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官场本不高尚，不能过高期望

大参考

随想录（之一）

　　（一）

　　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官员存在权力腐败，往往产生由衷的失望和沮丧。其实，官场本不高尚，权力注定丑陋。

　　这是西方政党政治的重要价值判断，也是其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所在。比如，有西方政治家说，你要测试一个人的品德，就赋予其权力，因为权力具有腐蚀性。还有人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都是对权力的认知和定位。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也便有了制度设计围绕约束权力展开。

　　其实，这未必是西方政治学所厘清思想和逻辑，也应当从我们社会或生活中找到佐证。

　　作出这样的判断确与长期以来的政治宣传相去很远，因而往往让人沮丧。其实并不奇怪，毕竟我们以往的宣传是建立在革命逻辑之上，也有革命的实践作奠基。革命进入执政后，官员之概念，权力之表现，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是性质变化。这种情况下若继续原有的逻辑，注定出现落差和错位。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在官场中寻找高尚，培植高尚，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生活在沉闷和无望之中，哪怕光明还很遥远，还是要抱着希望前行，这未必不是承受生活重压的动力来源，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策略。

　　（二）

　　平静、平淡、平和，才是生活的原生态，抑或人生之常态。所以，包括伟大人物，其在大部分时间和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生活于平凡之中。

　　这至少意味着，即便向往高尚，且着力培养高尚的情愫，也不会有太多机会表现，但我们还是要修养这种品质，因为品质是高尚生活必不可缺的要素，我们修养自己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净化自己的灵魂，只有灵魂得到了必要净化，才会在那一天，那一刻，内在品质外化，即便平和也会优美，如果轰轰烈烈，一定是耀眼的光辉。于是，我们人生意义和价值得到最大释放。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意无意培植自私和贪婪，即便没有多少人有机会看到自己这样的内心世界，但因为灵魂中的丑陋，而不可能享有更加高尚的精神生活，尤其是真得有一天，有一刻，客观环境条件迫使我们的世界外显，一定很丑陋，因此我们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被大大降低，这一定是可悲的事情。

　　（三）

　　很多情况下，难，不在于说服别人，而在于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说服自己只需解决一个问题。具体来看，说服别人完全可以说，我庸俗，大家都庸俗，我自私，还有人比我更自私，于是释然，让灵魂找到循路。但要说服自己，一条足矣，我是不是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延伸到社会公德，我们在追问道德缺失的之时，似乎更强调他人的问题，社会制度的缺陷，较少把自己摆进去。这与道德的逻辑起点有关。

　　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人们更多进行向内的追问，即先问自己再问社会，特别是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和赎罪心理，决定了信徒会从自身做起。

　　我们的道德缺少内生，在于儒家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都是外部强力灌输，甚至强制，因此，外力强则道德强，外力弱则道德弱。

　　（四）

　　无欲则刚，无惧则伟。

　　对于普通人来讲，很难达到这个境界，但对负更大社会责任的社会精英来讲，不能不提出这样的标准和要求。

　　其实，上述标准和要求并不新鲜，也不难理解，但在中国社会却是稀缺品。因为，中国社会演变中存在一些致命弱点，其中两个方面更为突出。

　　一个是，社会变迁不是通过妥协和契约来实现，而是通过杀头的方式完成，也就是大多走了“胜王败寇”的农民运动道路。农民运动的最大特点是烧房子、砍脑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把数十上百年积淀的精神成果，抹煞掉。换言之，长期修养起来的文明素质或贵族气质，一场农民运动又带回“土棒子”状态。所以，有西方哲学家说，中国一直处于于文明的起点，历史的童年。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财富贵族，另一种是精神贵族，中国的农民运动只能造就财富贵族，而不可能培养精神贵族。

　　另一个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要保证以极少人口统治中原的巨量人口，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中原那些有节操的文人，这就是元军和清军进中原后大肆杀戮，几乎切断了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血脉。这也是“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之所在。当然，这一现象和特点规律并不仅出现在中国，古希腊时期，希腊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一个通过强力征服，另一个通过文化去化人，通过强力征服的斯巴达城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通过文化化人的希腊城邦，却留下至今仍照耀人类前行的伟大文明。这也是“罗马征服了希腊，希腊的文化改造了罗马”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