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专门盯着对方的缺点，最终误导的一定是自己

lameihua

　　最近读到叶克飞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有那么多思想家，可整个民族却偏偏无法走向文明》。其中有这么一段，使我很受触动：

　　俄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专制之痛有强烈感知，另一方面又因为强烈的道德感而过度关注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那些问题和弊端，试图在“民族性”中寻找答案，才导致最终的走向。

　　这段话似乎在为我脑海中的一个巨大问号，提供了答案，至少是提供了思考这个问号的思路。

　　在人们的印象中，俄罗斯诞生了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诞生了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悲天悯人，他们苦苦求索，他们甚至为此不惜经历现实的磨难。但最后的结果，正如文章所说的，却无法使这个社会走向文明。这当中，可能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局限，同时也有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进行理解，这个词就是：基于怨恨的偏执。

　　张维迎教授曾分析过怨恨对法国社会走向的影响。他说，在18世纪开始之前的数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的霸主，甚至是天主教的保护者。但在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已明显丧失了它在欧洲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英格兰突然崛起，跃居中心地位。当18世纪上半叶民族观念从英格兰引进的时候，法国人发现，英格兰人在各方面都超越了自己。

　　英格兰的崛起，深深伤害了法国精英们的民族自尊心。在怨恨情绪的支配下，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一方面盗用英格兰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比如，对于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他们赋予了在英格兰全然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义。

　　他们用“一致性”取代了平等，用“主权”和“公意” 取代了自由，用“集体”取代了个人，为专制主义和平均主义铺平了道路。对英格兰人的怨恨，导致法国人对金钱、商业活动和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仇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

　　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上面对俄罗斯的那个巨大的问号了。

　　叶克飞先生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书评，介绍的是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这本书。以赛亚·伯林是出生在俄国的著名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在《俄国思想家》这本书中，作者以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为案例，详细分析了他们内心的矛盾与扭曲，以及那个时代俄罗斯的精神气质。

　　在这背后的，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矛盾与扭曲。

　　奥兰多·费吉斯在《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一书中写道：俄罗斯生活在欧洲大陆的边缘，他们渴望欧洲的认同，但他们又痛苦地意识到俄罗斯并非“欧洲”，而且也许永远也无法成为它的一部分。在欧洲的阴影下，俄罗斯人形成了一种自卑的情结，但同时，又唤起了他们内心里的一种愤怒的情绪和优越感：如果俄罗斯无法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它应该为它“不一样”而感到更加骄傲。

　　可以说，俄罗斯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中间苦苦挣扎。《俄国思想家》一书中写道：“俄国对西方的感受：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尊崇、艳羡、仰慕，以及媲美与凌驾之心；另一方面，是情绪上的敌意、疑忌、鄙视，以及自我拙陋、不受欢迎、不获接纳——结果，对西方价值时或过度自卑，时又妄行嘲弄。”

　　因此，他们如同面对英国崛起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样，自卑与自尊交织在一起，并力图在这种混合和矛盾中，寻找一条似乎可以同时呼应这两种感觉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对内心艳羡对象的每一个缺点都非常敏感，并努力以此为起点来构筑超越的道路。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个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到斯拉夫主义者，都在重复那种认为西方道德腐败的观点。果戈理就认为，巴黎“只有一层闪闪发光的表面，掩盖了底下欺诈和贪婪的深渊”。即便是对欧洲抱有极大热情的屠格涅夫，也在《贵族之家》中将法国的精英们描写为一群有文化、有魅力但是却缺乏精神深度或者严肃知性的人。

　　正是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认为，俄罗斯注定成为堕落西方的救世主。

　　这就不得不说到强化这种认知的第二个因素，宗教。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中的Orthodox一词，其含义就是正统、正确的信仰的意思。他们认为基辅罗斯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比西欧的天主教更接近基督教原始教义。作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肩负着拯救基督教文明的使命。

　　这样，对艳羡对象的敌意，就有了一种神圣性的支撑。

　　由此，他们否定彼得改革的全盘西化，批判彼得一世的改革是“割裂传统的盲目模仿”，认为彼得引入的西欧制度虽增强了国力，却导致俄国“精神空心化”。他们不仅要证明俄罗斯“不落后于西欧”，更要证明俄罗斯“肩负引领世界的使命。其意识形态的结晶，就是斯拉夫主义。

　　正如赫尔岑所说，“我们需要欧洲作为理想和谴责的范例，这样的欧洲就算实际不存在，我们也必须将她发明出来。”

　　道德靶子的竖立，固然可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但却使路径的选择偏离了初衷。他们不满于当时政治上的专制和社会上的农奴制及经济上的村社制，但自尊心又使得他们不能接受别人的已有，而要独创一套能够兼容变革与自尊的新道路。而为了构建这条新道路，他们只能到需要变革的对象中寻找灵感的来源。

　　这也许就是我们在一些俄罗斯思想家身上能够感受到深邃与拧巴浑然一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