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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尧:中华文化之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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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4 18:59: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来,我在公众号连载《姚尧精读道德经》一书,出乎意料而又不那么出乎意料地有许多人留言说我讲错了。最初,我对这些无知无畏者是不屑一顾的,但类似的留言看多了,就不免对这种现象有些更深层的思考。

  我讲《道德经》才说到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有七八条留言指责我说错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唐朝(也有说汉朝、宋朝的)以前,“道”根本就没有“说”的意思。像这种人,我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从南怀瑾先生的《老子他说》里看来的。现在,我们把南怀瑾的原文摘录如下:

  有人解释《老子》第一章首句的第二个“道”字,便是一般所谓“常言道”的意思,也就是说话的意思。其实,这是不大合理的。因为把说话或话说用“道”字来代表,那是唐宋之间的口头语。如客家话、粤语中便保留着。至于唐宋间的著作,在语录中经常出现有:“道来!道来!”“速道!速道!”等句子。明人小说上,更多“某某道”或“某人说道”等用语。如果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时隔几千年,口语完全与后世不同。那个时候表示说话的用字,都用“曰”字。如“子曰”、“孟子曰”等等,如此,《老子》原文“道可道”的第二个“道”字是否可作“说”字解释,诸位应可触类旁通,不待细说了。【完毕】

  我们姑且先不论南怀瑾的观点是否正确,对于那些留言质疑我的读者而言,你至少应该非常诚实地说:“南怀瑾认为,‘道’字在唐宋以后才有‘说’的意思,你怎么看?”而不是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就想把我批判一番。当然,这些人或许是从别的抄袭南怀瑾的垃圾书上看来的,不过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如果是无名之辈写的垃圾书,不会给他们那么高的自信,必须是看到南怀瑾这样知名学者的书,才会让他们自我感觉如此良好。

  现在,我们再来批判南怀瑾的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南怀瑾说,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示说话都是用“曰”字,“道”字是到唐宋以后才有说的意思。于是,我们就来举反例。

  在《诗经》中有首诗叫《墙有茨》,它的第一段是这样说的:“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土墙长出蒺藜草,没有办法能清扫。家中私房那些话,实在无法说出口。怎么能够说出口?无非全都是家丑。”这首诗写的是村妇劝架的事,传统认为是在讽刺卫宣公的妻子宣姜不守妇道,与庶子通奸。显然,这里的“道”就是说话的意思,而这首诗是春秋时候的作品。

  在《荀子》中有篇文章叫《非相》,是批判相术的,它的第一句是这样说的:“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意思是说:“通过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吉凶祸福,在古代根本就没这回事,有识之士也不会谈论这种话题。”显然,这里的“道”也是说话的意思,而荀子是战国时期的人。

  在《史记》中有篇文章叫《李将军列传》,里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汉文帝说:‘真是可惜啊,你(李广)没有遇上好时候。如果你能赶上高皇帝的时代,那么封个万户侯还在话下吗?’”显然,这里的“道”也是说话的意思,而写《史记》的司马迁是西汉时人。

  在《桃花源记》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意思是渔人离开桃花源时,村里人告诉他不要把这里的事说给外面的人听。显然,这里的“道”也是说话的意思,而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是东晋时人。

  以上我们分别列举了春秋、战国、西汉和东晋时期的文献,均显示“道”一直都是有言说的意思的。南怀瑾认为到唐宋后才有说的意思,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当然,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批判南怀瑾。南怀瑾先生博览群书,自有其学问根基,在某些地方存在硬伤亦再所难免。严格来说,南怀瑾对于先秦诸子的解读都是不精准的,很多时候是用古人的材料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心里有数的,所以他在为自己的书取名时,讲《论语》的叫“别裁”,讲《孟子》的叫“旁通”,讲《老子》的叫“他说”,讲《列子》的叫“臆说”,可见南怀瑾原本就不打算自己的讲解完全忠实于原著。读他的书,与其说是了解先秦诸子的思想,不如说是了解南怀瑾本人的思想。今年是南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因此我也无意对他说什么不敬之语。我真正想说的,是当国人在激烈讨论中华文化(也有使用“国学”、“传统文化”等词)时,我们真得弄明白中华文化是怎么回事吗?中华文化好或者不好,这是价值判断,可我发现,许多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是肤浅而错误的,在这样肤浅错误的基础上做出的价值判断,那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

  打个比方,甲说:“张三是个好男人,他经常做家务。”

  乙说:“张三是个坏男人,他从来不做家务。”

