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国：“大同”的思想源流和世界意义

大参考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这种社会理想明确的文字表述出自孔子弟子以及战国秦汉间儒家学者所撰写的《礼记?礼运》。大同思想虽然没有被后世儒家列为经典教义，但它其实是中国儒家最具普世意义的思想观念。

　　我有一个也许会被认为很冒失的想法：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和学说，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但它必然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只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思考发展的结晶。而追溯这种社会理想的初始萌生状态，可以说最先起源于中国儒家思想的这一束闪光。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初期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条件和来源，而空想社会主义又源于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只是在16世纪才提出来。公元1515－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可是，中国儒家早在公元前300年就提出了这种类似的大同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里是这样描述大同社会的：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其实，这种社会理想在中国古代还很源远流长。有学者指出，产生于公元前611年以前《诗经》中的《硕鼠》篇，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这可以说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社会理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而在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就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大同理想社会的设计，其中包括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

　　儒家大同的理想是天下为公，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很明显，这种大同理想中许多想法也是我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所追求的。

　　纵观人类的社会理想，说到底就是两种，一种是天下为公，一种是天下为私。中国人最先提出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是与“天下为私”对立的社会理想，是从人道出发的社会理想，它实际上是与共产主义理想相通的。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古代氏族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更高物质基础上的回归。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在同一历史时期，欧洲的一些思想家、主要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年）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等虽然也提到社会理想，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根本不能中国的大同思想相提并论。他们在《理想国》和《政治学》等著作中也只谈到社会正义和自然共同体城邦，把政治构想成像生物而非机器的社会存在。

　　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人不仅最早提出了大同理想，而且不断发展了这一社会理想。据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代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社会诉求，基本上都是属于农家类型的大同思想。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曾经被毛泽东提及的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就很典型。五斗米教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等等。

　　而在王朝专制更替和战乱中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又往往都憧憬着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在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表述得很典型，在中国大同思想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的苦难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而在中国近代，农家类型和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章太炎的《五无论》中都有所表现,。

　　应该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大同理想不断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有主要地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两种大同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等等。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还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

　　当然，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大同理想虽然基本上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化，但其中也具有闪烁共产主义理想光芒的因素。应该说，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提出和后代的探索发展，都为我们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文化条件和思想基础。

　　从中国的大同思想到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人类文明的火炬，是社会前进的思想动力。中国人在黑暗的历史时代就提出光明的大同理想，并且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也没有熄灭，而是不断苦苦求索，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是多么崇尚社会理想、是何等追求科学的社会理想。

　　社会理想既是从现实出发的，又是超越现实的，它不因为现实的落后而渺茫，也不因为暂时的先进而止熄，更不因为探索的挫折而虚无。任何社会理想，包括共产主义理想都不可能是现成的设计蓝图和完美天国，都需要要在社会实践中去探索完善，但人类无论处于任何社会现实中都是需要理想光芒照耀的。而作为有志于家国天下的中国人，也只有胸怀社会理想，你才能矢志不渝，百折不挠，无愧于最先提出大同理想的古代志士仁人。（曹宗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