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雨：把钱存在银行就高枕无忧了吗？

大参考

把钱存在银行就高枕无忧了吗？

——从塞浦路斯征收存款税谈起

李白雨

　　3月16日，欧元区领导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塞浦路斯发放100亿欧元贷款。作为交换，救助协议规定，塞浦路斯银行的储户要根据存款数额支付一次性税收。根据最新方案，塞浦路斯将对存款超过10万欧元的储户征收高达40％的存款税。

　　晴天霹雳。存在银行里的钱居然会在一夜之间被削去四成。我想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件不仅对于塞浦路斯人民来说难以接受，对于其他欧洲债务国的人民那也是如芒在背，唯恐本国政府效仿。

　　众所周知，中国人喜欢存钱。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公布：中国90年代初居民定期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储蓄率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 2009年，定期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活期、定期储蓄存款余额已超40万亿。

　　试想，如果存款税事件发生在中国，那么引起的恐慌估计要十倍于塞浦路斯国了。

　　有些人不以为然。的确，对于并未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人来说，塞浦路斯存款税仅仅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但，是不是把钱存在银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虽然我国从未征收过存款税（曾征收过利息税），但是每个人都能深切的感觉到，如果把一笔钱一直存在银行里，那么十年、二十年过去后，当时的那笔钱能买到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这就是通货膨胀税。

　　1978改革开放年，我国的GDP为0.36万亿，2012年达到51.93万亿，增长了144倍；而广义货币M2在1978年约为860亿，2012年增加到97.4万亿，增长了1132倍。货币供应量是GDP增长速度的7.86倍。按照这一数据计算，三十四年前的100万元，如今只值12.7万元。而算下来平均每年的通胀率不过6.25%，真是积水成渊、积劳成疾。

　　通货膨胀税的危害比存款税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存款税主要对高额储户征收，而通货膨胀税是大小通吃；另一方面，存款税是明着抢钱，而通货膨胀税则悄无声息、暗箭难防。

　　巴菲特先生说过：“大多数投资者的风险与安全的概念根本就是错的。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大多数人认为风险最大的股票资产实际上是最安全的，而投资者认为最安全的现金资产实际上风险却最大。”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恶性通胀之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发生恶性通胀，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亿倍以上。一个小偷去别人家偷东西，看到一个筐里装满了钱，他把钱全倒了，只搬走了筐，多么的凄凉和绝望啊。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是全世界恶性通胀最严重的国家，曾发行面额为100万亿津元的新币，但是该面额的货币在津巴布韦只够买半个面包，其通胀率在2008年7月达到天文数字：2.31亿%。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恶性通胀，抗战结束后不久，国民党由于财政恶化、军费大增，因此大量印发法币，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已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多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

　　巴菲特先生说“通货膨胀是投资者的最大敌人。”有人说恶性通胀是消灭亿万富翁的最好手段。是这样的吗？

　　我想严谨一些，应该说，恶性通胀是消灭只持有货币资产的亿万富翁的最好手段。如果这个富翁还分散持有非货币资产，比如黄金、油田、工厂、酒窖等等，在通货膨胀的同时，这些资产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因此不可能会被消灭。所以，持有何种类型的资产才是重中之重。

　　为什么货币资产的风险最大？历史上，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的发行有着严格的兑换比例，汇率制度也有较为坚实的基础。但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汇兑本位制崩溃之后，货币的发行失去了明确的依据，汇率的决定过程变得复杂了，世界货币制度实际上已经进入无体系的体系。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货币，其发行不再需要根据实物资产，这为各国普遍货币贬值、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短期的、个别的通缩，但通货膨胀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主旋律。

　　巴菲特先生按照标的物的特点，将投资资产选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货币资产如银行存款、现金、货币市场基金等；第二类是非生产性资产如黄金、白银等；第三类是生产性资产，包括企业、农场、房地产等等。其中货币资产最易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生贬值，非生产性资产主要依靠交易性增值，作为投资者来说，拥有生产性资产特别是企业股权是比拥有银行存款好得多的办法，只不过要注意股权的价格是否合理。

　　今天的货币，仅仅是标注资产价值的符号。

　　银行存款，虽然短期而言万无一失，但日积月累，却成为了吞噬财富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