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古代官员考核项目中的户口问题

大参考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等核心传统，不忘初心，自然不会丢掉。这是战争年代形成的“军民关系”，与和平年代的“官民关系”不完全一样。“军民关系”与“官民关系”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如果平常官民关系很差，就别指望到需要时会出现良好的军民关系。但两者也有显著不同。例如，和平年代，军队不需要经常接触民众百姓，官员则相反。当然，官员分不同岗位，中国古代把经常与民众接触的官员称为“亲民官”，在制定官员考核标准时，亲民官与其他官员不一样。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选官、任官制，没有世袭。因此，选官、任官就得有个标准。标准大致有两类，一是事先标准，即，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官；二是事后标准，即，什么样的官算好官。我们有时候只注意事先标准，例如古代科举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其实，事后标准同样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官员任期制以及奖惩、调任、升迁等。这就是官员考核制度。所谓考核制度是指官员一届任期（例如三年）结束时，对他的工作表现和效果做出评价。

　　历朝历代官员考核制度并不一样，一般来说，有定性和定量考核两种。定性标准，例如“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大约从唐朝就已明确，并被后世沿用。定量标准多有变化，不同岗位的定量标准相差很大。大致来说，几千年中，中国古代对亲民官的定量考核标准中，有一条是不会缺失的，即所管辖范围内的户口。这里只从宋朝亲民官的定量考核标准，简单说明户口或人口增加对于古代官员任职绩效的重要性。

　　宋朝伊始便强调唐朝的一项政策，宋太祖、宋太宗时，对州县官“户口增益者”，按增加比例进行奖励，对“户口减损者”，按减损比例予以处罚。此外，还对是否出现劫贼、杀人贼，以及是否及时捉获有定量规定。与户口增损相关的是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宋真宗时制定专门的表格，注明官员到任、离任时当地的户口、赋税数，并由其他官员核对，以确定该官员的绩效。一般来说，符合“户口增，田土辟，茶盐等不亏”等项标准的为“上上考”，此外还有上下、中上、中下、下上、下下等考核后的不同级别。这些考核后的级别将决定对官员的奖惩。宋朝有一类专门负责经济民生的官员，称为转运使，在对他们的考核中，有明确的要求：“实户口，增垦田”，“财用充足，民不烦扰”等指标。

　　宋神宗时推行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官员考核标准更为细化，例如官员对于民生的“抚养之最”：“在任能屏除盗贼，里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赈恤困穷，不致流移，虽有流移之人，而多方招诱，都令复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注：所谓主客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宋哲宗时，官员考核标准新添“招流亡”一项。历史对宋徽宗的评价不高，但宋徽宗时同样突出“户口增减”对官员考核的重要性。进入南宋，由于战争的原因，“招流亡，增户口”几乎成为各级各类官员的重要考核内容，此外，对“城野遗骸，无不掩葬”的考核指标，大约是那一时期战争频繁造成的。

　　总之，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增加户口，使民安居乐业，是官员考核的一项重要的定量标准。如果造成人口流移、盲目迁徙，轻者是官员失职，重者危及国家安全，后果都相当严重。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可以认为是延续了中国古代的传统。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人多，开始以人少为好呢？

　　古代注重户口增加，有其必然的理由，因为每个固定的农业人口意味着国家税赋。如今，人口与税赋已没有很大直接关系，例如，取消农业税，对低收入者免征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越高，低收入者的作用越小。在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环境中，税赋更多来自于企业。由此我们看到，减少外来人口的言论经常出现，与招揽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企业也需要劳动力，在劳动力密集型发展阶段，这种言论不算多。到了企业提高科技含量升级转型时，人多，似乎就成了问题。我曾经参观过一个企业，由于大量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机器人流水线，企业员工从2万人降到了2、3千人。

　　今天的中国不能简单套用古代观念和做法。例如，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增加是一个长期趋势。再像古代那样对每一个官员都用人口是否增损为考核标准，显然不行。但每个民众是否有谋生手段，是否有安全居所，依然应该是每个官员的职责所在。官员不能掉在钱眼里，因为低收入群体对税收没多大作用便忽视、轻视其存在；官员不能认为把麻烦推到自己的辖区之外便可以“眼不见为净”。

　　从过去比较死板的户籍制度到今天更加频繁的自由迁徙，狭隘的地域观念需要与时俱进。地方政府推卸掉的责任和矛盾，最终都会汇集到中央政府。守土有责不能变成自扫门前雪，更不能取代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