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高额社会抚养费到底去哪儿了？

大参考

　　每年征收的高额社会抚养费去哪儿了？江西某乡镇的支出明细显示，除了10%上缴县计生委，剩下全由计生部门支出。津贴奖金相关票据中，发放的奖金名目繁多，支出表中有一项“利益导向“，其实就是为计生干部买养老保险。（第一财经）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原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而考察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演变，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后为了“入世”，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从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和滞纳金应该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预算管理，可在不少地方，这一款项只不过转手给了县计生委，或多数留给乡镇，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村一级计生专员，甚至被贪污挪用。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被称之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那么，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按照此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即便征收是合理的，那么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远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以社会抚养费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之上。这一逻辑的背后，是把超生者看成了社会负担，政府则需分出资源养活这些人。但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但在中国，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费用多数由家庭承担。

　　事实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往往是农村居民等低收入家庭，社会抚养费客观上成了对低收入群体特别征收的一种“税”。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正义第二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最应当得到补偿的是低收入者。多生了孩子，家庭负担重了，按理政府应当补偿这些多子女家庭才是，但他们等来的却是被征社会抚养费。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质是“劫贫济富”，客观上使大量超生家庭成了贫困家庭。实际上劫了贫，却未必济了富，因为征收到手的社会抚养费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一边是部分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二胎，我国生育政策正由倡导少生向鼓励多生转型，一边却是一些地方抓紧追缴尚未征收到手的社会抚养费，一些地方政府还决定狠罚三胎。《人民日报》前几天还有报道称：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要让“不敢生”变为“敢生”。现在看来，官方的信号有些混乱，令人不解。既然都在献计献策如何鼓励生育了，为何又要挖空心思向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

　　这就像是一笔生意，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媒介，以超生儿为商品。在农民超生前，或不动声色；超生后，则设置重重关卡，社会抚养费多收一笔是一笔，有时连发票都不开。畸高的“自留”比例之下，催生了种种暴力征收行为，也使得一些地方出于利益驱动，“发明”了诸多“捆绑式收费”的方式，比如，不缴清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的孩子，就不能上户口，不能上学等，由此引发的悲剧并不鲜见。2013年7月，四川泸州16岁少女蔡艳琼因缴不起社会抚养费，无户籍无法参加中考，喝农药自杀；2014年3月3日，贵州兴义市农民王光荣因交不起22500元“超生罚款”割腕自杀。

　　三十多年来，中国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支付了高昂的社会成本。虽然，每年也收不了多少钱，而且这笔钱主要用于支付征收成本。与当年被废除的农业税情况类似——得罪了老百姓，政府自身也没有多少好处，这样的政策往往就很悲哀。

　　根据统计全国每年要收二三百亿的“社会抚养费”，但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钱被用在了保护环境和改善文教卫生设施上了？按照常理，超生者交了“社会抚养费”后，其子女总该享受求学和医保待遇了吧？但如今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产检费，产房费，手术费，奶粉，幼儿园，小学到大学，不都是父母抚养吗？多少孩子无法异地上学，多少大病患儿没有钱看病被赶出去回家等死，社会扶养过他们吗？看来，所谓“社会抚养费”名不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