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再看三色——官府这锅背的到底冤不冤？

大参考

　　众所周知，云石君的主业是谈夷狄之事，天朝内部基本上是不碰的。不过三色这事儿闹的这么大，作为一名过几年也会把孩子进幼儿园的油腻中年，不说两句似乎心里别扭。所以就在这叨咕叨咕自己的想法吧。

　　昨天，顺天府的巡捕房已经发了再一次的通报，至于其内容为何，网上已经流传了个遍，所以云石君就不累述了。而这一次通报，不出意外的，再次遭到了全网的呵呵。

　　老实说，对于网上普遍存在的官府包庇，隐瞒的质疑，云石君并不是太相信。倒不是因为云石君对官府的操守有绝对的信心，而是从逻辑来看，它完全没有这么做的理由：毕竟这次出事的，只是个普通民营幼儿园而已，官府作为第三方，实在犯不着为一个体制外的营利机构来背这个黑锅，承担这种政治成本。

　　当然，官府作为一个机构，本身没有这样的动力，但官府内的人，未必不会因某种利益纠葛，来借官府的牌子，为自己的利益买单。

　　这种事情当然是在很多时候都存在的。但至少在这件事上，云石君却并不认为有这种动因。毕竟这事儿闹的太大也太快了，一夜之间，举国上下就沸沸扬扬。要压制这种全网性的愤怒，官府所需动用资源，乃至消耗的政治成本，可以说是十分高昂的。这也就决定了，能有能力让官府出面当这种冤大头的，绝非寻常之辈，必须是高等级权贵，方能有此大手笔。

　　不过，从三色幼儿园的买卖来看，尽管已在美国上市，但其集团之规模、营收、利润，虽让普通人高山仰止，但对真正的权贵而言，实在是有些不够看。别说这类人不大可能涉足这种小买卖，也别说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是不是还愿意出这个头，就算他们原本牵涉其中，面对这种舆情沸腾，明智的选择也是暗中切割，割肉止损——毕竟这种损失对他们来说并不严重，但要摆平这件事，耗费的资源却过于昂贵。

　　而从官府的反应来看，除了带节奏攻击体制、或者制造社会恐慌的被禁外，其他就事论事的文章，依然完好无事的挂在网上，这种标准，实际上已经证明了官府在此事中的态度。

　　不过，虽则如此，并不能说明官府在三色一事上就全无责任。毕竟一顶监管不严的帽子是逃不脱的。较之于对监管不严的反思和纠正，其实更值得官府事后总结和改进的，其实是惩罚的无力，以及制度引导的缺失。

　　为什么这么说？这其实要从官府的社会治理思路说起。

　　作为官府，对幼儿园的监管当然是其必须承担之职责。但且不说官府或多或少的会存在一些懒政怠政等制度性顽疾，即便其能通过内部管理，把这种内部损耗的影响降到最低，但其所拥有的行政资源本身，依然是十分有限的。仅以教委负责幼教管理的有限公务员人数，想把诸多自身直接管理体系之外的民营幼儿园，日常监管做的面面俱到，即便这些公务员全都兢兢业业，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人物——何况，对大部分人来说，还做不到完全的兢兢业业。

　　在行政资源天然不足以应付日常监管需要时，制度建设就十分必要了。通过一套良好的制度体系，弘善惩恶，引导民营幼儿园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这才能有效的弥补官府行政资源天然不足。

　　而这，正是官府这些年来大为欠缺之处。尽管官府在事发后，承诺展开整治清查，但所有人都明白，这种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运动式清查整治，根本不过是治标不治本，过不了多久就会故态复萌。然后，在制度缺乏的情况下，官府也拿不出什么其他有效的治理措施。这种情况下，民众基于不安全感而对官府的怨愤，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所以，这不仅是日常监管的缺失，更是治理模式的缺陷。

　　那么，应该怎样做呢？在云石君看来，最简便的办法其实有两点：

　　首先是明确制定一套伤害性足够强的惩罚措施。直到现在，三色也没有因此等暴举，遭受到什么真正的实质性官方处罚。从官府的应对来看，无非就是拘捕一个当事老师，免职一个当事幼儿园园长——这种针对个体的处罚，对那些基于自家孩子被同类人员伤害而心生恐惧的家长来说，几乎毫无安抚作用。而对三色乃至其他民营幼儿园的清查，更因其运动型的特点，被天然贴上了治标不治本的标签。这意味着，官府这种直接惩治，根本就不足以对三色造成整体性伤害，自然也不足以震慑其他同类。

　　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新闻的特点决定了，三色事件的舆论关注很快就会过去；资本对舆论的引导，人类的遗忘曲线、以及幼儿园供不应求的阶段性特征也决定了，这件事情对三色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于无形。

　　这就很可怕了。既然市场决定了三色这种营利性公司，并不会因此遭受根本性打击；如果这时候政治力量再不能对他予以重创，那么资本的嗜血本质，就会驱使它，以及它的同类们，基于利润的追逐，而再次故态复萌——毕竟爆出大新闻毕竟是小概率的事，当这个小概率依然对其伤害有限，不足以动摇根本，且用不了多久就可恢复；那资本又有什么理由不长期非人道的嗜血呢？

　　所以，惩罚性制度的建设，就成为必须。其实在三色一事上，毕竟之前已经分析了，无论是官府本身，还是；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的官商勾结，都没有让官府为三色主动背锅的足够动力，所以这一次，官府还真是在为自己之前的制度建设落后买单。因为没有相应的严惩机制，所以官府在事件爆出并发酵后，一时间只能用运动型整治来应付舆论——毕竟只有这个，才是当政官员一句话就可以发动的。只不过，这种运动型整治，早就被所有人视之为一阵风的无效之举，所以最后不仅不能摆平舆论，反倒加重了官府无能甚至包庇的印象，进一步刺激了舆论的发酵。

