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政治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里，任何理论创新都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危险。
陈伯达，一个曾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31年、被称为党内“文胆”的理论家，用他在文革初期进入中国政治最高决策层，直至很快失势，最终在四人帮垮台后沦为阶下囚的人生沉浮，证明了这个危险不仅存在，而且随时可以到来。
毛泽东先后有过30多位秘书，其中，陈伯达任职时间最长，获得的职位最高。文革爆发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常委中排名第五。
此时的陈伯达，可以说是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连邓小平、刘少奇、陈云这些党内资历深厚的领导人都排在他的后面。
理论这个东西很神妙，可以走中庸之道，也可以走极端。这两条路陈伯达都走过，前一条路让他得到毛泽东赏识，后来仕途看好，而后一条路则令他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并最终被权力集团抛弃。
爬得高，跌得重。这句话用在陈伯达身上再贴切不过。
陈伯达
陈伯达旧文人习气浓重，但在党内理论水平很高。在延安时，他在一次讨论中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那次理论座谈会讨论的是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有人认为孙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双方争得不可开交。
轮到陈伯达发言，他慢条斯理地，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话说：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不料，毛泽东听得很入耳，说，陈伯达同志分析得很好，很恰当。
其实，陈伯达就是和稀泥，把两派观点糅合到一起，但没想到很对毛泽东的心思。从此，毛泽东对陈伯达由注意到欣赏，最后把他调去给自己做秘书。
陈伯达的理论素养很快显现出来。1943年，为批驳蒋介石授意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陈伯达写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这篇花了三天三夜写就的文章在国共双方阵营均引起极大轰动，以至于国民党在管辖区内下令查禁此文，称陈伯达为“陈逆伯达”。
此后，陈伯达又先后写出《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论毛泽东思想》等重要文章，显示出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极佳的文采。周恩来称赞陈伯达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
在陈伯达心中，毛泽东对他有知遇之恩。毛泽东需要的，则是陈伯达的书卷气和理论头脑。陈伯达能充分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在出思路、出理论方面很有一套。在炮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时，陈伯达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但是，当陈伯达被提拔进政治局，当上常委后，他心里开始感到惴惴不安。虽然身居高位，他知道自己和旁人没法比，林彪和江青两派，他谁都不沾边。他唯一的资本就是给毛泽东当过秘书，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欣赏和倚重张春桥、姚文元了。
陈伯达或出于秉性，或出于不自信，对人总是很和蔼，见到比他级别低的人也常常双手抱拳，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料在后来，这句话被毛用去了，说他嘴上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但内心却是“大大野心家”。
虽然陈伯达名义上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但很快权力就落到江青手中。江青与陈伯达经常争吵，但陈总是居于下风。渐渐地，陈伯达开始向林彪靠拢。
陈伯达（前排左三）与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在检阅台上
到了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配合着关心国家主席位置的林彪，大谈天才论，没想到却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自然对陈伯达和林彪一唱一和地大谈天才论十分恼火。
据吴德回忆，在1970年8月24日华北组会议上，陈伯达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引起轩然大波。
陈伯达说：“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对于陈伯达如此明显的站队，江青、张春桥等人坐不住了，他们到毛泽东那里告了陈伯达的状。
天才论本身其实没什么，不外乎是马屁拍大了，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严重的是陈伯达已经倒向林彪。而此时的毛泽东认为，林彪有抢班夺权的企图，身边缺乏笔杆子的林彪需要的就是陈伯达这样的理论家，林陈结合到一起就成了政治威胁。
很快，毛泽东就写了一篇《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欺骗了不少同志”的言论进行了批判。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陈伯达
毛泽东直指陈伯达“有野心”，并且说，他是一个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让党内人不要上他的当。
毛泽东当初对陈伯达赞赏有加，否则怎么可能让他给自己做了三十年秘书？一个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又如何成为周恩来口中党的“最好的理论家”？政治就是一潭深水，水无常态，政治上也就没有永恒的对错。毛泽东如此评价陈伯达，只不过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相比之下，邓小平对陈伯达的评价倒还算中肯：“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
在毛泽东看来，陈伯达是林彪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是为林彪搞前奏的，但是，林的势力大，毛泽东就先拿下陈伯达。庐山结束时，中央就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不久陈伯达被正式羁押。从此从中国政坛上消失。
其实，作为一个御用理论家，陈伯达在1966年6月1日主导完成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他的历史使命就基本算是完成了。文革的领导权并不在他手里，但是，他却为这场浩大的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定了调子。
“一切”都可以“横扫”，那笔杆子出身，在政坛上并无坚实根基的陈伯达为什么不能扫？就像《不见不散》里混在美国的北京青年刘元认为“自己把自己都克了”一样，陈伯达没想到，他的“横扫一切”最终把他自己也扫出局了。
陈伯达给毛泽东当了31年秘书，洋洋洒洒写过无数文章，但是，毛泽东一篇七百字的文章，就将其所有的功劳一笔注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11月20日，陈伯达和曾经排挤过他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一同站到被告席上，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审，最终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后因病保外就医。
因为文革在民间的负面印象，在文革期间批斗过刘少奇的陈伯达，自感自己和林彪、江青一样，都是国家的有罪之人。他后来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听着这样的话，谁能想到这是出自邓小平口中“自负的理论家”之口？陈伯达发疯，还是别人发疯？发疯的人制造了疯狂的时代，还是疯狂的时代让正常的人变成疯子？这一点，恐怕陈伯达自己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让陈伯达成为显赫的红色大秘，官居中央大员高位，也是毛泽东，让陈伯达跌回尘埃，成了他常挂在嘴边的真正的“小小老百姓”。因为是戴罪之人，他实际上还不如一个老百姓。
陈伯达晚年提及毛泽东文革中亲手打倒自己，对其子陈晓农称：“他（毛泽东）老了，思想不正常了，才会这样。他过去不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记恨他。他以前待人是很宽厚的。”
虽然陈伯达于1980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刑，但是他从1970年10月起就一直被关押，所以，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释放，人事关系由北京市公安局转入北京市文史馆。次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脏病突发在家中辞世。
十天后，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一代红色大秘陈伯达的跌宕人生就此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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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9 11:2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