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谁来监管中国证监会？”会指向哪里？

大参考

　　9月17日傍晚7点50分，中纪委网站公布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的消息。该消息一出来，顿时一石激起千重浪，海内外立即产生强烈的反应。那么该事件为何会引起海内外如此巨大的反响?该事件对中国股市未来走势的影响又会如何？它是否对中国股市的生存环境引发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中国股市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投资者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能否借助当前这股中国股市的反腐败之东风，让中国股市重新获得新生？估计这是市场最为关注的问题。

　　首先，张育军违纪被调查事件，对中国股市来看说，应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因为从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建立以来，这应该是违纪被调查的最高职务的中国证监会的官员。中纪委对张育军的出手就意味着，对于当前中国股市贪污腐败的问题，无论是涉及到谁，有多高的职务，中纪委的反腐都不会心慈手软，而是会充分调查后，根据情节严肃处理，估计对此不会姑息。这也意味着中国股市的反金融腐败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果中纪委借助该事件能够对中国股市的金融腐败行为严查严惩，那么中国股市一系列严重的金融腐败将会在这过程中逐渐地暴露出来。

　　因为，对于中国股市的腐败问题，肯定会比其他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最近中国反腐活动来看，其他领域及行业的腐败问题都是那样严重，那么中国金融市场及股市岂能独善其身呢？如果不对当前中国股市的严重金融腐败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及对这些金融市场腐败行为进行严惩，那么中国股市要想好起来并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股市的腐败无所不在。这也是前20多年中国股市不能够健康发展症结所在。只有对中国金融市场及中国股市进行更为深入反对金融腐败，打出中国股市的“大老虎”，中国股市才能获得新生。

　　其次，如果中纪委对中国股市的重大违规违法问题过问，并且态度坚决，那么这不仅涉及到中国股市的反腐败进入深水区，也意味中国股市的反腐败已经涉及到中国股市所指向的核心问题。还在，1999年我就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谁来监管中国证监会？”。当时该文章刊出后立即受当时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的十分重视（其时，当前史美伦以香港人身份进入中国证监会，就是希望以铁腕的方式把香港股市的市场法则及监管制度带来中国股市），并请我与中国证监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座谈。

　　当时我就指出，证券交易其实交易的是上市公司的信用，股票就是对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定价。在欧美发达的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信用是通过长期的市场行为演进而来，并且生发了一套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制度来保证。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人格化信用根本就不适应现代证券市场，而市场化的信用也无法在短期内生成。在这种情况下，刚发展起来的中国证券市场的信用或上市公司的信用只能由政府来作隐性担保。所以，中国证券市场的信用交易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隐性担保下来完成。

　　既然中国证券市场的信用及上市公司的信用都是由政府做隐性担保，那么政府在中国式的证券市场不仅具有主导的作用，也具有绝对的权力。我当时指出，政府或监管部门可以制定市场规则、维持市场秩序、保证市场有效运行、监管与处罚市场违规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等具有绝对的权力。即中国证监会不仅可能决定市场的交易规则、市场规模及市场价格水平，也可决定哪家公司可上市、哪家公司不可以上市，决定公司的上市规模及价格等。中国证监会既是市场规则制定者，也是市场参与者；既是裁判也是球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证监会的权力是无届弗远，既绝对又无所不在。

　　但是中国证监会又并非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而是由具有七情六欲具有私利的个人组成。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即对这种绝对的权力进行约束，要想这种绝对的权力不腐败民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证监会的绝对权力肯定是绝对腐败。当中国证监会的权力是绝对及无所不在时，那么这些权力的腐败就能够渗透到中国股市的每一个毛孔。中国股市肯定无处不存在腐败基因。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精致的利己主义社会背景下，这种绝对权力更是容易绝对腐败。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所提出。他曾认为对中国教育体制或大学培养出来的人，都很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缺陷让其利益最大化易如反掌。比如说，早几天中国证监会公布，就华泰、海通、广发、方正及浙商期货5机构未有充分审查客户身份作出行政处罚，对这些机构罚款2.4亿元。还有，早些时候对今年上半年中国股市的场外配资机构，如恒生电子HOMS、铭创、同花顺等机构进行严厉的处罚。其实，这些事件就是这种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背景下的产物。

　　在这样的背景上，中国证监会的绝对权力肯定会存在绝对的腐败，而且这种绝对权力能够利用投资者及社会对股市的专业知识不足把其绝对权力和利益制度化。即绝对权力腐败时市场还不知道。所以，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来说，“谁来监管中国证监会？”的有效制度安排则是保证中国证券市场得以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否则绝对权力就能够利用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来谋利，而制度的不完全性无法保证中国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也无法保证中国证券的有效运行。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中国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当时，史美伦副主席希望就此做一些事情，但由于中国国情特殊，最后只能让她败走麦城，无功返回香港。

