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政治斗争本质上都是权力和利益之争

大参考

回到政治常识（一）

　　一

　　人类社会存在各种斗争，有信仰之争、制度之争、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核心价值之争……。大多情况下，斗争是以交织或叠加方式呈现出来，但不同时态下会突出某一内容。斗争的形式、内容和侧重点会随时态变化而调整，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利益基础上的权力之争。

　　在一个政治实体或一定的政治活动时空内，人们一般将参与政治斗争的双方或多方作出区分和界定，或道德与不道德，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但归根结底，仍然无法脱离权力和利益斗争的本质。

　　在世界处于英雄争霸时期，你很难对参与方作出正邪之分，只能认定为人类社会的活动内容，是英雄与英雄围绕权力和利益进行的对撞。同样，当世界真得实现“意识形态终结”，你也很难再以革命与反革命评价权力之争主体。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高尚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的修养中，还可以存在于世界政治生态恶化，派别斗争处于尖锐化，并且派系中确有摧毁者和拯救者之分，比如伊斯兰国到世界搞暴恐，即便其能够以自己的教义辩解，但由于这是反人类行为，因而是与世界和公理对抗，只能清除。

　　除了这样的特殊情况，在绝大多数社会运行有序的国家，政治集团都遵循政治规则和政治伦理，尤其是依法开展政治博弈，那么，追逐权力的集团或个体，要塑造自身的良好政治形象，但更突出的还是政治能力。这与社会大众对政治权力的属性和本质特征的把握有关。

　　又是这一变化而产生深度而又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有效化解政治人物的“双重人格”。中国历代官员所以存在严重的双重人格，是因为“道德治国”把官员的价值追求和努力方向引向它途。即执政能力变得次要，而道德形象突出到超常的位置，这一方面导致权力的异化，更重要的是把道德推向符号化、空头化，使官员普遍存在“双重人格”。

　　从了解到的情况看，西方国家的政党轮替，政治人物参加竞选，都较少拿信仰和道德说事（撒谎是另一回事），他们博弈和争斗基本上是围绕执政本身展开，比如表明自己的执政理念、执政目标和执政策略，等等。

　　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异，要求我们深入分析权力斗争的本质，以便产生更加揭示矛盾和问题，更为有力的因应之策。

　　二

　　从人性上讲，男人爱权力就如同女人爱英雄。权力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在于权力意味着支配权，意味着心理满足。社会存在都因权力的改变而改变。

　　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就是说，权力具有实现自己意志同时改变他人意志的能力，同时具有占有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显然最能满足人的心理需要。所以，人类的一切斗争的核心往往表现为权力之争。

　　为了权力，绝大多数政治人物不惜牺牲政党利益，国家利益。比如，历史上有太多的掌握国家权力者，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不异割地赔款。像华盛顿这样的为了内心的道德和建设制度，而放弃总统权位者少之又少。所以，西方人从人性恶的思维角度应对权力斗争，着力于以制度限制权力。

　　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打着什么旗号开展党内斗争，实质和本质是清楚的，就是围绕权力分配，权力予夺展开。这不仅反映在世俗社会，也反映在宗教领域。当年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当下的沙特与伊朗的纷争，背后都有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权力之争。

　　三

　　权力之争反映到政党政治中，也走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无规律到有规律的过程。

　　任何政党要想赢得执政权力，必须有强大的力量基础，也就是赢得更多的追随者，其间最具立竿见影之效的是满足追随者的功利要求，这就是历代举旗造反者都采用“杀富济贫”手段的原因。

　　只是直接利益满足也存在有限性，因为既有的利益总有剥夺完的时候，没有了存量利益，只是借助新创造出来的有限利益吸引追随者，显然是困难的。那么，怎样才能维系追随者？需要许以期权，即让追随者相信，在不太久远的可见的时间里，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同样问题又出现了，利益上的许诺不总是管用，因为人的物质欲望虽然具有无限性，毕竟还有很大的一批人在满足基本利益需要后，追求精神需要。再者，只是靠利益上的调节和分配，也会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是利益失衡的问题，尤其是处于政治集团的主导地位者，其意欲得到的并不是普通人的利益欲求那么单一，而是涉及广泛的内容，他们更认识到，获得了权力，物质利益自然到来，不必直接谋求物质利益。如果再考虑反对派也会做同样的事情，那么，物质利益的作用空间必被进一步压缩，这种情况下，政治集团内的主导者就必须考虑其他手段。

　　新手段就是精神图景的描绘，以此使追随者产生高尚感、道德感，精神满足感。这个描绘背后是主导者的思想能力，进而是号召力、影响力。尤其是，利益天生不高尚，因此要满足人的更为丰富的心理或精神需要，必须赋予权力斗争以道义内含，保证人们在追逐权力过程中产生道德感，而不是过强的羞耻感，这也是权力之争总被人涂抹一层油彩的原因。

　　客观辩证分析问题，权力斗争是丑陋的，但仍然生长出高尚花朵，或者说同为利益而来的政党，还是有高下之分。究其原因，其实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通或相似，原本这种经济模式催生的是贪婪，但由于竞争过程中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让过度贪婪者走向自我淘汰，因而一种优良的东西产生出来，公平和公正。

　　当然，还有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起作用。孙中山先生把党员分为三个层次：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者便是开启者，开启者中的若干主要人士一定是有信仰的，也就是认同主义的，否则很难真正产生号召力，普通党员往往是被首义党员影响的追随者，这些人中真正被思想改造后也会很虔诚，甚至更虔诚，因为他们不具有思辨至学理、肌理的程度，一知半解者最虔诚，那些协助党员中哪怕最高层的人，往往是不信奉主义，更热衷于权力者，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的主义的真意，甚至认定是追求利益和权力的一种组织调动方式，他们是最不虔诚者，但同时又是口号叫得最响者。

　　四

　　是否承认政治斗争即为权力之争、利益之争，直接决定着如何设计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进行过多次的“路线斗争”，加之长期的政治斗争教育，在人们的心目中党进行长期的不间断的路线斗争带有必然性，正是缘于此，认清什么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在什么情况下存在就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因为只是斗争而缺少妥协的艺术，代价太大。

　　政治斗争是一个伴随政党政治始终的命题，但政治斗争并不都属于路线斗争，大多数是政治权力的斗争，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只要承认这一点，才会把党内的政治斗争限定在一定范围，否则就会扩大化，“文革”就是政治斗争扩大化的典型范例。我们一次次进行路线斗争，又一次次“平反”，说明的是我们对权力的认识存在差距，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难避免再走弯路。

　　政治路线主要存在于三种状态：一个是阶级斗争阶段，因为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冲突压缩于一个时空内，在选择哪种生命攸关的斗争方式和路径时，没有更多的观察、等待，因为短期出结果，缺少平衡妥协，因而尖锐化，这就有了所谓的路线斗争。进入执政状态，冲突不再尖锐，再加上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进行沟通、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故不必再进行所谓的“路线斗争”。另一个是政治最高层，也就是决定政党走向和发展道路的单个人或若干人。再一个是鲜明的政治旗帜，即意识形态具有尖锐的对立性，选择某一个就意味着对方的彻底瓦解，而不能调和，更不能同政治空间内并存。

　　基于这样的理解，两点需要明确，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历次斗争不都是路线斗争，有些具有浓厚的权力斗争的色彩，这也是多次打倒又纠正的原因。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会重构或矫正自己的政治价值坐标，以指引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个是党在执政状态下，只要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民主集中制，就不会再出现路线斗争，而只有跳出路线斗争（“左”右之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才能走得更远，并且我们才能真正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才能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一次次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