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道德经》第7集

大参考

　　名可名，非常名。

　　可以用文字命名的名，都不是恒常不变的名。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说文》

　　这是《说文》中对“名”字的解释，意思是自己命名，其小篆写法如下：

　　“名”字从口从夕。夕，指的是黄昏后幽暗不明。在白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容易，可是等到了天黑看不见的时候，交流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就必须要开口说话，如：“张三，把石头移到树下”。类似这样的信息，在白天只需要使个眼神即可传递，可到了黑夜，就必须要通过语言才能传递，而要通过语言就必须使用名称。“张三”，是用来命名那个人的，“石头”和“树”是用来命名物体和位置的。

　　名，是先秦诸子辩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关于名的学问称为“名学”。之后又有一群思想家对“名学”特别关注，以惠施、公孙龙等为代表，他们所形成的学派称为“名家”，与道家、儒家、法家并列诸子百家。但在最早期，关于名学的主要思想家还是老子和孔子，因为名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要等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际，以至于出现“名实相怨”、“名不副实”、“名存实亡”的历史环境下才能诞生的。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君请您去治理国政，您会首先做什么呢？”孔子道：“一定是要先正名！”子路道：“您这也太迂腐了！正名有什么用？”孔子道：“太粗鲁了，仲由！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是会抱持存疑的态度而不会乱说话的。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不成；事情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当；刑罚不当，则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因此，君子正名后必须要是可以言说的，言说后一定要是能够施行的。君子对于自己所要说的话，一点都不能马虎！”

　　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正名是一切事务的核心，施政必须以正名为优先。那么具体到实践中，应该怎样才叫正名呢？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

　　齐景公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政，孔子答道：“国君要像国君，大臣要像大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齐景公道：“有道理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那即便国家有粮食，我又能吃得到吗？”

　　在“君君”一词中，第一个“君”是实，第二个“君”是名，所谓君要像君的意思，就是君的实要与君的名相符合，而“君不君”则是指君的实与君的名不相符合。因此，孔子所谓的正名，就是要名副其实，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让君臣、父子之间都能做到名实相符，那么国家就能够井然有序了。

　　这话当然没有错，可问题在于，如果“实”就是不能与“名”相符呢？该怎么办？是应该重名还是重实？孔子认为，应该重名。

　　譬如孔子作《春秋》，第一篇就讲述了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即是指郑武公的长子郑庄公，姓姬，名寤生。寤，音wù，同“牾”，逆着，不顺的意思。婴儿出生时通常都是头先出来，而庄公出生时是脚先出来，故称“寤生”，即逆着生出来的。婴儿一旦寤生，就会导致孕妇难产，给孕妇生产时带来极大的痛苦，因此庄公的母亲武姜很不喜欢庄公，直接给他取名就叫“寤生”，就相当于今天有母亲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姬难产”，足见其对此子的厌恶程度。

　　武姜不喜长子姬寤生，而爱幼子姬段。郑武公在世时，武姜就曾请求立姬段为太子，遭到郑武公拒绝。郑庄公继位后，武姜为姬段向郑庄公争取到最好的封地京邑（今河南荥阳），鼓励纵容姬段发展自己的势力。对此，郑国许多大臣都曾劝谏郑庄公要对姬段有所约束，不能任由他胡来。郑庄公皆以武姜极力维护为由而没有采纳大臣的建议，他对大臣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且等着看吧。”其实，郑庄公内心早就处心积虑要除掉姬段了，只是他不愿意背负手足相残的骂名，遂放纵姬段胡作非为，引诱姬段起兵造反而后将他一举歼灭。

　　等到姬段自以为粮草军队筹备妥当后，准备率兵袭击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武姜则准备为姬段充当内应打开城门。于是，郑庄公派兵攻打姬段的封地京邑，京邑人皆叛离姬段，姬段只好逃往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于是郑庄公的军队又继续追击到鄢陵。之后，姬段又出奔到共城（今河南辉县）。对此，《春秋》的记载就是“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然而，这看似平淡无奇的九个字，里面却隐藏着很深的玄机。

　　第一，为什么是“夏五月”？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读者来看或许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事情发生在夏季五月，所以就写“夏五月”，有什么不对吗？事情可能不止这么简单。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在给《公羊传》作注时提到所谓“讨贼例时”，也就是说郑庄公讨伐姬段本来应该算作“讨贼”的行为，而在记载讨贼时是只记载时（即季节）而不记载月的。例如在鲁庄公八年（即前686年），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齐国国君，鲁庄公九年（即前685年），齐国大夫雍廪杀死公孙无知。对此，《春秋》的记载是：“九年，春，齐人杀无知。”由于齐人杀死公孙无知是讨贼行为，所以只记载季节“春”，而不记载月份。然而此次郑庄公讨伐姬段，何休认为郑庄公的所作所为有失亲亲之道，所以孔子不把他的军事行动定义为“讨贼”，所以不仅记载了季节，还记载了月份。