　　可以说，郭树清主席上任之后，也希望对证券市场的一些基础性制度进入重大改革，比如重组中国证监会的权力，以此来限制金融腐败，但最后也迫于既得利益集团只好离开中国证监会。肖刚上任主席之后，重点是希望通过加快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重建中国证券市场之信用，弱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信用担保，以此来限制证券市场可能出现的腐败。比如新的上市公司发行制度建立、投资者保护条例的制定、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推进等。但是这样做不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证，需要相应的市场化信用文化为基础。但这些制度基础确立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证券市场的腐败只要有机会随时都可能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纪委已经向中国证监会最高管理层开刀，这样就已经涉及“谁来监管中国证监会？”的这个基本问题。因为，这就意味着该事件不仅是纠出某种金融腐败的个人问题，而且需要通过法律及制度制定，如何来防范证监会最高权力者滥用其权力的问题。如果中国股市的制度改革，能够从这里入手，那么中国股市一系列的重大制度改革必不可少，中国证监会的权力结构就得重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中国股市就可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在于对中国证监会的权力通过制度方式来约束，而且在于如何对过公共决策方式来确立中国股市的制度规则。只有这样中国股市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才能够得以确立，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才能够得以保护。这些都是中国股市得以健康发展制度基础。

　　张育军事件也透视出，中国股市为何这么多年来无法成熟起来、无法发展起来，就是违规违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问题会如此严重，估计不仅在于中国股市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而来，更在于不少监管者在利用没有约束的监管权力大谋其利。这里不仅有IPO审批等市场准入的寻租问题，也有信息优势的寻租问题等，监管权力寻租无处不在。试想，如果中国股市的监管层是整个中国股市违规违法、操纵市场的源头，那么整个中国股市有效的市场秩序能够建立起来吗？上行下效，根本就不可能的。最高监管者就是违规违法的源头，那么中国股市贪污腐败的问题只能是越演越烈。这才是当前中国股市发展不起来、不健康的根源。如果中纪委能够以该事件为切入口，通过制度安排来约束中国证监会的绝对权力，以此来遏制中国股市的金融腐败发生，这同样是中国股市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样才能让中国股市获得新生。

　　现在中纪委从这里入手，来调查最高监管层的金融腐败行为，也就是从外部来监管这些中国股市的监管者，有了从外部来制约中国股市监管者的约束，那么这些中国股市最高监管层不收敛也得收敛，否则就会自投罗网。在这种意义上，当前中纪委调查张育军事件对中国股市发展应该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从张育军被调查的事件来看，应该只是掀起了中国股市金融腐败小小的一角。试想，这次事件的核心就是中信证券利用政府救市这种公共政策，通过内幕交易来大谋其利，或通过简单的信息优势把公共的利益转化为私人或公司利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在政府有心做多中国股市及过度杠杆化的催生下，出现始料未及的狂飚，并吹大中国股市的泡沫。最后股市的泡沫破灭立即引发中国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并冲击着全球市场，然后又再冲击到中国股市。也正是这种股市震荡及严重的连锁反应，使得中国股市暴跌，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一触即发。中国政府不得不组织救市，以便避免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

　　可以说，当时中国政府出面救市并没有错，也是现代证券市场面临危机爆发时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不过，我当时就指出，面对中国股市之危机，政府出来救市是正常的。但是，基于证券市场及证券交易的特殊性，即证券交易需要信息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及时，但实际上证券市场的信息更多的是不完全及非对称的，再加金融交易专业性程度较高。如果政府救市没有严密部署及严格信息防止泄漏机制，救市当事人很容易借助救市的公共利益名义，实际上仅是通过这种救市方式来谋取私利或公司利益。

　　因为，在救市过程中，救市参与人所获得的信息永远是比外部市场的投资者具有更多的信息先获得的优势。再加当前正在盛行的程式化交易工具，救市参与者要把救市公共利益转化为私人或公司利益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股市的程式化交易不仅运算速度极快，而且能够轻易地把更多可能影响股市波动的因素纳入到计算模型中。也就是说，在当今大数据时代，这种计算机程式交易可以进行高速搜寻，并且把所找到影响股市升跌全部相关信息瞬间纳入计算模型中。面对这种程式化交易，如果没有严格的限制与监管，救市参与者要利用信息优势把公共利益转化为私人或公司利益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同进把监管者蒙在鼓里。还有，当前中国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也是他们能够利用现有的金融体制缺陷让其利益极大化的重要背景。

　　因此，通过张育军事件，严查当前中国证券市场腐败、违规违法行为，并对此严厉惩处，不仅是重新是确立当前中国股市信心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重构中国证监会权力结构、重新确立中国股市的制度基础的一个重要契机。对此，中纪委决不可心慈手软，而是要严厉追查，查出后严惩。而且要这次证券市场的反腐的焦点放在“谁来监管中国证监会？”这个问题上，以此来推进中国证券市场基础性的制度建设。这才是保证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才能让中国股市重新获得新生。

　　“谁来监管中国证监会？”会指向哪？指向的是中国股市更大的贪污腐败的“大老虎”，指向的是重构中国证监会的权力结构及对绝对权力的约束，即重大制度改革，指向的是通过对股市的反腐让市场获得新生。对此，国内投资者正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