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峰：为何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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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现代化”正在成为政策持续发力的重点。

　　人们注意到，从2013年到今年，“农业现代化”一直是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且“加快”二字年年出现，如2013年“加快发展现代农业”、2014年“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2015年“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2016年一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加快”同样出现在标题中。即便“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此前，2015年11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用发展新理念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2015年11月25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要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5年12月1日，财政部也表示，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中央政府急切推进农业现代化，与近年来农业形势密切相关。以玉米为例，2012年以来，我国通过临储玉米收购，累计收购量超过1.8亿吨，2013年和2014年的临储收购价为1.12元/斤，2015年虽下调至1元/斤，但仍高于2008年首次启动临储收购的价格0.75元/斤。由于国内玉米价格高企，进口玉米价格较低，于是出现了奇怪现象，一边是国内粮食总产量十二连增，一边是进口粮食不断增加，2015年进口规模较之2014年近乎翻番，以至粮食丰收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收入增加的丰收喜悦。2015年，一些地方农民因为粮食收购价低于预期，不愿卖粮，“丰收不增收”的悖论再次出现。

　　国内粮食成本高，不仅仅是托市收购和临时储备政策所致，也不仅仅是流通成本高，农户零散种植、缺乏规模效应应是主因，且这种劣势在国际粮价持续下跌背景下更显突出。因为如此，近年来，有关方面不仅大力推进土地流转，还创新农村抵押融资方式，目的就是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很丰富。相对于传统农业，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还包括组织管理、市场经营、社会服务和国际竞争现代化。但不管怎样，“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取决于能否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没有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无用武之地，“组织管理、市场经营、社会服务和国际竞争”更无从谈起。

　　为了加快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给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也为了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多金融支持，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标志土地流转新政策开始在全国实行，也标志着适度规模经营全面铺开。与土地流转相伴随的是，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农村“两权”抵押试点的启动，不仅可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也有利于盘活农村资源、资金、资产，增加农业生产中长期和规模化经营的资金投入，为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和模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从当前农村现状看，青壮年在农村种地的很少，有些外出打工，有些离土不离乡在本地打工。总体上，农村土地种植靠的是观念陈旧、行动迟缓、效率不高的老年人，加之丰收减收，农地弃耕抛荒现象严重。毫无疑问，“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非常迫切，也只有“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形成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谁来种地的难题。

　　虽然土地流转目前依然面临诸多问题，适度规模化经营也难以一蹴而就，但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必由之路的“农业现代化”，推进力度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只会加快不会放慢。此前，国家已密集发布了涉及农村电商、农垦改革、农村深改等一系列重量级农业现代化政策文件，从全国31个省区市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看，各省区市也将农业发展重点落在现代化上。显然，在这一政策取向下， 金融机构应当顺势而变，从以前对农户的支持，逐步转向对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特别是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方面能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的龙头企业的支持。通过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农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农产品成本，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经营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