　　第二，为什么称郑庄公为“郑伯”？

　　《左传》记：“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意思是说，郑庄公作为哥哥，本应对弟弟有教诲之责，可是他却不但不对弟弟加以教诲，反而纵容诱导他犯错，故而《春秋》称呼郑庄公的爵位，以作为对他的讥讽，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他的阴谋。

　　何休认为：“若作讨贼辞，当称人以讨，如齐人杀无知然。今不如此者，经本主为恶郑伯失亲亲而书，故曰郑伯而不称人也。”也就是说，作为讨贼行为，对郑庄公的称呼本该是“郑人”的，就像是“齐人杀无知”中的“齐人”一样。可是，由于孔子认为郑庄公有失亲亲之道，所以不把他的军事行动定义为“讨贼”，也就不称其为“郑人”，而称其为“郑伯”。

　　鲁僖公五年（即前655年），晋献公杀死太子申生，对此，《春秋》的记载是：“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谷梁传》记：“目晋侯，斥杀，恶晋侯也。”意思是说，称晋献公的爵位“晋侯”是在贬斥他杀太子的行为，以表达对他的憎恶。《公羊传》记：“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意思是说，为什么直接称是“晋侯”杀了呢？凡是杀死太子、同母弟的，都直接称国君的爵位，因为他连如此亲近的人都忍心杀害，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我们由此可以推知，称郑庄公为“郑伯”与称晋献公为“晋侯”一样，也有表达对他的憎恶，认为他实在太过分的意思。

　　以上解读大同小异，本质上都是认为将郑庄公称为“郑伯”是因为他有失亲亲之道，不是做哥哥应该有的样子。

　　第三，为什么称姬段为“段”？

　　《左传》记：“段不弟，故不言弟。”意思是说，姬段是弟弟，但他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像个弟弟，所以就不称他为弟弟。

　　《公羊传》记：“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当国，是指主持、掌管国家。当国的正常书写方式是，去掉公子或公孙之氏，而冠以国氏。如齐桓公是姜姓，齐氏，名小白，齐国公子。在他当国之前，称“公子小白”，当国后改称“齐小白”。同样的，姬段是姬姓，郑氏，名段，郑国公子。在他当国之前，应称“公子段”，当国之后，应称“郑段”。可是由于姬段的当国是篡位谋反，根本就不像个做弟弟的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在记载时不给他任何前缀，只称“段”。

　　《谷梁传》记：“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意思是说，姬段是弟弟，但不称他为弟弟；姬段是郑国的公子，但不称他为公子，这就是在贬低他，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个弟弟和公子。

　　第四，为什么称“克”？

　　《左传》记：“如二君，故曰克。”意思是说，郑庄公与姬段的对立，就好像是两个国君在争斗一样，所以称“克”。在这里，“克”作“攻克”解，郑庄公讨伐姬段，就像是一个国家攻克了另一个国家，这完全不是哥哥对弟弟该有的作为。

　　《公羊传》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意思是说，“克之”是什么意思？是“杀之”的意思。为什么将“杀之”称为“克”？这是要张大郑伯的罪过。为什么要张大郑伯的罪过呢？母亲想要立姬段为国君，自己却杀了姬段，当时就不该把封地给姬段。在这里，“克”作“杀”解，但表达“杀”这个意思的字有很多，《春秋》选择“克”这个字，是为了张大郑庄公的罪过，因为他明明可以不杀姬段的，却刻意将姬段诱导到被他杀的境地，对同母弟如此处心积虑而残忍无情，这就比一般的杀更加可恶，这完全不是哥哥对弟弟该有的作为。

　　《谷梁传》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意思是说，克是什么意思？能够。能够什么？能够诛杀。那为什么不称“杀”呢？是为了显示姬段有许多军队。在这里，“克”作“能够”解，郑庄公作为国君，诛杀臣弟本是极其容易的事，可他却需要精心策划才“能够”做到，显示姬段为篡夺君位花费了很多心思，聚集了很大势力，这完全不是弟弟对哥哥该有的作为。

　　第五，为什么称“于鄢”？

　　《公羊传》记：“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意思是说，为什么要记录地点呢？因为姬段当国。“齐人杀无知”也同样是当国，为什么没有记载地点呢？因为这事发生在国都之内，所以不用记载。在国都之内，虽然当国也不记载地点。不当国，虽然在国都之外，也不记载地点。姬段当国，同时又发生在国都之外，所以记载地点，是在“鄢”。

　　《谷梁传》记：“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意思是说，郑庄公本是在京邑击败姬段的，之后姬段逃到鄢邑，郑庄公才继续追击到鄢邑。因此，这里不称“郑伯克段于京”，而称“郑伯克段于鄢”是在强调郑庄公对弟弟追击太急，就好像是从母亲怀里将婴儿夺过来杀掉一样，真是太过分了。那么，郑伯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他应该缓慢地追击姬段，让姬段有充足的时间逃掉，那么郑伯就不用杀死姬段，这才是亲亲之道，保留了最后一丝兄弟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