  丙说:“张三是个好男人,他从来不做家务。”

  在以上三者的对话中,甲和乙在价值判断上是一致的,都认为好男人就应该经常做家务;但在事实判断是不一致的,甲认为张三经常做家务,所以是好男人;乙认为张三从来不做家务,所以是坏男人。乙和丙在事实判断上是一致的,都认为张三不做家务;但在价值判断上是相反的,乙认为做家务的男人才是好男人,丙则认为男人应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工作上,张三好就好在不做家务,他要整天乐得在厨房里折腾,那反而糟糕了。

  对于以上三者,我们现在最要严厉批判的是甲,他只是某天看到张三下楼时扔过一次垃圾,就以为张三是经常做家务的人,这是以偏概全的事实判断错误。至于乙和丙,他们在事实判断中没有犯错,只是在价值判断上有分歧,对此我们都持尊重态度并愿意深入探讨。

  康有为对于自由平等,曾说过这样一番高论:“中国人生长于自由而忘自由,犹其生长于空气而不知空气为何物耳。世之浮慕共和自由平等者,必称法国。……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乱行也:求人身自由,则免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罚、拘囚、搜检耳;求营业之自由,免除一切禁限耳;求所有权之自由,不能随意没取耳;求聚会言论信教之自由,今煌煌着于宪法者是矣。求平等者,非绝无阶级也:求去其奴佃而得为官吏,预公议、民刑裁判、纳税,皆同等而已。试问中国何如?……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但有之已数千年,而忘之不知夸耳。今吾国欲再求自由,除非遇店饮酒,遇库支银,侵犯人而行劫掠,必更无自由矣。……今吾国欲再求平等,则将放肆乱行,绝无阶级。……嗟乎,纲纪尽破,礼教皆微,何以为治!故中国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欧人一日之强,乃欲并其毒病医方而并欲效法而服之。”

  简而言之,康有为的意思是:中国人整天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却反而忽视了自由平等的存在。现在的人但凡说起自由平等,想到的就是法国的自由平等。可事实上,法国的自由平等,哪里能跟我们相比呢?我们的自由平等已经发展到极致了,要再自由平等一点,那反而要天下大乱了!我们这种自由平等是谁带来的呢?是秦始皇废封建带来的,而且我们沐浴在自由平等的阳光中已经两千多年了,现在的中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居然还羡慕起法国那种低水准的自由平等起来。

  与康有为同样是戊戌变法领袖的谭嗣同,则在《仁学》一书的第二十九章写道:“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在《仁学》的第三十章写道:“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且即以据乱之世而论,言伦常而不临之以天,已为偏而不全,其积重之弊,将不可计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枘,以苦父天母地之人。无惑乎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而亟劝其称天以挽救之,至目孔教为偏畸不行之教也。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中国自三代以来原本是奉行自由平等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还把这套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理论化了。可坏就坏在荀子,荀子篡改了孔子的理念,把孔子的自由平等篡改成专制集权,还假托这就是孔子的思想。然后,荀子又把这套学说通过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传给了秦始皇,最后秦始皇用这套学说统治荼毒了中国两千年。

  由此可见,康有为和谭嗣同都认为自由平等是好的,他们两人在价值判断上是一致的。可是在事实判断上,两人却刚好相反,康有为认为正是秦始皇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平等,而谭嗣同认为正是秦始皇使中国彻底丧失了自由平等。

  我们再介绍第三个人,毛主席的观点。毛主席在1937年9月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反对自由主义》,文章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有害表现,如不负责、不认真、不服从、不团结等,然后写道:“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在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发表了这样一段谈话:“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和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在同年8月30日,毛主席在谈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有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由此可见,毛主席和谭嗣同在事实判断上是一致的,都认为秦始皇否定了孔孟自由平等的那套,采取了荀子、李斯这一派专制集权的学说;但毛主席和谭嗣同在价值判断上是截然相反的,毛主席认为秦始皇伟大就伟大在专制集权,因为必须要搞专制集权才能办成事,譬如统一天下,统一度量衡,兴修水利。如果秦始皇也搞自由平等那套,那他就会像孔夫子一样只会说空话,到头来一事无成了。可是在谭嗣同看来,如果老百姓不能自由平等,那么国家富强也没什么用,他在《仁学》的第三十五章写道:“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瞧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宜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意思是说,“幸好中国兵力不强,倘使中国的海军像英法,陆军像俄德那么强大,则不但是中国人要遭殃,全世界的人都要遭殃了。所以东西各国都要欺压中国,这正是天意使然。”幸好谭嗣同最终是以身殉道,所以大家不会怀疑他的爱国热情,否则以这种偏激的言论,无论如何是逃不掉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的。其实,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派”,不也是谭嗣同这种逻辑吗?