　　而除了惩罚性制度，引导性制度的缺失，也是造成这次悲剧的一大缘由。

　　随着三色事件，以及之前携程事件的爆发，幼儿园教师的素质也被舆论广泛关注，而隐藏在素质背后的幼师普遍低薪化，也赤裸裸的展现在大众面前。

　　虽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事实上薪酬高低，与幼师群体的素质，责任心、工作态度，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有关联的。当幼师每个月普遍只有两三千月薪的情况下，这种职业对从业者可以说是就毫无吸引力，也谈不上在乎，这种情况下，幼师的敬业态度就只能仰仗于其自身的道德与良心——而这种充满了随意性和主观性的约束，结合中国当下整体社会道德水平，自然无法让人安心。

　　而最为无语的是，这种情况本不应该发生。毕竟从资金的供应来看，幼师本不应该只拥有这么点薪水。此次事发的新天地幼儿园，每个孩子的每月学费高达五千多块——这种程度的学费，完全足以保障该园幼师有一个更高的收入——纵然无法支撑她们在北京买房，但也应该相对体面。

　　有了体面的收入，幼师才能够珍惜自己的职业——毕竟一旦失去，以她的能力，未必能够再找到同等报酬的工作。唯有如此，幼师才会基于对钱的需求，有动力去遵守各种相应的规章制度。

　　但是，幼师就只有两三千块。这就成了问题频发的一大源头。

　　为什么会这样？

　　表面上，这是资本的嗜血本质决定的。幼儿园没有升学考试这个硬性指标，儿童本身也不具备足够的自主意识，幼儿园的相对封闭环境，决定了外人也难以对其内部运作知之甚详。这种情况下，家长对幼师的工作，缺乏清晰的考核标准。基于此，幼儿园只需把硬件做好，再辅之以营销包装，便足矣迷惑世人。至于幼师这个软件，在能用两三千块就招到老师的情况下，当然犯不着花费更多的人力成本。而低薪酬带来的部分幼师低素质，也就很难避免了。

　　不过，这一切其实本来是可以通过引导性制度改变的。通过幼儿园与教师资格认证与挂钩，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现在的民营幼儿园，几乎没有明确且广受认可的分级认证之说，导致其好坏几乎全凭包装，完全没有硬指标可以遵循。幼师虽有从业资格认证，但由于获得资格认证的人数远不够市场需求，所以实际上也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甚至并不能给获得认证的幼师带来太多收益。整个幼师市场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良莠幼师之间收入没有太大差距，一起处于低端状态。

　　但如果实行幼儿园与教师资格双重认证，并将其挂钩，则情况会大有不同。

　　一方面，通过职称考试，为幼师分级；另一方面，将在园幼师职称综合比例，作为幼儿园等级评定的主要依据，这样一来，幼儿园的优劣，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社会普遍认识标准——而这个标准，与幼师职称是紧密挂钩的。

　　当然，职称与幼师个人道德素养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如果职称能带来直接的物质好处，提高幼师这个职业的吸引力，那从业者看在钱的份上，就会有更强的工作积极性，改进自己的工作态度。

　　而这在幼师职称与幼儿园等级直接挂钩的标准下，是可以实现的。

　　这种结构下，民营幼儿园要想获得较高评级，收取高额学费，就必须雇佣足够数量的有相应职称幼师。而这部分幼师的相对稀缺，决定了幼儿园必须给予其合理的回报——这样一来，至少一个孩子每月几千学费，幼师却只拿两三千月薪，中间差额全被资方攫取的情况，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好转。如此一来，至少服务于社会中层的幼儿园，其由低素质幼师把控的局面能得到一定改观。

　　而低职称甚至无职称幼师，即便一时只能停留在低等级幼儿园，但由于有了明确的职业上升途径，对职业认同感会有所加强，进而在积极考证的同时，也会尽量避免出现虐待儿童，进而导致职业生涯尽毁的局面出现（当永远只有两三千块一个月时，没人会在乎这份工作——但当这份工作有明确的收入上升途径后，这份希望的存在，同样会让人自我约束）。

　　最重要的是，随着幼师职业摆脱普遍贫困，有了明确上升通道，其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会有所上升，进而推动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

　　这是从幼师角度来说的。而对幼儿园而言，明确的等级划分制度，也会让其不得不重视内部管理。舆论关注点的转移，资本对媒体的公关投入，以及遗忘曲线的存在，会让人们淡忘幼儿园曾经的劣迹。但明确的等级制度，却会给幼儿园划上难以消除的疤痕。当一个民营幼儿园因为虐童事件爆发，而被贴上劣等标签，并在未来一段时间无法恢复后，其后果必然是会蒙受长期性的收益损失，这样一来，资本畏惧之心也会大大增长，管理之动能，自然也就大大增强。

　　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幼教行业等级制度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阶层的划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确实能够帮助相当一部分儿童免予伤害，并带动整体行业水平的提高。虽然这种做法难言绝对公平（中高等级幼儿园的儿童，肯定会受益更多，低收费幼儿园儿童虽有受益，但相对有限），但相较于普遍低劣水平的大锅饭，总是还是进步不少。在官府尚无力提供全民性保障的现下，用等级和竞争来有效提升中层服务水平的同时，对低层也增加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总比整个民营幼教行业，在资本的趋势下陷入整体劣质化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