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濡山：刘鹤为什么说“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大参考

　　导读：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又发展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节点”时刻，而这一次节点位置的中美经济对峙，具有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搞不好会互相伤害。这是因为：以前的双方冲突主要来自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而这一次，老伤口还在，新创伤又越来越大：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利益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而美国认为罪魁祸首是中国。其实，这是因为日益剧烈的全球化打破了战后美国主导形成的全球利益格局，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迅速释放出积压了数百年的生产能量，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并直接交融于全球市场。这种格局的变化是整个人类利益格局调整的必然趋势。欧洲及全球各国都很淡定，唯有当惯老大的美国和草莽英雄特朗普，以低级的商业思维，强行把中国列为战略劲敌，并试图实施特别不友好的举措。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决策幕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先生，放弃出席十九届三中全会，于2月27日出访美国，3月3日回国参加“两会”。预料：此次谈判商榷的核心议题有二：一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如何共赢发展、互不伤害；二是就今年秋季中美首脑会晤进行协商。刘鹤先生首先是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战略家，其次是实战型的经济及金融专家。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学期间，对中西方经济的比照研究，已经融会贯通。这里简要分享刘鹤先生前不久比照研究两次全球经济危机后的心得体会中的几个观点。本人不自量，稍作点评。

　　1.要深刻认识到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面临的危机与机遇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2008金融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到发生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而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本次金融危机（2008年）之间只隔了30余年。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江濡山点评

　　具有时代特征的普遍性的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有四：一是大大改变了传统产业的业态，新业态的效率大大提升而成本明显下降；二是大大改变了就业结构，少数人获得高收入，多数人收入下降或者失业；三是改变了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既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四是改变了资本资源配置的模式，因而导致资本市场大起大落。因此，对于少数顺应局势的企业是机遇，对于多数传统企业而言是危机。对于政府而言，更多的是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公共服务来应对危机。

　　2.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繁荣”，对政府具有极大的“麻痹”性

　　1929年大萧条之前，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在2008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

　　江濡山点评

　　技术革命的爆发，必然产生局部领域的创新繁荣，而且这种繁荣会逐渐扩大，的确令人兴奋。中国一度持久的繁荣和高增长，不是技术进步引发的，而是持久的房地产热潮推动的。而现阶段，全球化趋势下的信息技术及移动互联技术、人工智能科技的应用，同样引发了局部繁荣，随着这种繁荣的扩大，会不会导致上面评论中的四种现象，值得深思。如果这种现象“麻痹”了政府，那后果不堪设想。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决策层强力调整经济决策，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加大对宏观经济的管控，作为重要举措。

　　3.绝对不能放任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2008年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主要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江濡山点评

　　自古以来，一个国家少数精英群体的高收入与普罗大众的平均收入的差距，一旦拉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撕裂整个社会。不论是革命的手段还是非革命的方式，社会代价都很大。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伤害不可估量。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也会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混乱局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是：全民为改革付出心血，而只有少数利益集团分享了改革的主要成果。正因为如此，中央持续强势反腐败、打老虎，并实施“扶贫战略”。

　　4.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是危机的推手

　　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面对严重危机，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江濡山点评

　　发达国家早已经习惯于在和平盛世扮演老大、指手画脚，一副慈祥的圣诞老人形象，而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及伤害的时候，立即变为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于是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安抚国民，保住支持率。从这个角度来讲，落后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与发达国家精英阶层的民粹主义者，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然而，现阶段改变全球利益格局的不是任何一个强势国家对外侵略扩张造成的，而是“公平无邪”的全球化动能使然，是一种强大而无形的自然的力量在“作祟”。这是信息技术革命、移动互联技术普及、人工智能进步及人类文明自然传播的必然趋势。美国显然是全球化最大的伤害着---因为非全球化化时代多吃多占的要被迫吐出来。对此，山姆大叔不愿意直面以对。值得一提的是，越是在这种大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每个国家的市场力量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主权力量。硬碰硬谁也占不到便宜，友和协商才能双赢。

　　5.经济危机与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血肉相连”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之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江濡山点评

　　自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溃后”，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因此大大放纵了美国肆意滥发货币的权力，而各个主权国家又帮助其持有泡沫（国债）。在全球化不发达的情形下，美国可以通过这种玩法瞒天过海，欺负所有与其有贸易和债务往来的国家。但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必然先让其膨胀。美国面向全球发行的巨额国债导致的财政悬崖问题日趋严峻。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科技网络化趋势的不断加剧，美国不但没有适时缓释泡沫，反而实施持久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导致美元泡沫被次贷危机刺破。现在，美国已经陷入到财政悬崖与货币泡沫膨胀的“两难境地”，要拿中国出气，却为难于美国经济循环及公众的生活消费已经严重依赖中国实体经济。在这个节骨眼上，希望刘鹤先生的出访，能给特朗普一个台阶。

　　6.中国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首先，必须有底线思维，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要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从经济意义来说，2008年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最后，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江濡山点评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把中国怎么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危机因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平安无事。外部防范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不要让外部动荡成为引发内部危机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