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道德经》第1集

大参考

　　孟子有句名言，叫：“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因此，我们要研读老子的《道德经》，首先就要了解老子这个人。只是老子离我们的时代太过久远，又因宗教和政治人士的有心利用，遂穿凿附会出许多传说。对于这些传说，我们并不一一细究，只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为主线，观老子生平之大略：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昂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对于这段文本，我们逐句分析：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这段话介绍了老子的基本信息：

　　姓：李

　　名：耳

　　字：聃

　　籍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

　　职业：周王室的守藏室的负责人

　　介绍得虽然很清晰，但我们还有四点疑问需要推敲。

　　首先，老子既然姓李，为什么不称李子，而称老子？比较说得通的解释，是“李”和“老”的古音相近，之后就混用了。譬如同样是在春秋中后期，齐国有位权臣名叫“田常”，他的本名应该叫作“陈恒”，他本是陈国公族之后，因“田”与“陈”古音相近，故“陈氏”亦称“田氏”，“陈恒”亦改称“田恒”。又因汉代要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故后人称“陈恒”为“田常”。由此我们推知，老子这一系原先是姓“老”，后来就改姓发音相近的“李”。

　　其次，老子名耳，字聃，名和字都提到了耳朵，可见耳朵是他身体特征上一个非常惹人注意的器官。聃，音dān，《说文》上记：“耼（同‘聃’），耳曼也。”段玉裁注：“曼者，引也。耳曼者，耳如引之而大也。”张舜徽注：“曼有长义。耼训耳曼，谓耳长也，亦即下垂之意。旧说，耳垂长者寿高。”由此可见，老子的耳朵很大，耳垂很长。《黄帝内经·五阅五使》上说：“耳者，肾之官也。”又说：“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广大，寿中百岁。”这里的“引垂居外”指的就是耳垂向下向外，盖耳垂长则肾精足，肾精足则寿命长。

　　第三，老子的籍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是今天的什么地方？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是两个地方，一是在安徽涡阳县闸北镇郑店村的天静宫，一是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的太清宫。这两地皆在涡河沿岸，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公里，虽然现在分属安徽、河南二省，但历史上曾长期同归亳州所管辖。是以这两地，无论哪一处有错，都不会错得太离谱，我们也就不详加考证了。不过，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楚苦县”，苦县原本是陈国的地方，但自春秋中期以来，陈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两大霸权中间左右为难，特别是经常遭到来自楚国的讨伐。自前598年以来，陈国曾多次被诸侯侵占，之后又因种种原因复国，直到前478年才彻底为楚国所灭，领土全部并入楚国。同年，孔子去世。后世有史家认为，司马迁说老子“楚苦县人”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陈为楚所灭是在前478年，此时即便老子还在人世，那也年近百岁，且早就不在苦县生活了。如以老子出生成长的年岁计，应该是“陈苦县人”。但如前所述，陈国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内多次被楚国攻占，我们既然无法准确断言老子出生在哪一年，自然也就无法断言老子在苦县出生及成长的年龄究竟是属于陈国还是楚国，故说老子是“楚苦县人”或“陈苦县人”皆不为错。

　　第四，老子所担任的“周守藏室之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官？现在普遍流行的解释是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这种解释从字面上讲不能算错，但彼时守藏室所担负的功能远比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要更多更重要。在《吕氏春秋·先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凡是国家濒临灭亡之际，有道之人必定会率先离开，这点古今都是一样的。土地的归属取决于城池的归属，城池的归属取决于人民的归属，人民的归属取决于贤者的归属。故此，贤明的君主因得到贤者而自然就得到人民，因得到人民而自然就得到城池，因得到城池而自然就得到土地。要想获得土地，难道非得要亲自到当地行走，亲自与当地的人民面谈吗？只要能抓住关键性的根本就可以了。夏朝的太史令终古拿出法典，抱着哭泣。可是夏桀仍然执迷不悟，甚至愈加暴虐。太史令终古于是出逃投奔商汤。商汤大喜，告诉诸侯道：“夏桀王施政无道，暴虐百姓，逼迫父兄，羞辱功臣，轻慢贤良，废弃道义，听信谗言，已经引发众怒，现在他掌管法典的臣子也自行归顺于商。”商朝的内史向挚看到商纣王越来越混乱迷惑，于是就带着图文法典出逃投奔周武王。周武王大喜，告诉诸侯道：“商纣王施政大乱，沉湎于饮酒作乐，躲避疏远箕子（纣王之叔，官拜太师，封于箕地，故称箕子，后东渡朝鲜，成为朝鲜的国君，史称“箕子朝鲜”），亲近妇女小人，妲己干预政事，赏罚不按原则，杀害三位无辜之人（剖比干之心，断材士之股，刳（kū）孕妇之胎），致使人民大为不服。现在商朝掌管法典的臣子，也已出逃投奔到周国。”

