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胜利日为什么我们要警惕日本

大参考

　　又是一年一度的抗战胜利日，回到抗战的起点——918事变，再向前看七十年，会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抗战胜利七十多年后的这个胜利日。

　　1861年6月，日本倒幕派中坚高杉晋作来到上海，希望能够学习中国抵御外侮的经验，并谋求中日联盟，共同对抗西洋列强。但是，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个构想，而代之以战胜中国的新计划。

　　在上海，高杉亲眼目睹了西洋列强的飞扬跋扈。更目睹了晚清的无知和迟钝。逛了几家大书店后，他非常失望的发现，几乎买不到经世致用的书籍，魏源等革新派的著作早已绝版。卖家和买家都热衷于科举辅导书，而完全无视不远处的租界，和越烧越近的太平天国战火。

　　这次来华体验，彻底改变了高杉晋作的中国观。他认为，晚清没有资格，也没有价值和日本结盟。“日本千万不要做被夺走上海和香港的中国，而要做夺走了上海和香港的英国。”这就是他的结论。

　　明治维新之后，在高杉晋作的“直觉”性结论的基础上，新日本的领导层很及时的看清了四个事实：

　　1，当今世界乃放大的战国时代，不进则退，日本要坚定决心走富国强兵之路。

　　2，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不利于国家发展，但却也因祸得福。西洋列强纷纷将中国设成靶子，而多不屑于侵略日本。即便是美国的黑船事件，目的也是尊翁之意不在酒，是要借日本当跳板进军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蠢到极点才会和中国结盟。因为无论中日是否结盟，中国都要替日本挡枪。但如果中日结盟，日本反而要帮中国挡枪。所以，日本不仅不会和中国结盟，甚至对相关舆论的出现都高度紧张。

　　3，中国虽然地广民众，但整个国家暮气深沉，当国者但知过往数千年书，而不知当今世界为何物。教育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知识界眼高手低，满足于唱道德高调，说普世大道理，完全不能理性客观的看待现实世界，更不懂如何脚踏实地的用技术性手段解决现代化问题。日本越来越相信，通过战胜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是日本发展的必由之路。

　　4，19世纪的全球头号强国是英国，其利益主要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上。其现实的头号对手是俄罗斯，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则是德国和美国。所以，英国对中、日两国并不准备斩尽杀绝，反而一再帮助两国抵御俄国的侵略，目的无外乎是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相比之下，俄、美两国则志不在小，是未来逐鹿亚太的头号强敌。但两国都受到地理因素的阻碍，难以全力以赴。所以，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美国开通巴拿马运河，都是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日本因而明确了一个基本国策：一定要抢在美俄动手之前战胜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1894年，而不是更晚的时候挑起中日战争。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全面压倒晚清的洋务运动，时间对日本有利。但日本看问题是从全球战略博弈的角度看，以西伯利亚铁路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进度，为中日战争的倒计时。这才使得第一次中日战争成为一场“甲午年”的战争。（详情参阅王鼎杰，《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于是，“战胜中国”成为日本精英阶层最理性的选择。经福泽谕吉等思想巨匠广为传播后，这个精英阶层理性选择的国策，又成为普罗大众狂热支持的“战胜中国梦”。

　　1887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决定从皇室费用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海防建设。消息传出后，日本举国响应，在短短数月内便募集了203万8524日元22钱1厘的巨款。其中，普通民众捐款169万2700日元，华族（旧日本仅次于皇族的贵族阶层）捐款24万日元，官吏捐款10万5824日元22钱1厘。要知道，当年日本高度注重基层文教，一个小学教师的月工资也不过3到5日元。其他普通民众的月收入可想而知。因而，很多民间捐款不过30钱、50钱。数额虽少，但全民参与，聚沙成塔。日本媒体更有连续大版面刊载数十钱捐款者名单的行动，一时形成举国若狂的海军捐款热。

　　“今天你为海军捐款了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问候语。

　　如果我们能够将历史的镜头拉的更长一些，就会发现，这个国家战略的传统甚至不仅仅是百年的问题。

　　早在隋唐时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在朝鲜半岛扩张。在写给隋炀帝的国书中，甚至使用了“日出之国天子致书日没之国天子”的文字。只是后来被唐军在白村江口击败，才开始战略收缩，全面向中国学习。但即便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最彻底的年代，日本的学习也是有取舍、有选择、有改良的。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家山崎暗斋曾问其门下弟子：“如果孔子为主将，孟子为副将，率领数万兵马来进攻日本，我们这些学习孔孟之道的人该怎么办？”对此，众弟子无言以对。山崎的答案斩钉截铁：“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这种灾难，我们只有身披胄甲手执武器，与他们一战，擒孔子、孟子以报国恩。”

　　这就是日本。儒生尚且如此，何论武士？战后美国改造日本，从和平宪法到享乐主义的传播，其实都是要斩断这个传统。但是，美国的改造真的成功了吗？我表示怀疑。

　　正所谓居安思危，知己知彼。国防，永远是预做最坏的打算，追求最佳的结局。站在抗战胜利日前，警惕日本，反而是对中日关系、对东北亚和平更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