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为了忘却的纪念

大参考

　　这几天看《人民的名义》，正好在516这天，看到王文革劫持儿童和老人。

　　回想起以前《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批判516的社论，其实这种结论，不是找个他娘的背去背黑锅，拍拍胸脯大喊几声“绝不”，就可以安枕无忧的。

　　光大声呵斥左边的想翻案的童鞋，或者右边想借题发挥的童鞋，也不会有啥效用。最好的办法，还是理解当年516发生的社会背景，如果今天有类似之处，就早点把定时炸弹给拆掉，才是该做的事情。

　　这里，我也含蓄地说几句。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比如我老爸，因为家里亲戚有钱，就算是陪堂兄弟一起读书，在县城读完了高中，在当时就算是很有文化了。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都是宝贝（其实建国三十年后的80年代，大学生仍然是宝贝）。民国时代偶尔出一个到美国的名校读了个博士，就算狗屁不通、学术上毫无建树，现在也已经被人吹捧为啥大师了。哪像今天，中国人在世界名校的博士像下饺子一样，一锅一锅的。

　　那么，当新政府开始了全面扫盲运动、花钱把基础教育搞起来之后，就碰到了一个困境：小学得到大幅度普及，初中也增加了，但是高中、大学却因为财政的原因，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

　　这样出现的结果，就是每跨一个等级的升学考试，有一大批同学就会被淘汰掉。我记得我在80年上高中的时候，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好像只有5%——这样的结果，就使得高中，尤其是重点中学的入门竞争非常残酷。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因为历史原因，出生于官僚阶层、工商资本家阶层、小资产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孩子，因为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的优势，在学习成绩和各种升学资源上，要比普通城市平民和工农群众家庭的孩子占优。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然又多了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当然革命干部也要分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毕竟高级干部的孩子，在出身背景上，其实更接近有优势的官宦商贾家庭。

　　因此，新中国当时实行了类似于美国的Affirmative Action的平权政策，就是在各种升学的考察标准中，从之前的主要看考试成绩，加入了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的考量。

　　政治表现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家的孩子，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都可以在这里拉平。和美国看种族和皮肤颜色来平权（在美国，黄种人历史上也没有压制过黑种人，不知道怎么现在就被平权把资格给平掉了），中国当时是看家庭出身来平权。这种平权政策，从最开始的促进社会公平，后来就变成了妨碍社会公平。

　　平权运动，从促进社会公平走到阻碍社会公平，是和官僚阶层——所谓革命干部的权力，以及权力增强带来的利益增强，是密切相关的。

　　为了制衡这种官僚特权坐大，从内部着手，有依靠体制内组织行为的整风，也有依赖传统儒家文化的修身养性——有“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刘主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外部入手，也有号召社会人士和知识阶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制衡。

　　但是事与愿违，在官僚体系成功地压制了对他们特权的挑战之后，平权运动的标准，开始出现只讲出身、不论成绩的极端化。而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狭窄的上升通道，造成的独木桥效应，加上政治层面上异议阶层被打压，导致官僚权利极度膨胀——当年的“拼爹”效应，远远强于现在的官二代的强势。

　　这个就是后来公开喊出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官二代血统论的猖獗，可以想象，后来毛委员一撒火种，那种社会愤怒的汹涌澎拜。

　　工业化过程中的阶层变迁

　　新中国当时的领导人群体，在工业化尤其是城市化的议题上，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

　　说起城市化，中国历史上，作为全球第一次工业化进程的北宋年间，就出现了大规模城市化的雏型。从北宋的汴梁，到南宋的临安，到元代的马可波罗眼里的杭州，都是城市化的极好案例。

　　后来明朝的政策，从户籍制度到海禁政策，导致了农村剩余人口，无法通过城市化而集中，反而靠通过湘西和贵州等地方去挤占苗系少数民族的土地、搞南疆长城来解决。

　　反而中国的城市化，是在马关条约之后，随着允许日本企业在国内开设制造业、在上海闸北大规模吸收苏北农村人口而开启。

　　新中国出现的情况，在城市就业出现不足之后，就再次把城市人口遣返回郊县，确实体现了领导层的传统农业社会思维在起作用。

　　其实在60年代之前，遣返城市人口去农村，已经发生过两次，并开始形成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顺利升学、无法进入工厂成为固定工，就意味着你会被从城市赶去农村，一生从此无望。而顺利升学、进工厂和进军队，关键的入门钥匙，牢牢掌握在官僚阶层的手里。

　　作为官二代的孩子，基本上畅通无阻；工农子弟挂在车尾；出身不好而成绩好的，基本上就升学无门了。

雪松

纯粹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