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5月25日股市前瞻

大参考

　　今日上证指数上涨2.13点，收盘报3064.08点，成交量为1527亿元，如下图所示：

　　大盘早上下挫后反弹收红，成交量较前期有所萎缩，这在30分钟图上显示的更加清楚，如下图所示：

　　我们看到，除第一个30分钟的成交量明显高于前几日外，其它时间段的成交量都是较前几日更低的。如果撇去第一个30分钟不计算，今天的成交量可能会是近几个月来的地量。也就是说，在早盘下跌时，确实是有恐慌盘放量杀出，但之后筹码就趋于稳定，没有什么人愿意抛了。因此我们认为，大盘在经历连续下杀之后，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起来，但向下的空间应该是不大了。在操作策略上，我们依然维持前期观点不变，短期投资者可酌情做高抛低吸，长期投资者可无视波动。

　　昨天文章发出后，竟然有很多读者留言希望姚尧在文章中多讲抗日战争，这点倒是有些出乎我意料之外。近年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说国民党在前线抗日，让在敌后斗争的共产党有了发展壮大的机会，所以才占便宜拿了江山。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就好像秦末起义时，最艰难的仗确实是项羽打的，但项羽也是最大受益人啊！他并不是把自己的队伍打光了，而是成为了天下诸侯的霸主，实力比刘邦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最后项羽会输给刘邦，说到底还是谋略不行。今天我们就抽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来比较国共两党领袖的谋略水平。首先声明一点，我算是毛主席的学生。虽然时至今日，他的很多具体做法我都有不同意见，但我分析问题的思维最早都是通过《毛选》熏陶出来的。对于蒋介石，我也保持相当的敬意，所以我分析国共之间的事，即便有水平不济的地方，但我可以保证用史实和文献说话，不会因为感情和政治而有偏颇。

　　大家看关于解放前的电视电影，特别是谍战片，可能会记得这么个情节：胡宗南曾奉蒋介石密令试图闪击延安，但被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获悉后迅速将情报转达给延安，之后毛泽东发动舆论攻势，迫使蒋介石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

　　这个故事大体上是真实的，但一般的影视剧不会播出的是，中共方面对蒋介石的这次进攻是有一定预期和准备的，否则未必能够获得情报，获得情报后未必能够迅速确定其真实性，确定其真实性后的宣传战也不会打得那么漂亮。那么，毛是如何能够预知这次进攻的呢？他谈道：“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毛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所以德军就可以集中精力进攻苏联，那么日军就有可能也北上进攻苏联，与德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而一旦日军北上攻苏，则在中国的战线就会收缩，使得国民党的压力就会大幅减轻，这样蒋介石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共。

　　这条逻辑链是不是很长？如果你读起来都觉得很绕很费劲，那就足以证明你和战略家的差距有多远了。事后通过史料证明，毛非常精准地把握了蒋的内心世界。蒋介石在其1942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英美视北非近东之战为世界战争之中心，亦为成败之枢纽……故其对开辟西欧第二战场，无论俄国如何急迫之要求，彼必置为次要之图。”1943年初，美英宣布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蒋介石随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宣称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不允许其它割据势力的存在。闪击延安的构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被中共党史称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前两次分别是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

　　到1943年11月底，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规定将澎湖、台湾、东北归还中国，且日本必须是无条件投降。紧接着，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宣布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样一来，德军将遭到美英和苏联的双向夹击，战败已成定局，而日军也就不可能再与德军夹击苏联了。

　　12月10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自德黑兰会议宣言公布后，暴日自将合理推论，以为联合国全部军力，实际将用于欧洲之前线，如此则中国战区可任暴日机械化空、陆部队集中全力之驰驱矣！而暴日之战略，在未来之一年期间，得先从容解决中国问题，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

　　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说：“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

