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还记载:明太祖知道李唐尊本家老子为祖先,推行《老子》文化教化国民,并取得了天下的大治,有夜不闭户,监狱成空之美名,所以这一事件也成为明太祖效仿的对象。也可能有鉴于他“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出身布衣的明太祖,虽然仰慕大唐盛世,但在拒绝了谋士尊同姓名人朱熹为祖先之时,还是选择了宋朝重新登上文化霸权地位的儒学,并且更倾向于用他本家朱熹的理学思想来治理天下,采用四书五经来巩固封建专制,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尊皇贵权的轨道上。
这样一来,明太祖对于道学文化思想的理解探讨不但没有推而广之,反而惧怕天下学子思想解放,智慧萌生,两次与黄老文化失之交臂,没有抓住王道治理的机遇,用黄老思想德化人心,让天下学子实践内圣外王之道,最终还是沦入霸道治世的后天意识怪圈,选择用“八股取士”来作为遴选人才的标准,文化政策沿袭宋朝科举考试文体,文体死板地分为八个部份,规定科举考试只能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的答卷不允许有个人的见解,目的就是为皇帝培养忠顺的奴仆,维护皇帝家族的霸权地位。这种文化政策的霸道选择直接导致了国家治理层面停滞在霸道治理的模式下,人们的智慧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高度都难以达到王道治理的辉煌,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
今天对于中华儿女来说是一个复兴的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实现与文化文明一脉相承,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当其时,尤其是文化的寻根问祖越来越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文化自信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得到重视,并写入党章,黄老王道文化思想两次治理社会产生的汉唐盛世,明显优越于霸道文化的长期治理,这对于我们今天回归道德根文化,汲取文化文明源头力量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