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抵制圣诞节——有这个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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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在网上兴起了一阵抵制圣诞节之风。很多人担心，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西方节日，近年来在中华大地上越来越热闹，而本土节日的氛围却日趋萎缩消亡，所以许多朋友担心，这是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入侵，会进一步挤压华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

　　其实关于洋节入侵的担忧年年都有，不过像今年这样在舆论场上大规模发酵，倒是近几十年的头一回，之所以如此，除了近年社交媒体兴起导致舆论环境改变外，国家民族主义的日渐升温，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那么，对以圣诞节这些洋节，究竟有没有必要动用舆论乃至行政力量抵制呢？要弄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圣诞节为什么在中华大地盛行？

　　圣诞节近几十年的流行，其实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外交流恢复，而鉴于中国在文明发展水平上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这种交流中，西方文明毫无疑问是占据强势的，更多的是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和引进，而非反之。

　　当然，就中国本意而言，其欲引进的仅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而已，对其精神文明成果的需求虽也大量存在，但未涉及到文化体系这个根本层面——何况从近年来中西方不同发展态势来看，西方文化也确实看不出有什么根本上的先进性，以扬弃之心态用来借鉴可以，引之而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全盘重塑，西方文化还没优秀到这份上。

　　只不过，凡事都是有利有弊。虽然中国瞄准的更多是物质成果，但物质和精神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你在学习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西方的思想认知体系，也会以文化的形式，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入。在无法完全剥离物质与精神（何况西方的思想认知体系中，同样有诸多有益之处）的情况下，中国本身也不可能因噎废食。既然要维护中外交流这个当下的“主要利益”，在其他方面，自然也需要以包容之心接纳。

　　何况，这些看似不相干的西方文化，置之于当下，也并不是全无用处。

　　以圣诞节为例，不管其在本身文化内涵如何。但就当下而言，其不过是一个城市青年狂欢释放情绪的节日而已。而仅从个人情绪释放的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节日，其实是十分必要的。

　　毕竟，当下的中国，工业化仍在半途，社会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发展，社会竞争和压力也十分之大。这种情况下，青年作为资产积累最薄弱、生存压力巨大的一个群体，本身就有强烈的情绪释放需求。而针对这种情绪释放的节日的产生，可以说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其实严格来说，圣诞节在西方，本身也并不与狂欢扯上太多关系。中国需要这样一个释放个体压抑的节日，也并不代表着一定得是圣诞节这样的洋节。只不过，中国由于中国传统节日是以传统儒家伦理为底蕴，强调的是家族概念；而后来的红色意识形态，更是以组织集体为依托；二者的这种群体性定位，以及对道德秩序感的注重，确实存在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忽视，并不适合承担这个重任。这种情况下，崇尚个体精神自由的现代西方理念，更契合当代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情感需要，而作为西方第一大节的圣诞节，就正适合作为这种理念的一个载体，在中国变异成今日的狂欢节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今日的圣诞节狂欢，与其说是西方文化的入侵，倒不如说是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改造，是一种基于自身需求满足的拿来主义变异罢了。

　　当然，虽然圣诞节之本意在中国早已被改变，但毕竟披着西方文化的外衣，何况之所以会由圣诞节“担此重任”，本身也与当下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优势有着直接的关联。何况圣诞节本身是基督教中最具代表性的宗教节日，考虑到历史上基督教文明对传统华夏文明强势压制和侵袭，以及当下西方基督教世界依然是中国复兴所面临的最强外部竞争对手，最从防微杜渐的角度来说，对其有一定的警惕和防范，也在所难免。

　　但是否需要上升到抵制的高度呢？这其实要取决于，这种文化入侵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有可能伤及中国根本。毕竟华夏文明的复兴，既要抵御西方文明的颠覆威胁，同时又有赖于对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汲取。这种情况下，如果基督教的文化渗透，仅仅只是表面性影响，不至于从根本上威胁到中国的文化自主性；那就犯不着太过忧虑，更不应该强势打压——毕竟这种打压，不可避免的会增加中外隔阂，进而让中国陷入封闭保守的窘境——这种保守一开始可能体现在文化上，但迟早也会反作用于现实层面，进而导致华夏文明自身的衰败。只有在基督教的文化渗透动摇国本之际，才有必要采取一些强势措施加以应对。

　　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基督教的文化渗透，其实只是皮毛而已。圣诞节之类的形式主义异化自不必说，即便是在真正的宗教传播方面，虽然带着强烈西方烙印的基督教，已经在中国拥有广泛的拥趸，但整体而言，其依然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其拥趸主要集中在农村基层，在城市中的拥趸，大部分也只是普通市民，虽然总的人数不少，但掌握的社会资源却十分有限，莫说影响政治和经济了，连引导民间舆论风向的能力都不具备（主流民众对社会上一些基督教传教者的一些戏谑化调侃，就是基督教依然在民间边缘化的最佳证明。）

