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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空姐打车遇害的深层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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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2 14:10: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空姐深夜打车遇害,震惊了全国。

  凶手在逃,公安机关正在全力抓捕。

  有报道说凶手已经跳河。他如果就此死去,那真是太便宜他了。

  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他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审判,并且不能以任何理由得到原谅或赦免。

  年轻女孩单独打车遇害,最近几年已经发生过多起。

  前两年,我在一家电视台录节目时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还邀请了一位女特警现场表演防身术。

  提醒女孩不要深夜打车,不要在偏僻地方打车,不要单独打车,以及教授她们防身术,案发后无情打击罪犯,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思考不应止步于此,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性犯罪往往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中国社会目前的现实来看,性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公平,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隐患,也是重要的犯罪诱因。

  和财富、权利一样,性也是一种社会资源。财富、权利分配不公会产生严重问题,性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同样会产生严重问题。

  性资源分配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大量男性在婚姻问题上“未得已失”;

  2、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部分占据优势资源的男性“多吃多占”。社会上层男性的“多妻制”与社会底层男性的“无婚制”并存。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20周岁以下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可能会有超过2500万人面临“婚荒”。

  《蓝皮书》指出,20多年来长期处于失衡状态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如今逐步表现为20岁以下各年龄段人口性别比的上升态势。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20岁以下的人口中,年龄段越低,男女性别比越高:19-15岁者为107.88/100,14-10岁者为114.20/100,9-5岁者性别比为119.30/100,4-0岁者性别比为122.66/100。

  从《蓝皮书》发表到今天,刚好10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担忧,已经变成了严峻的社会现实——据统计,约三千万的婚龄男性成为“无婚族”。

  在自然条件下,男女比例大致上是平衡的。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平衡,显然是社会政策失当的结果,应该认真总结教训,也应该有人在历史面前承担责任。

  中国性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生理障碍、心理障碍、孤僻、抑郁、自闭、同性恋等症状在无婚男性中发生率要普遍高于其他人群,如果不能得到有力的疏导和缓释,还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甚至滋生违法犯罪行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男性“无婚”现象,并不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均匀分布的,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

  按照一般的社会习惯,婚配模式遵循“男高女低”的规律,A男配B女,B男配C女,C男没得配。

  据山东某地对男性民工的一项调查,在“有无性压抑”一栏里,92%的民工在“有”字后面划上了“√”。

  一方面,是在性方面的极度压抑与苦闷,另一方面又是极度骄奢淫逸,荒淫无度。

  财富、地位的不平衡加剧了性资源的“分配不公”。

  有权、有钱、有地位的人,都可以用他们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多吃多占”,他们除了合法的婚姻之内的女人外,更拥有本来应该属于别人的女人。

  这种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对性资源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并对他人婚姻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文明构成严重威胁。

  比如,这些年来,哪个落马贪官的罪状里没有一条“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这些女性都应该是别人的妻子、女友。

  据报道,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拥有146位情妇,位居全国之首;四川省乐山原市长李玉书的20个情人,年龄都在16-18之间。福建省周宁县委原书记林龙飞,曾为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可谓花样百出。

  与底层男性的性苦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腐败官员的“性过剩”——

  湖南省通信局原局长曾国华,迫于情妇压力,不得不给五位情妇签下保证书,保证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皇帝、贵族和地主对性资源的制度性垄断(比如后宫制度、纳妾制度等)造成了民间大量的性饥荒,这也是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的中世纪,贵族享有初夜权。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之所以起来造反,直接原因就是贵族要搞他心爱的女人。电影中有华莱士赢得了英格兰王妃的芳心与身体的情节——这当然只不过是对贵族性垄断的一种想象性报复。

  根据北大著名法学家巩献田教授的研究,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是逐渐降低的(最低为1968年、1969年),此后则逐年升高,而这恰恰与财富、权利不公平的变化同步。

  要消除性犯罪的社会原因,或者将此类犯罪的发案率降到一个非常低的、社会不至于感到不安的水平,从制度和历史经验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因为它是最合理、最人道的制度——每个青年工人和公社社员都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婚姻问题上都不会遇到制度性的障碍。

  最后强调一句:分析犯罪的社会原因,不能被解读为替罪犯开脱。强奸杀人是十恶不赦的罪行,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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