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寒门博士自杀,博士生为何成导师“家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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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自杀身亡。杨宝德来自湖北黄冈农村，家境贫寒，成绩优异。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要帮博导浇花、打扫办公室、擦车、拎包、挡酒，甚至要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杨宝德曾几次尝试自杀，在去年圣诞节当晚，杨宝德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中国青年报）

　　从杨宝德女友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杨宝德的博士生导师对他的要求早已超出了师生关系的底线，这种行为就是在利用导师的权利对学生进行压榨。现在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在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和经费、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的“利益驱使”下，师生关系更像是“雇佣关系”。

　　对于这样的情况，学生只能选择要么换导师，要么逆来顺受，除非学生愿意放弃多年的寒窗苦读。而就目前中国高校研究生就读情况而言，换导师几乎不可能实现。大多数的博士生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对于发表论文要把导师列为第一作者的“潜规则”，很多博士生都表示不满。但在“雇佣关系”之下，导师在很多方面对学生发展具有决定权，学生又不得不接受。甚至有部分导师把博士生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故意使学生延期毕业，使得博士生所背负的压力倍增。

　　当今寒门学子的困境，让我想起了北邮博士研究生吴利辉的悲剧，他在留给母亲的遗书中这样说道:“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

　　吴利辉名牌大学也毕业了，研究生和博士都考上了，但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甚至养活不了家人与自己，也解决不了人生面对的种种难题，于是自杀成了他可悲的选择。曾经“知识改变命运”作为激励口号为人们耳熟能详，但如今寒门学子凭个人努力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却愈加渺茫。从北大学子卖肉到南京大学学生上街擦鞋，从硕士农民工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跳楼，越来越多的例子也在不断印证，“知识改变命运”似乎只是个美丽的误会。

　　2004年，麦子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多少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城市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如今，不少农村地区的家庭不再以有大学生为荣耀，好些家庭都陷入“不读书永远穷、一读书马上穷”的悖论中。而“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振奋无数寒门学子的口号如今似乎已成为一种奢望。与此同时，社会中曾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也正悄然演变成“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再比如“注水”文凭，一些业内人士把“注水”文凭称为“五不型”，即“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不用自己交学费”，或者是“论文型”，不上课、提交一篇质量不高的论文，就拿到一张学位文凭。形形色色的各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信任危机。而有限的教育资源又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学者被排斥，“劣币驱逐良币”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其实学历的造假，就好像游戏的外挂，有的玩家起早贪黑辛苦几个月，好不容易才打造出一个极品角色；而另一些玩家挂个外挂，轻轻松松就能超越。这无疑打破了游戏世界的公正和平衡，也让游戏的趣味性降低，最终失去玩家信任。游戏玩家都知道，一个游戏不论多好，一旦有外挂出现而不能及时打击，这游戏就离关门大吉不远了。

　　这个世界最怕的就是价值观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