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谁揭了大清国的底牌？

大参考

　　一、逃跑的间谍

　　1894年8月29日，烟台开往上海的连升号商船上。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略显紧张地打量起四周。就在不久前，清政府在上海截获了两封谍报信，经查明，正是宗方所发，便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

　　探听到风声的宗方小太郎提前登船，寄希望于到上海搭乘回国的轮渡。在中国的这几年，他为日本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不仅曾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收获颇多。在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成立后，更身兼北京支部主任之职，直接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的情报。甚至还曾两度潜入威海卫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直接为之后甲午战争的日方获胜提供了帮助。

　　然而此刻，这一切功勋都似乎与他无关。如果不能躲过沿路的盘查，他所面临的，将是必死之局。

　　在船上，他赫然发现了一位老熟人，那就是南京长江水师把总蔡廷标。几经权衡，宗方小太郎竟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主动向蔡廷标表明了身份！

　　这一举动，倒反而让蔡大吃一惊，宗方试探道：“两国已经开战了。”蔡冷冷回道：“真的吗？我还没听说呢。”

　　“幸好我只是儒生，在国内没有官职，依旧得以放浪于山水之间。如今准备暂时回上海，以避纷扰。”宗方小太郎继续试探蔡廷标，蔡更是直言：“你很危险啊。你的生死就在这条船上。你没有听说官府正在悬赏通缉你吗？”

　　闻言，宗方依旧不动声色，随即询问是否可以得到帮助，没想到蔡竟一口答应下来：“当然，一旦别人知道你是日本人，恐怕我以后想见，也再见不到你了。”就这样有了蔡的掩护，宗方得以一路过关。

　　到上海后，宗方立即乘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甚至获得了天皇的亲自接见。之后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为日本侵华建言献策。

　　这样的一位日本大间谍，竟然在清政府官员的掩护下顺利出逃，这在今天看来，倒真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感觉。然而对蔡廷标来说，掩护宗方小太郎，或许全然是“义气使然”，是对友人的帮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在甲午战前，日本对中国的渗透与间谍工作的成功。

　　二、“隐私”泄露的大清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组建，一时间风光无两，大有制霸东亚之意。

　　此时觊觎中国多年的日本国内，也掀起了一阵波涛。有人认为“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日本国内媒体也纷纷表示“对强大的中国的舰队的威力感到恐怖。”

　　当时，包括西方的一些人也认为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物产丰富，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

　　霎时间，大清帝国的威仪仿佛又重回了人间，而日本的“清国征讨方略”倒变得如笑谈般无足轻重了起来。

　　然而日本国内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这么看，他们坚信清国的崛起与革新不过是表面文章，而日本完全有机会“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摧毁北洋水师，继而实现自己的扩张野心。

　　这一判断的基础，正是建立在日本间谍对中国的窥探与侦察，建立在对大清王朝“隐私”的了解之上。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络。

　　受雇于这一机构的日本间谍们，足迹遍布两湖、四川，以及陕、甘、滇、贵，以至新疆、西藏等地，包括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信息在内，均在他们的侦察范围。

　　这些年轻的日本间谍，不惧艰险，一开始先扮成货郎，四处贩卖货物。货卖光后，便假扮郎中、风水先生甚至乞丐四处周游。遇到关卡盘查，汉语说不标准，就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蒙骗过关。在这期间，各地间谍几乎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险情，这成为甲午战争中谍报工作的一场“实兵预演”，这些年轻人也因为扎实的调查研究，而成为深知中国国情的专家。

　　除了刺探情报，日本间谍机构也善于在复杂的中国内部收买人心，从另一个方面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为上文提到的宗方小太郎的逃脱，奠定了基础。

　　至于当时日本间谍如何笼络人心，民国撰写的《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情：1888年，19岁的日本间谍藤岛武彦在汉口遭到水匪打劫，最后竟然与水匪头领赵某相谈甚欢，继而被放走。藤岛被放走后没多久，赵某即被官府抓获，闻讯，藤岛便连夜赶往救援，只是赶到时赵某已被枭首。尽管如此，藤岛依然冒险盗回赵某首级，被看守一路追赶至江边，仍不放弃，把赵某首级绑在腰间纵身江中逃逸。最后藤岛把赵某首级掩埋，再通知赵某手下去挖掘，这一系列的举动自然使得赵某手下感激涕零。该书作者钟鹤鸣不得不感慨道：“浪人怀柔赵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谓不深矣。”

　　当时，随着各种各样的情报汇集至汉口，1889年4月，荒尾精将乐善堂创立三年来获得的大量情报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提炼成了数万字的《复命书》，提交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这份文件中，其断言“中国已经全面腐败，日本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利用中国对抗西方。”这一建议，引发日本朝野的巨大共鸣，遂助推下定向清朝开战的决心。

　　1894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正面较量中首败于丰岛海战，再败于黄海海战，三败于威海卫而全军覆没，昔日北洋舰队的荣光，也随之被淹没在历史之中。

　　而在甲午战后，威严彻底扫地的清王朝，连带着中国人民，又重新陷入了列强侵略的新的苦难之中。

　　三、牛与铁钉

　　日本国内曾有过这样一种观点，“清国虽大如牛，而日本只小若铁钉。但此铁钉却可轻易刺穿此牛。”意即看似庞然大物的中国，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存在，在日本面前，处处都是弱点，可以被轻而易举的制服。

　　牛与铁钉之喻恐怕还能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彼时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也早已达到了鞭辟入里的程度，如铁钉一般，深深刺入了中国的血肉之中，贪婪而顽固地在窥伺之余，不断发现并创造着新的伤口，以备不时之需。

　　还是宗方小太郎，作为“中国通”同时又为日本侵华竭力服务的他，曾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这样写道：“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即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1894年10月下旬，日军越过鸭绿江，随后陆续占领安东县、金州，设置民政厅，发布安民告示。其中一则安民告示写道“……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这篇饱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意又兼具“孔孟传统”的檄文，同样出自宗方小太郎之手。他不仅对如何利用中国境内复杂的民族关系了如指掌，更是掌握了超高的汉语修辞技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日本大间谍，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大清王朝的全部隐私，并善于加以利用，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当时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而在彼时，日本国内的“中国通”，又何止宗方小太郎一人而已呢？

　　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之重器，已经得到了良好的保护，想要像清末那样肆无忌惮地打探国家隐私，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与此相反，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的隐私却往往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而毫无防护手段。无故收到骚扰电话？诈骗信息源源不断？各式各样莫名的推销广告？还有那么多与手机相关联的账号安全问题？如此种种难题已经烦不胜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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