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狼：“性别歧视案”胜诉，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参考

　　因为在“文案策划”岗位招聘条件里设置“限招男性”，杭州西湖区东方烹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惹上官司，一名女大学生以该校招聘“性别歧视”为由，索赔精神损失费5万元。杭州西湖区法院经审理后，于11月12日以被告东方烹饪学校侵犯了女生郭晶的平等就业权为由，判决其赔偿郭晶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继2013年北京海淀区法院“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后首个公开报道的判例。与“第一案”以和解收场不同，郭晶胜诉的司法案例，将女性维护平等就业权的抗争又推进了一步。

　　就在985、211的高校标签存废问题在全社会引发关于就业公平的大讨论之时。杭州西湖法院对就业性别歧视案的一项判决，向推动就业公平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开启了破除门槛、壁垒，促进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新尝试，并再次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就业促进法》实施六年来，小郭诉杭州西湖区东方烹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性别歧视案，属全国性别歧视首例胜诉案。虽然此类案件少之又少，并不说明性别歧视就不存在，或者很少。相反，数量却大得惊人，而且形式各异。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2010年也公布过一份调查报告：有60.70%的企业、43.44%的政府机关和38.61%的事业单位存在就业歧视现象，歧视行为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性别歧视，高达68.98%，歧视内容包括对女性的年龄、婚否，以及是否有子女。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2010年中国城市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创下新低，只有60.8%，而20年前，这一数据为77.4%。

　　“男女平等”，民众早已不陌生。1995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政府就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把实现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项基本国策，男女平等由此从观念意识变为国家意志。而在，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法律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明确了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写进全国党代会报告，则更进一步将其明确为执政党的追求。

　　将男女平等上升到基本国策，可见，实现消除性别歧视，在中国意义非凡。近几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抑或是法律，在消除性别歧视问题上，进行了若干努力，口号喊了，个别法律也规定了，虽然直接歧视消除了，但间接歧视却大行其道，以致想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都不能。究其原因在于，歧视，特别是性别歧视，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中，难以找到位置。

　　目前，中国关于反就业性别歧视的提法，只散见于《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它们都没有对“歧视”一词有任何明确定义。殊不知，中国早在1980年就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7年，消歧委员会就建议中国立法要根据《公约》第一条对歧视妇女，包括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做出定义，但直到2011年，中国仍没在立法层面做出任何释义。

　　可见，缺少了立法上的顶层设计，在司法系统，自然在面对性别歧视案时会措手不及，就像曹菊诉案中法官所称的那样—需要根领导沟通。司法、监察等一系列角色的缺位，也会让性别歧视案件的诉讼工作面临尴尬，最终导致“男女平等”衍变成一个口号。

　　也许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款还不够细致，也许由此引发的诉讼之路注定不那么轻松，但这些并不是放弃依法维权的理由。法律的武器只有握在手中，才能检验出其真实威力；公民的权利只有不断争取，才能捍卫自己应得的利益。以此来看，此次诉讼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以此表明依法维权合理且可行，进而推动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才是此次事件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