　　既然连在民间都未得到主流群体认可，基督教又岂能对中国从古延续至今的世俗主导的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冲击？

　　既然这种宗教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颠覆世俗权力主导的社会秩序（世俗主导也是华夏文明的最主要特征），那即便其源自西方，也犯不着为了这样一个烙印，而对它大动干戈。而只需要将其视作一个普通宗教看待即可。

　　而作为一种普通宗教，基督教其实对当下社会秩序的维持，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世俗主导的社会，儒家一向主张积极入世，推崇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成就。而在现代，改革开放以后，也对入世层面的个人奋斗大加赞扬。

　　这种做法当然是正确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华夏文明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复兴，物质基础的雄厚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个人奋斗的推崇，有助于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人们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进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但这种正确的背后，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成功——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都注定是普通平庸的。对积极入世社会理念的宣扬，以及对成功的鼓吹，固然可以激发人的斗志，进而让社会充满活力；但问题是，这种打鸡血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绝大部分人，在经过艰辛的努力和付出后，注定依然不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旦巨大的付出，并不能带回自己所期望的回报，人们就会失落甚至怨愤。这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心理摧残，而对社会来说，如果所有不成功者（占据社会绝大多数）都怀有这种情绪，那就会对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构成威胁。

　　如何纾缓这种情绪？这就要宗教帮忙了。宗教的作用就是抚慰人心。其之理论体系，从来就不以世俗标准的成功来评判人之价值，而是以自身的心安，与人之间的仁善等为标准。有了宗教的存在，可以为世俗竞争中的失落者（不仅包括失败者，也包括虽然有一定成就，但内心依然存在某种失落的成功人群）提供心灵的慰藉，让他们得以心境平和，进而在达到内心满足的同时，消除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儒家占据绝对主导的中国古代，佛教、道教等，也同样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单以人数而论的话，佛教、道教的信众数量，还要远远超过孔孟门生——只不过宗教人群在话语权和社会资源占有方面，远不能与世俗的士绅相提并论罢了。

　　而在现在，世俗成功主导的社会，同样需要宗教来慰藉失落者。只不过，因为中国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变革的过程中，传统的汉传佛教和道教也同样受时代变革波及，而大幅衰落，现阶段并不具备足够的道德力量来让大部分民众信服，所以藏传佛教，以及基督教这些古典华夏文明覆盖之外的宗教体系，就获得了在国内发展的契机。

　　藏传佛教比较敏感，就不说了。就基督教而言，本质上来说，中国世俗权力对其之传播未必乐见——毕竟现阶段的华夏世俗文明，还达不到盛唐那种包容万象的境界——当时的那种包容，是建立在华夏有资格对一切外来文化予以蔑视的基础上的，而这种资格，现在的华夏文明还不具备。

　　只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以及当下的时代发展特征，决定了世俗权力有必要利用宗教为社会托底；而华夏世俗文明能够完全控制的汉传佛教、道教等等，现在又不具备这种能力，权衡利弊之下，对基督教传播的适当允许，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哪怕部分宗教组织，并未直接受中国世俗权力的管控——比如那些官方教会体系之外的农村教会组织）——毕竟他们翻不起大浪，反倒可以为社会稳定发挥作用。

　　当然，这种平衡，是建立在世俗文明拥有强大影响力基础上的。如果世俗文明衰落，那别说宗教可以越界泛滥了，就连邪教都可以大行其道——晚清的太平天国洪大仙，以及刀枪不入义和团，这些神棍们之所以得以猖獗，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理学没落外，很大一部分也是当时世俗权力——清廷衰落所致。

　　而反观当下，虽然由于儒家复兴的时机尚未到来，以致华夏文明在思想文化层面依旧处于混乱；但世俗强权的统治力却是前所未有的强大，所以完全能够保证华夏文明的世俗底色。基于这种情况，对基督教的适当引入，其实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治大国如烹小鲜。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其利弊之两面性。虽然基督教的宗教文明特征，以及强烈的西方烙印，决定了其与以世俗立身的华夏文化有根本性冲突，故绝不能占据中国之主流。但正如古代儒家中国尚需释、道为之护法一样；当下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基督教颇具现实价值，风险弊端又可控的情况下，适当的加以利用，是有利于国的。所以，对其加以约束固然应当，但盲目用民族主义情绪加以抵制，其实大可不必。

　　本文为云石海外风云系列177９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