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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不确定性与资本主义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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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4 09:56: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来经常遇到一个词,叫做“不确定性”。例如在媒体或会议讨论时,经常有专家说:对于特朗普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或者针对其他国际国内大事,也常有这种说法。这种话如悖论一样说得滴水不漏,在公开场合这么说,永运不会犯错,但也等于什么都没说。

  不确定性是一个极其正常的普遍现象,例如一个朋友来电话说他某日到北京,问我有没有时间聚一下。这种屡见不鲜的日常事务便蕴含了很多不确定性。个人事务如此,国家事务,国际关系中,这类不确定性也很常见。过去,人们探寻智者,现在人们咨询专家,问一点问题,听一点回答,目的是要从混沌的不确定性中抽丝剥茧地找到方向感。古代智者也许能给人高瞻远瞩的确定性,因此而青史留名。现代专家作用降低了,但听众、读者还是希望至少能有一点心理安慰的方向感,哪怕只是临时性的。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寻求对于未来走向、发展可能的分析和判断,实际上都是想克服种种“不确定性”。所以,当专家把“不确定性”当成结论还给听众、读者时,大致可以看成是糊弄,一种自己也辨不清方向、没有答案的托词。当然,这个托词也保证了专家不会犯错,总比信口雌黄被很快打脸要优雅一点。

  然而,有一种关于“不确定性”的学术理论就不那么简单。米国学者希尔顿·鲁特写了一本书《资本与共谋》,在米国的出版时间约2006年,2017年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讲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范围比较广,从东亚到南亚、东南亚,从非洲到拉丁美洲,只是没讲中东(敲黑板),个别国家还单列章节叙述,例如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这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不确定性”。那么,这里的“不确定性”是什么意思?简单分析一下。

  先说书名《资本与共谋》。这本书的所谓“资本”大致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本,它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也可以细化到西方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里的资本要素,有时也等于金融。在作者的叙述中,也可以等同为自由主义的一整套原则,例如私有化、市场经济、多党民主、法治、司法独立、公开化、信息透明、公民社会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所谓“共谋”是指非西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市场规则、社会保障等方面一系列传统或现象的统称,例如家族制、熟人社会、裙带关系、多民族、多宗教、恩庇主义、独裁专制、国有企业、既得利益集团、贿赂腐败、法治松懈等。也就是说,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上述多种原因,经济发展或企业生存都要靠各种小集团、小规模利益共同体内部的“共谋”,而非普世的资本规则。

  很显然,这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一个非此即彼的鲜明对比。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不确定性”的含义。对于作者来说,西方自由主义的整套规则是确定的,而非西方国家所有与西方规则不符的社会现实统统都是“不确定性”。由此,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这种“不确定性”会阻碍外国资本的进入,也就会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换个角度说,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经济发展就应该尽量消除上述对于西方来说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要在基本制度上与西方变得一样,从而对于西方资本来说就没有“不确定性”了,就没有威胁了,就可以放心了,就可以让私人资本大展手脚了。

  所以,这本书里的“不确定性”就是将非西方国家所有与西方自由主义原则不符的传统或现实统统打包。为了能让好心的外国资本帮助非西方国家获得发展,消除“不确定性”等于要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做一个“格式化”。虽然在国别或地区论述中作者也显示了一定的通融和灵活性,例如作者没有反对东亚国家最初靠独裁而强制进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民主制度该何时进入,作者认为也要有所考虑,可以斟酌权衡等,但总的来说,最终结果是确定的。因而,现阶段已经取得巨大经济成果的国家,或者虽然也开始改革、转型但还不成功的国家,差别只在于“不确定性”消除了多少以及走向确定性的步骤、顺序。

  因而,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作者代表西方而表现的一个“宽容”:以前西方认为实现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一条道路、一种节奏,可以理解为对非西方的硬盘做一次性彻底格式化,以便装上西方的系统软件。现在,作者认为可以有多种路线图,可以理解为硬盘分区或多硬盘,先做部分格式化,不用西方系统软件时先用一点西方小程序。但最终还是要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走到西方认可的“确定性”中,即最终还是要全部彻底格式化。事实上,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的经济学翻版。

  比方说,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得不错,但作者认为只是消除了部分“不确定性”,因而还有很多隐患。要彻底解决“不确定性”,作者隐隐约约地提到,或在对比政治体制改革时提到,要实行西方优秀的民主制度,在某处还明确提到要实行“多党竞选制”。由此我们也要回到前文“敲黑板”的地方,为何作者讲了几乎全世界所有非西方国家,唯独漏掉了中东?在我看来是因为中东一些米国的盟友不喜欢西方民主,出于米国利益考虑,作者也不想用米国民主对中东的米国盟友进行格式化。至于针对中国的这种隐晦含蓄,我不知道是翻译问题还是出版删节问题,我也懒得去查外文原著。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作者的叙述分析中,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是互相的。也就是说,对于西方是不确定的东西,对于非西方可能就是确定的,反过来也一样,对于西方是确定的东西,对于非西方可能就是不确定的。有点像绕口令了,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比方说,“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对于西方是确定的,与之对应的独裁专制对于西方就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反过来,独裁专制对于非西方是确定的,“多党竞选”民主制度对于非西方就是具有明显不确定性的,因为它不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还有可能导致独裁专制下台。所以独裁专制喜欢自己的确定,而不喜欢西方民主带来的不确定性。

  前不久我写了篇文章批了郑永年(郑永年的“明朝陷阱”存在吗?),其实,在他那篇关于“明朝陷阱”的文章里开篇还有一段话:“‘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的。”在各个网站的转载中,这段话都是加粗的凸显。当我们理解了美国作家对于独裁专制害怕西方民主带来不确定性的描述后,再看郑永年像家长哄孩子一样劝中国“不应当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时,我们是否读出了多重含义呢?所以,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或者流行术语出现时,往往有一套人们不易察觉的包装,跟着用的很多人未必清楚。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是一种“阴谋”,事实上我认为作者是很真诚的。其实很多西方学者都是比较真诚的,说的都是心里的大实话,只不过换了一个包装。因为他们的确认为这是必然的,是必由之路,是唯一选择。他们在路径方式上的“宽容”也不是假装,而是对多元化的认可和接受。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西方认定的必然,即便有路径手段上的宽容、多元,真的就是唯一的结局吗?

  这本书外文原版是2006年,从那时到现在,甚至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西方的方式手段对于实现他们的目标来说,已经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举例来说,西方和印度自己都认为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也成为西方和印度都对它的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满满的主要依据。问题是,西方民主的典范——罂国统治了印度那么长时间,为何那时候没有把印度搞得同罂国一样发达?老师都没有搞成的事,学生现在能搞成吗?唯一的可能是学生不按老师教的方法,自己搞一套。但问题又来了:现在西方和印度都认为印度是西方的好学生,学习西方学的很好很像,消除“不确定性”的格式化也随时准备进行,那么,印度何必还要独立呢?让罂国人继续统治管理不是更好吗?

  学术上的“不确定性”概念一方面严重忽略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将所有与西方不符的现实都视为对于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在手段和目标上狭隘地认定“确定性”。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展望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其实应该是西方所认定的那些“确定性”。也就是说,西方自以为的“确定性”其实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而西方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不确定性”中,哪些其实是“确定的”,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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