　　由此可见，在德黑兰宣言公布的半个月内，国共两党的领袖已经得出日寇即将在中国战场发动正面进攻的观点。反应可谓十分迅速精准，且以上电文还是我现在所看到的文献，事实上得出结论的时间可能更早。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代表，提议派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中的一人或三人赴重庆谈判。2月2日，收到重庆回复，欢迎周、林、朱前来。2月4日，毛泽东在给共产党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的电报中说：“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

　　什么是“今年大势”？毛在这封电文中没说。为什么谈判时间不是现在，而是“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毛在这封电文中也没说。联系前文所述，我们不难想到“今年大势”应该是指日军对国民党发动正面进攻。不仅如此，谈判的另外一个有利条件是美国的干预，这是在《任弼时年谱》里找到的资料。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林伯渠赴渝谈判之事，任弼时在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时说：“也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

　　那么，对于共产党派人前来谈判一事，蒋介石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他写道：“共党此次派员来渝交涉之意向，不外两端：（1）要求取得正式名义，承认其合法地位，企图以后之出路与发展。（2）作为宣传材料。”为此，蒋介石给出的谈判策略是：“（1）政治放宽，军事从严。（2）政治可划定区域，军事不能指定专区。”

　　在这个策略的指导下，参谋总长何应钦拟定了一个《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主要分为五条：一、绝对服从军令；二、十八集团军可增编一个军；三、严格遵守法规；四、陕甘宁边区称为陕北行政区；五、以上四项如能办到，可以承认中共合法地位。

　　至此，我们就可以比较出国共两党领袖在谋略上的水平高低了。在德黑兰宣言发布之后，毛蒋都预判到日寇将在中国战场发动全面进攻，这也为日后的发展所证实。在这一点上，毛蒋二人都是高瞻远瞩的。可是，在预判到日寇会全面进攻后，蒋就只把注意力放在军事防备上（事后证明，他在军事上的很多预测又是错的，而毛都是对的。时间关系，不及展开），而没有将其与国共关系联系起来。蒋认为共产党主动与之谈判，只是想为日后谋个出路，是“共党有求于我”，所以蒋才祭出了“放宽”和“从严”的两手策略。政治上可以放宽，故划定行政区；军事上务必从严，故只允许中共增加一个军。这个误判和开价，让国民党在日后的谈判中陷入长期被动，甚至直接导致战后的重庆谈判和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在政治和宣传上始终处于不利态势。因为之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不得不在谈判中寻求政治出路的人不是中共，反而是蒋自己。

　　反观毛泽东，在看到德黑兰宣言之后，就预测到日寇会全面进攻，进而将其与国共关系联系起来，派人赴重庆谈判。不仅如此，毛还准确预测到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和节奏，准确预测到了国民党几支主力会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准确预测到国民党主力兵败后，在谈判桌上就会对共产党服软，共产党则可趁机漫天要价；准确预测到国民党虽然会强烈反对，但届时美国会为了抗日大局而要求国共团结，要求蒋介石吞下共产党开出的条件。这也就是毛在1944年2月初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中说：“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的原因所在。毛已经精准预见到了最佳的谈判时机会是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所以上半年应该做些准备工作，而蒋却对此一无所知，毫无反应，高下对比如此明显，日后又怎么可能不输得落花流水呢？

　　我读过不少蒋介石的日记和传记，内心还是蛮感慨的。蒋介石非常崇拜曾国藩，一言一行皆以曾国藩为楷模。我自己认为，蒋介石的水平是超过曾国藩的，可能为什么曾国藩成功，而蒋介石失败了呢？理由很简单，曾国藩的对手是洪秀全啊，那是个猪一样的对手。可蒋介石碰到的却是个神一样的对手，也就只能怪自己命不好了。

　　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读者有什么样的感悟？一个领袖，一个做大事的人，不能整天计较于眼下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学会不断地思考未来，展望未来。毛在提议派林伯渠赴渝谈判时，日后对其有利的各种条件，如日寇全面进攻，蒋介石军事上惨败，美国干预等事项都没有发生，都是在他推算中的。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hbf85

文不对题，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