  对于毛主席和谭嗣同这两种类似于今天偏左和偏右的观点,我们暂且不评论哪一种更好,但我们肯定他们两人在事实判断上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批判的是康有为,他在事实判断上是完全错误的。

  康有为说:“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这句话是对的,就好像布衣出身的韩信,刘邦想让他当大将军就让他当大将军,想废了他的楚王就废了他的楚王,想把他杀了就把他杀了,没有人能够阻拦,甚至没有人敢于议论。如果非要说这是平等,那也只能说所有人在作为皇帝奴才这一点上是平等的,都是皇帝想赏就赏,想杀就杀。可这种平等和法国大革命所要追求的平等是一回事吗?各种自由又从何谈起呢?康有为居然还说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发展到极致,岂非是睁眼说瞎话?这种对于事实判断的明显胡说八道,正是我们必须极力抵制的,亦是我所谓中华文化必须正本清源的关键所在。我可以不强求你在价值认同上选择法家或儒家,左派或右派,但你至少不能在事实判断上混为一谈。

  在我看来,现在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两种非常恶劣的倾向,一种是庸俗化,即用庸俗肤浅的、哗众取宠的、插科打诨的语言来诠释中华文化。这类书籍文章,虽经许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批判,但仍不妨碍其成为市场的畅销和热门。不过,相对于这种已经众所周知的不良倾向,第二种倾向更糟糕,却并不为许多人所重视,我称之为混淆化。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所有东西都混为一谈,而且认为中国既然要有自信心,那么老祖宗的东西就什么都是对的。有时候,祖宗甲和祖宗乙的观点明显是争锋相对,可既然他们都是我们的老祖宗,都是我们要顶礼膜拜的对象,那我们就也只好说他们都正确,本意都是一致的,还美其名曰“学贯中西”、“打通三教”。庸俗化的倾向,主要是由这个越来越没浮躁、越来越没耐心的时代导致的。混淆化倾向,则与东亚诸岛的文化垃圾输入有关。由于同文同种的关系,以台湾和香港的文化垃圾输入最为严重。

  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都只是岛屿,在文化心理上都是抱大腿的,他们没有自己的根。因此,这些地区的人整天挂在嘴边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包容并蓄”,说中华文化在他那也能保留下来,英美文化在他那也能保留下来。可他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世界上最能“包容并蓄”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垃圾堆,对不对?垃圾堆里什么都有,食品也有,布料也有,金属也有,可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创造,只能是靠别人扔给他。就好像你去东亚诸岛去旅游,当地人会告诉你,这个是我们保留下来的唐朝文化,这个是我们保留下来的明朝文化,那个是我们保留下来的美国文化,那么问题是,什么是你自己创造的文化呢?什么都没有!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全都是抄我们的!有人说,中国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总是在破坏传统文化,这些人根本就不懂,适度的破坏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一。我们从秦始皇开始就一直在烧书,可为什么我们这个喜欢烧书的民族,却能够把灿烂的文明保留下来,而其它那些不烧书的民族,却没什么古书可看呢?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儒法并用,儒家讲的是继承,法家讲的是革新。只有继承,没有革新,那到最后就是个垃圾。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以中华民族的绵延不绝,倘若不适当做些抛舍的话,只怕若干年后,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也都成为传统文化了。这些东亚诸岛的文化,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康有为的脑袋一样混乱庞杂,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有,你要秦制我给你秦制,你要孔子我给你孔子,你要自由平等我给你自由平等,可你本身究竟是什么呢?你什么都不是,就在胡说八道。当然,这事本身也不能强求他们,几千年来,他们的身份就是蛮夷。在以中华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中,蛮夷一方面在经贸上向中华朝贡,一方面在文化上向中华学习。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中华一度经济匮乏,导致蛮夷在经济方面占据上风后,也把他们的垃圾文化倒回了中华。

