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飞：与世界较劲，不如与它和平相处

大参考

　　作为一名精于算计的香港导演，十几年前的《甜蜜蜜》至今还被人视作陈可辛最重要的代表作，这对陈来说是既幸福又尴尬的事。幸福在于，当年电影的盗版碟熏陶孕育了一大帮喜欢陈可辛电影的内地青年，尴尬在于，对内地观众来说，陈可辛后来的电影，几乎没一部算准过，要不然有口碑没票房，比如《如果爱》，要不然既无口碑也无票房，如《武侠》。

　　谁都承认陈可辛是个很聪明的导演，甚至可以说他更像一个商人，从他每次回答记者问话时的机智，有逻辑，对传播目的的熟稔，以及对营销的重视看得出，陈的自信是建立在充分准备，尽量适应内地语境之上的。但这带来的另一风险就是——迎合、讨好内地观众的痕迹过重，总想提前预判电影票房，会有浓烈豪赌的意味。谁都知道：内地观众的口味是全宇宙最难判断的，一不小心，会跌得很惨。

　　拍完《投名状》，陈可辛总结道：用普世的商业规律在内地是行不通的。好莱坞无论在哪里商业规律都是非常清楚的，观众跟电影工业的精神契约也非常牢，内地却完全可以翻盘。陈可辛终于发现，那么多年，他依然相对内地市场来说是个“他者”，是个外来和尚，他算已经念得“不大看得出香港特性”的经，但毕竟还是Made in HONGKONG，要想完全疏通自己作品跟内地观众的任督二脉，很难。

　　陈可辛自信而较劲，由《如果-爱》开始正式进军内地以来，他的所有导演作品都坚持自我判断，这里面有他最初对《甜蜜蜜》影响力的狂喜，有初始时面对内地市场的优越感，亦肇因于他对内地认知的浅层化。他心中的内地和内地市场，在一次次失败后心理感受发生了由“自负”到“失败感”的巨变。陈不停分析内地市场变化，选择不同类型电影，码明星局，造噱头，但他发现，很难找准那些形如空气般的契合点。

　　这当然不能全怪陈可辛，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上的外来者，尽管普通话在港人中算标准，时不时还能来些内地俚语，但他相对那些长在红旗下的内地导演来说，就是一个短住客甚或掘金者。何况，就算让内地资深导演来把握内地，他们也很难把准脉搏，时代的脉搏，观众的脉搏，流行的脉搏。

　　看电影其实是另一种投票，内地从来就没有准确投票，选中自己心水目标的传统，因此，观众在选择电影的时候，长期处于混乱、模糊、无助状态。对内地电影市场来说，这是一种因系统紊乱产生的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怪现象。另一方面，内地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正在形成、壮大，但由于中产阶层的构成分外复杂、多元，这种茁壮中暗含着变异、整合、消解，因此在电影观赏要求上会出现各种难以预料。电影工作者难以厘清主力观众嗜好，难以捕捉到观众准确的诉求，也就难准确满足他们。

　　所以，陈可辛的摸索过程相当理想化，他认为的精准，是理想化的精准，是静态平衡下的想当然。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跟《甜蜜蜜》“作对”——几乎不再触碰现实题材，还故意在电影里放大了人性的黑暗面。他几乎就是《中国合伙人》里邓超演的孟晓骏，叫着劲的同时，顽固坚持自己的判断。孟觉得该上市了就必须上市，陈觉得该流行科学武侠电影就必须拍了。

　　《武侠》的失败与母亲的去世，让陈可辛停了下来。他对自己说：“算了吧，你纠结是没有答案的，人生是没有答案的。”当《中国合伙人》里孟晓骏挥泪离别祖国，代表一代所谓精英前往美国实现美国梦的时候，陈可辛长期扎根内地，也在帮香港中坚电影导演实现所谓内地梦，陈可辛跟孟晓骏一样踌躇满志心比天高，也跟孟晓骏一样混得未如想象好。要改变，他必须得觅到一个契机。

　　陈可辛后面的经历也几乎跟孟晓骏类似，因此，他自己都说被邓超打动哭了，这句真诚评语一方面说的是演技，另一方面则反衬的是某种程度的同病相怜。孟晓骏在电影中瞧不起土鳖成东青，因为成出身低微，保守，胆小，这也特别像陈可辛进入内地电影市场之初的某种心态。孟甚至好几次试图主导“新梦想”的未来方向，这多半也是陈可辛对电影的野心。但孟晓骏不靠更接地气、更懂这个国家的成东青掌舵，还真难大成功。电影里直到成东青找准上市良机后，孟晓骏才找到了自己在新梦想该有的位置。陈可辛也得靠接地气，才可能完成翻身宏愿，完成从Loser到成功者的华丽丽转身。

　　谈到《中国合伙人》时，陈可辛特别提到一点，他其实一直在等待一个“集体回忆”的时机，来实现某种设想，《中国合伙人》，等到了。观众会注意到，来来去去那么多部，直到第13部，　陈可辛才重新拾起“集体回忆”，回到他被普遍认为擅长表达的细腻情感中去。片中的“三兄弟”经历的“决裂”到“复合”，其实也是陈可辛自己对电影追求的由“决裂”而“复合”。用大约4000万成本拍出了这部《合伙人》，他希望它是一部能让自己开心的电影。在与世界较过劲后，陈可辛似乎已经学会如何与它和平相处。

