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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认为东方的文化像一棵树，随风承水，道法自然，以对诗意最高境界的追求为不可攫夺的精神。而西方的文化象一幢楼，以理性为主旨，以逻辑为构架，即便是须以性灵作为传动的文学和艺术，也可以放进各个不同门牌和标签的房间，归置得井井有条。 东方的文化里多见圆融和旷达，有同现实的冲撞和积郁，都可遣之山水，在自然那里得到消解和释放，形之为文，发之为诗，于是从人格和精神都超然物外了，虽不时要被世俗生活拉回硌人的地面，但总可算是通过诗意的门径“得道”和入圣了。西方的文化里多见扬厉和追索，遇有不解事，就非得要找到技术层面的解决之道而后快，工技虽愈加强大，然生也有涯，学也无涯，在学无止境的困局中，灵魂和心性却也就常受羁绊，看不到尽头的出口。 对于世界的神秘，东方的文化人习惯于任其神秘，即便探究，也总能本能似地找到自我局限同未知彼岸间的平衡点，生与存“莲清静为藕虚心，萍自在因根解脱”，死和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进，无复独多虑”，终得安然。他们只对诗意和灵魂“负责”，而对于世界的本体和原相，他们却总是慵懒而可爱，拙稚而聪慧地让本体和原相自己负责。物化或符号化的技法、技巧和技能，如语言、如书法、如笔墨丹青，在他们也都只是通向和营造诗意的手段或伙伴，不会以技术获得的本身为直接目的。 西方的文化人总是对世界的神秘耿耿于怀、心存不甘，总把揭示事物的真相和抵达事理的实质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天职，技术的获取和概念的确立便成为他们文化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他们探究生与死、存与亡、爱与恨的必要条件和必然支撑。他们一般很难容忍“无知”和“不可解”，在认知和技术实在够不到的尽头，也要抬出一个“上帝”来作为指归和代言才能心安。为了更好地接近全知的“上帝”，技术至上也就一度成为他们在技术革命获得成功后构建文化大厦的行动纲领。 中国的文化人基本不信宗教，穷其一生乃至一切对诗意的感悟和创造便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不需要自己的神灵，他们在对万物之美的颖悟、体验和创作表现中就能见神、造神和出神。他们不需要神甫的辅导和心理医生的诊治，同自然之物与自然之理相融相生便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良药和他们的情人。中国的诗人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类似于风子何许人先生所说的“祭司体系”，即能够天人合一、承担“人神对话”的“中间人”， 中国自古来对诗人及其精神的推崇丝毫不亚于宗教国度对祭司和神灵的推崇。近代大儒辜鸿铭之所以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里说所有中国人一直过着一种遗世独立、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当有这方面的奥妙和原因。 西方的文化人大都信仰宗教，一旦在历经上穷碧落下黄泉，繁绮遍织，著述等身之后，却仍不能切身感受到“上帝”的回音和垂怜，发现自己赖以存在的智识同真在和本在的距离还是无穷远，这便足以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失落、苦闷和抓狂，越是天才越易于崩溃。在没有心理医生的干预下，伟大如牛顿者也会老来疯癫，强悍如海明威也会自爆其头，他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即使没有神的关照，只需要诗意的指引也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进入田园牧歌的理想生活，终为自己智识利器的反攻所伤。 东方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意境”，西方文化的最高境界是“真境”，东方文化更多地象一本写给自然的情书大观，西方文化更多地象一部发给世界的檄文集成。 对物质的建设和驾驭，对现实的管理和调节，最优化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当然要从西方的文化精神及教战守册中去找，而是否能解决人类与自然共生矛盾的终极难题，那就要看人类的造化及其自身的智慧了。 灵魂的安放和出路，却更适于到东方的文化精神和“诗性”哲学中去寻，而这只需要我们象海潮回溯沙滩，像鱼群回游生地，多收敛起一点对于外物的霸道，多克制一些贪欲戕伐的沙尘，触手或举步，便都可曲径通幽。这个距离有时候看起来有十万八千里，但其实也就是倏忽一念的过程。 循西方的文化精神成事功，结东方的文化精神为情人，虽不必刻意求绝对，却也是一个现代新人能得以身心两安的上佳之选，何乐而不为？ | 
发表于 2013-6-30 10:2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