  为什么蛮夷的文化注定只能是垃圾呢?因为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靠认爸爸,中国强就认中国做爸爸,英国强就认英国做爸爸,美国强就认美国做爸爸,每个爸爸在他那留一点东西,他就成了垃圾堆。我中华则不然,中华天生是就是要做爸爸的,我可以落魄到没有人愿意叫我爸爸,但只要我缓过劲、翻过身,那么爸爸又回来了。中华可以做别人的儿子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你地方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文化那么久远,人有那么聪明,即便你管人家叫爸爸,人家也不敢答应,除非把你肢解成七八块。因此,晚清以来列强都想扶持军阀肢解中国,但军阀混战到最后还是统一,这就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当爸爸的气质,想改都改不掉,你改了人家也不敢相信。毛主席在1956年有一个关于“球籍”的经典论断,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为什么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搞得不好不会被开除球籍,中国搞得不好就会被开除球籍呢?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当儿子的,看着风向不对扭脸就能管人叫爸爸,但是你不行,你天生就当爸爸的,你要当儿子都没人敢收,所以只能奋发图强。老人家晚年在施政上的确有失误,但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上是认识非常清醒的。

  这里顺便插一句,在两千年以中华为主导的东亚文明圈里,日本曾经也打过当爸爸的主意。在唐宋时期,日本是真心当儿子的,他对中华爸爸那是心服口服的。直到南宋灭亡,日本人才惊呼:“爸爸去哪儿了?”“咦,爸爸不见了!”于是,日本人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当爸爸的心思,反正他知道那个住在蒙古包里的肯定不是真爸爸。好在不到百年,朱元璋把蒙元打跑了,日本人发现“爸爸又回来了”,这才打消了自己当爸爸的野心。后来满清入关,这又让日本人第二次有了自己当爸爸的心思,因为他知道那个拖着长辫子的肯定不是真爸爸。于是,日本人精心炮制出“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等论调,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人的内心优越感,让世人认同中国并不必然就是东亚文明圈的爸爸,而是可以“爸爸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那么接下来,那句令人耳熟能详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就呼之欲出了。我们都觉得这是日本侵华的借口,但当年很多日本人自己是真心相信的,他们内心里真的是有一种即将要当爸爸的历史责任感。结果二战失败,美国接管了日本。鉴于这个国家三番五次的贼心不死,所以美国干脆就把日本阉割了,让他从此只有做儿子的义务,再无当爸爸的权力。于是,在接下来的六十多年里,日本人一直心甘情愿地抱着美国大腿叫爸爸,即便用广场协议修理他也痴心不改。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美国爸爸元气大伤,满口吐血,日本这才猛然惊醒,好像美国爸爸也靠不住,然后扭头一看,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不知不觉中似乎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了。日本人心想:“难道,爸爸又回来了?”到2009年,日本出了个最亲华的首相鸠山由纪夫,无论是在慰安妇问题、承认战争罪行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还是钓鱼岛主权问题,鸠山由纪夫都表现出空前的对华友好,而且他还提议构建中日韩自贸区,于是,他很快就被美国人给逼下台了。继任的两位首相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对中国也还算友善,所以他们当然也做不长久。直到对华强硬的安倍晋三上台,就一直连续首相当到现在。美国人为什么不允许日本出现亲华的首相?因为他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日本转身去叫中国爸爸,所以只能不停地告诉日本人:“那个不是你爸爸,那个不是你爸爸,我才是你爸爸,我才是你爸爸!”可是,短期内虽然能够勉强支撑,长期看历史潮流毕竟无法阻挡。在2016年初蔡英文刚当选时,我写了篇文章叫《二十年内可收台》,后来特朗普给蔡英文打电话,我又写了篇文章,说“估计二十年收台还太保守,因为要考虑到蔡英文自己会作死的因素。”当时文章的阅读量还不错,只是真正相信的人不多,到现在应该越来越多的人会相信了。今天,我说句更加石破天惊的话,从更长远的国运来看,我们不但会收了台湾,也会陆续收了日本、朝韩,就好像秦始皇统一天下划分三十六郡后,一方面“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另一方面“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日本、朝韩,差不多就是桂林、象郡的角色吧!

  只是,中国既然天生是做爸爸的,就要有做爸爸的样子,就不能像垃圾一样什么都要,就得保持自身的干净纯正。我中华日后要与欧美竞争世界霸权,除了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竞争外,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竞争。现在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我们的文明不如欧美,而是我们在根源上遭受了太多垃圾的污染。我们需要在文化根源上来一次正本清源,我们既不怕和别人辩论,也不怕和别人竞争,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我们也不怕承认不足,而向对手学习。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根本就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在那傻乎乎地吞食别人给我们灌输的文化垃圾和糖衣炮弹。要明白我们将到何处去,首先就得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都有,但我们应该要精读元典文本,而不能再被那些庸俗化和混淆化的文化垃圾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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