　　《中国合伙人》与《甜蜜蜜》的呼应关系在于，两者都是试图证明陈可辛不是内地社会心态范畴“他者”的作品；上述两片的递进关系在于，《甜蜜蜜》主故事发生在香港、纽约，主人公来自内地，《中国合伙人》主故事发生在内地，所有主人公都是内地人。仔细回忆，《甜蜜蜜》当年打动内地文艺青年部分是因为许多人欣喜、惊讶于岸西+陈可辛组合比较尊重内地概念，一首《甜蜜蜜》，一辆自行车就找准了那个时代的内地符号。但其实细想，除这些之外依然有很多陈可辛式的假想、白日梦。那时的陈可辛努力不当“他者”，但依然是多少带着主观和陌生的香港文艺青年。《中国合伙人》则不同，不同时代有不同歌曲准确指代，你有时甚至感觉不到是一个香港导演在拍，而会产生错觉。

　　《中国合伙人》接准了内地的地气，把三十多年来内地精英的跨国奋斗过程来了次细节生动的展现。它貌似一部新东方宣传片，其实并不全是。成东青孟晓俊王阳三个年轻人的交集，以尽可能留“大事件”“转折”“风波”“喜感”的取舍标准，把他们的重大历程展现，有顺叙有倒叙，存枝去蔓，观众能在短时间内把三人由屌丝到青年偶像的过程掌握，该哄笑时哄笑唏嘘处唏嘘。

　　“准确”是观众对《中国合伙人》叙事及情节演进的第一印象，这个词的意思甚至还涵盖了各调性情节的比例，关于爱情的，出国被拒签的，搞笑的，它们杂糅掺和，放置讲究。回看细想，《中国合伙人》很多情节是雷同的，三个人的经历也有相似一面，但搭配取舍科学，显得不闷，时不时人性化的擦边球，男女秘事以及口头禅里的“太年轻太天真”，成东青夸张的自称“傻。。。逼”都会让观众会心，从而忽略掉这类讲比较纪实奋斗类命题作文的制式，反而觉着各美其美，细节腻入纹理。

　　《中国合伙人》以不同的流行歌曲指代时代，其实是陈可辛一种比较冒险的表达模式，它不像当年的《甜蜜蜜》，因为只反映特定年月，反显真诚、深刻，如前所述，此片跨度颇长，时代劲歌不歇，一首一首行进下去，一不留神，或选择不准，就会让人觉得形式大于内容。陈可辛规避这类风险的办法是时代歌曲+装束+代表事件三位一体，不让时代变迁流于浅表，而是点线面结合，套牢观者记忆，把个人前进及集体怀旧冶于一炉，让观众自己于银幕上寻找共同点及兴趣点。

　　陈可辛有着与许多港式商业片出身导演不一样的细致，他的所有电影都会在美术、造型、道具上有近于完美的追求。《中国合伙人》里有大量内地顶尖幕后精英参与，加上陈可辛本人在内地多年积累的社会认知经验，显得很让人信服。细节的营造自不待言，不管是黄晓明的眼镜还是邓超的西装亦或是佟大为的发式，做旧做得都接近潘家园的水平。陈可辛这次终于用“见微知著”与时俱进，画面呈现、情绪推动、注解时代等各个侧面均表明他已彻底告别内地的“他者”身份，而能真切表达，挥洒裕如。他已稳坐香港导演（主流港人背景）中理解内地文化社会心态的头把交椅。

　　关于接地气，陈可辛的看法颇为独特，他这样表述：“首先要明白，香港导演接不到地气是因为整个香港都是不接地气的。香港导演是在一个拍类型片的商业圈里，就算是在香港本土，大部分导演都是拍不接香港地气的电影，武侠片、警匪片都不是接地气的片。警匪片有时候还接一点地气的，但那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我本身就是拍接地气的片出身的，我一向都是拍写实题材的电影。来到内地确实有一个无奈的地方，就是说，我不太敢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早晚还是得做，不然的话，永远都有一个局限在面前。这个“早晚”是什么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段夫子自道其实说明了陈可辛在接内地地气面前曾有的彷徨和不自信，他的确无法肯定自己能弄明白地气从何而来。这种“小心”“敬畏”反而成就了《中国合伙人》里他的各项选择，包括编剧、演员等选项的准确，因为他更会倾听各种意见，来夯实地基，生产地气。

　　可以预见《中国合伙人》在电影票房上将获得的成功，陈可辛将成为周星驰外在内地市场最成功的香港导演，跟周星驰基本没在市场上失手相比，陈可辛式成功更像是汲取了《中国合伙人》里彰显的成功学要义：经历过多少坎坷，才能有多大的成功。陈可辛在《中国合伙人》之后，将比以前活得更清楚，也拍得更明白。张强、徐小平绘好的新东方奋斗故事蓝本，韩三平的推荐，故事跟自己心态的合拍，内地编剧的改编，内地精英团队的加盟等等偶然必然利好因素，让一个常年耕耘在内地的香港导演拍出了一部原汁原味的内地电影。

　　这也算得上是个悠长的，可能让人感伤、感动的商业故事罢。一部成功商业电影背后，那个小小个子，一头王阳（佟大为饰）式长发的香港导演，头发已花白，与十几年前比，额头刻上皱纹，皱纹则刻在了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