中央不断与世家豪强演绎压制与反压制的过程。建国初期,中央是很容易压制地方,但越往后越难。一方面是和平日久,世家豪强的力量得到恢复,另一方面朝廷内部的纯洁性问题日见严重(就是贪污、腐败、无能的一面日见严重),中央逐渐处于弱势。
  中央腐败和豪强对抗中央的情况下,士人对中央日见不满,中央越来越难以收拢人心;而流民也越来越无法压制了,最终在各种势力推动下,帝国崩溃。
  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所以集中体现在土地上面,土地集中度越高说明国家越危险。这个道理,统治者不是不明白,但是却无法作为。所谓的无法作为就是中央政府,无法压制世家豪强了。为什么?还是那个纯洁性的问题。和平时间一长,世家豪强凭借固有优势,本就会造成贫富差距,而现实中的一些情况又人为的加剧了这种趋势。要知道世家豪强固然有优势,但世事无常,谁能保证自己永远都是正确的?谁能保证世家豪强不会衰败?盛衰本是平常事,但世家豪强却人为的延续繁荣。人为的延续繁荣不是不可以,但要明白世上真正的能人是少的,凭借正常手段来维系繁荣的绝对是很少的一部分。但现实是大部分世家都能延续数代,难道世家的当家的各个都是贤人?当然不是。他们采用了不正常手段。
  按道理,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制止的话,朝廷的寿命达到三四百年是没问题的,但很显然达到这个目标的很少。因为朝廷不作为。因为当官的也要为自己谋私利,更何况世家豪强本来很多就是又官又民。所谓官官相卫是也。如果皇帝自己再肆意妄为的话,国家就衰亡的更快了。朝代越久远,做官的和曾经做官的就越多,那么催生的豪强世家也就越多,而国家的发展是有极限的,当达到极限后,世家豪强们是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的,他们会继续壮大自己的财富,此时老百姓就倒霉了。如果此时政府采取行动的话,朝廷会多活一段时间。但现实是此时朝廷已经无力制止了。因为根基已坏,政府的财政根基已经被世家豪强们挖断了;朝廷要作为,就要花钱,钱从哪出?向百姓要,那是激起民变。只能从世家豪强身上出。要让他们出钱,就必须保证他们乱不起来,就是军队必须绝对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做到军队绝对服从皇帝的,那是明、清时候了(明代靠的是军户制度,满清靠的是八旗子弟)。皇帝做不到这一点,就难地方豪强没办法。

  道家与儒家对经济的看法。道家的想法类似于自由主义,但是在汉初的实践证明,这种路线很危险。休养生息是没错的,但对经济决不能放任自流。原因很简单,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即使朝廷不插手管理,世家豪强也会插手经济,人为的扭曲经济,而且是无时无刻的扭曲。经济从来不是依照自然规律或者人们规划来进行运行的,它无时无刻不被各种力量影响,很难判断一种经济现象是单纯的生产交换成分大些,还是人为制造的扭曲成分大些。
  经济问题有其现实存在的真实性,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人为扭曲的真实性。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是被扭曲以后的现象。即经济问题,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假的。解决经济问题,要找到其真实的病症,更重要的是消除其被扭曲的病症。
  因为经济被扭曲的太厉害了,所以人为调控是必须的。只是这种调控,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就看操盘人的水平了。但有一点要明确,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消除人为的扭曲。真实的经济问题从来都是很直白的:要么你很容易解决,要么你毫无办法,不存在中间路线。所谓的折中,那是对人为扭曲的折中,不是对经济问题实质的折中,因为真实的经济问题没有折中一说。

  宋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某种程度上超过唐代。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资本诉求的开始。宋明两代经济足够发达,于是资本主义自然在中国觉醒了,但觉醒的不成功。第一次是王安石变法,结果搞得很糟糕,好处没看出来,坏处倒是一大堆。明代后期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为什么呢?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是带血的,这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历史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但资本主义早晚也是要来的,因为它虽有千般不是,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否认:从来没有哪种制度能够如此广泛的把人压迫到这种程度同时让人爆发如此大的潜能。宗教做不到,儒家、道家也做不到。
  资本主义通过最血腥残忍的手段,完成了对封建时代的颠覆,同时一举突破了儒道两家的难题——纯洁性问题。对于纯洁性问题,资本主义给出的答案是:全民监督参与,正确了,全民享受福利,失败了全民承受痛苦。它不怜悯弱者,也不在乎人民有多大的痛苦,它只在乎结果,它只在乎它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比前人在智慧上高出多少,但它的手段却是先贤圣人们绝不会采用的。它的力量在于它的冷血,在于它的疯狂。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制度,但也是非常高效的制度。
  它一举葬送了人们的理想乡,它告诉人们不允许停留。它是一头野兽,它用自己的力量强行牵扯人类前进,跟得上的走向繁荣,跟不上的惨遭淘汰。它用丛林法则逼迫人们进行进化。它用鲜血警告人们。
  人们实现了千年的梦想,温饱不再成为问题,但人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成千万人的死亡。
  资本主义是野兽的化身,人们为了与之战斗不得不逼迫自己不断的上进。可以说,资本主义就是被放出来的一头狼,人类在它的逼迫下,不得不快速前行。资本主义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对立面,当人类已经无敌于天下时,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对手。人类和资本主义的战斗,本质上就是人类自己思想斗争的具象化。
  设计出这种体制的人绝对是天才。资本主义的强大在于它的冷血与疯狂,哪天资本主义不冷血不疯狂了,那就意味着它快要死了;新生的资本主义绝对是冷血与疯狂的。所以资本主义的结果要么是其中的一支咬死了其他所有各支,然后再咬死自己;要么就是在咬死自己之前被外力打死。前一种结果是,大家死光光;后一种结果是大家自废武功,天下太平。
  设计这种体制的人,在逼迫全人类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要么人类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力量根源在于人类的不觉醒,即愚昧、无知等缺点)咬死;要么觉醒过来打死资本主义。
  如果人类顺利觉醒的话,那人类就真的算是大范围进化了。
  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代,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间。人类与资本主义的决战是在资本主义一统全球后才会出现,决战就是天下反秦与楚汉之争。未来什么样子,谁也不清楚,但绝对是符合:即使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这句评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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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3 08:32:42 | 显示全部楼层
真传一张纸。假传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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