　　上文提到的夏太史令终古、殷内史向挚和周守藏室之史老子的官职大体相当，要负责掌管天文、历法、典章、礼仪、文书、账册等，如果非要拿现在的官职相类比，他至少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档案馆馆长，再兼国家科学院院长。不仅如此，后世常有博学鸿儒隐于民间，是以人们并不觉得受国家任命掌管学术的太史令有那么了不起。可事实上在老子之前，真正的学术是由国家垄断的，即所谓“官学”，而官学都是师徒传承制的。夏太史令终古奔商、殷内史向挚奔周之所以会让商汤王、周武王那么高兴，绝不仅是后世通常理解的商、周得到一位贤才，而是夏的官学传承人投奔了商，商的官学传承人投奔了周，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夏的官学转移到了商，商的官学转移到了周。这种来自官学体系的支持，进一步增强了日后商出兵灭夏、周出兵灭商之合理合法性。官学至周后，仍旧按照师徒制传承，老子身为周守藏室之史，当然就是官学的传承人。这也就是日后孔子适周问礼的缘故，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接下来记载的这一段：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前往周朝的都城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老子答道：“您所说的这些东西，当年创制它的人和骸骨都早已腐朽，只是留下这些言论还在而已。况且君子在时运到来时就出来济世，时运不到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行。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懂得把财货隐藏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君子的德行高尚盛大，可表面上看起来却好像很愚笨。抛弃您那骄傲的神气和诸多的欲望，抛弃您那刻意的表情和过大的志向，这些都是对您自身没有益处的。我所能告诉您的，也就只有这些而已了。”孔子离去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用网去捕它；会游的，可用丝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史书上没有关于老子生卒年的明确记载，然从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首先，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其次，老子较孔子年长。《史记·孔子世家》明确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前551年，后世史家多推论老子约生于前571年，长孔子二十岁，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司马迁接着写道：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研修道德，其学说以自隐、无名为宗旨。老子长期居住在周朝都城，看到周朝衰落，于是离开了那里。走到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员尹喜对他说：“您此行就将归隐了，勉强为我写本书吧！”于是，老子写了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共计五千余字，阐述道德的深意，之后便离开了，再没有人知道他最终去了哪里。

　　这段话的字面意思非常简单，但留给我们的疑问却非常多。“道德”、“无名”皆为老子《道德经》中的核心术语，在后文中会有详细讨论，这里暂且先按下不表。我们需要进一步推敲的是，《史记》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问题是“周之衰”是从四百多年前的西周中期开始，就一直在逐渐衰弱的，难道老子还需要“居周久之”，才能“见周之衰，乃遂去”？既已决定离开周王室，老子完全可以投奔其它令他欣赏的国家和君主。即便他不打算继续做官，也完全可以回到其父母之邦苦县，又或者别的礼仪之邦隐居，就像后来的列子和庄子那样。为什么老子非要西出函谷关，而且从此杳无踪迹呢？作为深受华夏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老子难道会更喜欢去此前毫不熟悉的戎狄蛮荒之地生活吗？那里风俗不同，文化迥异，又没有朋友，老子西出函谷关而一去不返，图的是什么呢？还有，尹喜作为函谷关的守关官员，正常情况下，与身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不太可能会有交集，他又是怎么知道老子将从函谷关经过，又怎么知道老子学问渊博，又怎么知道老子之后是要隐居，又怎么能让老子写书？于是就有后人穿凿附会，说尹喜在守关时望见天空中有紫气从东方飘来，尹喜明白这是有圣人将至，遂赶紧在关前守候，果然不久就见到老子骑着青牛来到函谷关前。于是尹喜拜老子为师，恳请他写下《道德经》。这样的胡编乱造，显然是无法让我们满意的，我们必须要有更加能说得通的解释。

　　之前我们曾引用过《吕氏春秋·先识》里的内容，这篇文章开篇就说：“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之后又说夏太史令终古和殷内史向挚都是因为遇到了夏桀商纣这样的亡国昏君才逃离的。据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身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也必定是遇到了与亡国昏君类似的情境，所以才不得已被迫离开周王室。这样也就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子必须要西出函谷关，因为作为权力斗争失败一方的核心官员，老子极有可能遭到新当权派的政治追杀。老子的辞官，绝不仅是“见周之衰”这么简单。夏太史令终古“见夏之衰”，就投奔了商汤王；殷内史向挚“见殷之衰”，就投奔了周武王。可是周守藏室之史老子呢？他不但没有商汤周武可以投奔，而且辞官后都不能回归故里，甚至整个四海之内对他来说都是不安全的，因此才不得不西出函谷关，逃往戎狄蛮荒之地。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迫使老子逃走的重大事件应该就是所谓“王子朝之乱”。而引发“王子朝之乱”的，是更早前的周景王变法，对此，我们下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