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言】2011年，我写了这篇文章。三年后，我们再次面对抗日的纪念日，再次听到了各种言论。我痛苦的感到，这篇文章竟没有过时。
超越“控诉”与“仇恨”——关于抗战题材的影视 文/沈敏特
看完了央视黄金时段热播的《中国地》，第一感觉是：在这“娱乐至死”的潮流中，能有这样一部严肃性、艺术性结合上乘的电视剧，难得！紧接着又观赏了鲁豫邀请该剧主要演员李幼斌、萨日娜所作的谈话节目，更感到这样一部电视剧来之不易；需要肯于艰辛付出、忠于艺术追求的艺术家群体。在这误将俊男靓女作为“偶像”的粉丝的喧嚣中，李幼斌、萨日娜这样的表演艺术家，也是难得！我表示敬重。但是，所有我看到的抗战题材的影视剧，即使是《中国地》这样的忧秀的作品，都留给我一种“缺了点儿什么”的茫然和困惑。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对此作更深入的思考。
忘了是哪一年，大概在四、五年前，也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报刊上发了很多纪念性的文章,大体也是控诉侵略者残酷的暴行和野蛮的兽性,表达了无比的愤怒与仇恨。可有一篇.只有一篇，题目忘了,作者忘了,内容却久久难忘。文章记述南京大屠杀中,有一个仓库关了几千个中国人，而看管的日本兵只有几个；面对被屠杀的危机，几千个中国人中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呼唤反抗，组织自救。这篇文章让我思绪绵绵，不能自已；使我的茫然与困惑转化为一种自省：一个民族面对外敌仅有“控诉”与“仇恨”就够了吗？再进一步想想，即使仇恨变成了部分人民的反抗就够了吗？更何况如那篇文章所说，要有反抗的行动也难。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是“遥望北斗盼救星”，明君、清官、大侠，是我们永远的偶像。《中国地》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清风岭若没有赵老嘎这样的大侠，围绕着他有一批伏首貼耳听他调配的“兄弟们”,能够反抗日本人吗？
其实，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包括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应该是一部自省史。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现象：自大、自夸、自我陶醉而终至自我蒙蔽、自我麻木，已成为超稳定的“中国情结”。鸦片战争打开了大清国的大门，应该是全民族的刻骨铭心的教训，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虽是换汤不换药的经济变动，毕竟是变动，搬来了一点西方的生产力，这小小的成果竟使这个“中国情结”幻化为喧嚣一时的所谓“同治中兴”的新陶醉。对日本，我们向来是不屑一顾的，明清称其为“倭寇”、“蕞尔小邦”，之后是“小日本”、“小鬼子”。起先，一些日本人确实如流寇，在中国东南海疆骚扰与掠夺。但，明治维新之后，奉行福泽渝吉“脱亚入欧”的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教育，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警觉。虽然GDP还是值得骄傲的大清国之“大”，而这“大”的功能仅仅成了骄奢淫逸的资本，严重阻碍着发奋图强、弃旧图新的进取。与此同时，日本的综合国力已从超赶转为超越。以海军为例，靠“举国体制”的实力，清政府在国外买军舰装备起来的北洋水师，在数量上曾大于日本，如1890年2000顿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日本为5艘。但，北洋水师的水兵吸食鸦片，高官贪污成风；再好的军舰也难有战斗力，旗舰“定远”号下水12年，竟有7年没有维修。据传，曾有日本海军军官参观北洋军舰，戴着白手套到处能摸到灰尘，为此心中大喜，确信日本必胜无疑。他从管理的疏漏看到了素质的孱弱。而实际上，甲午战争的前夕，日本海军的装备也超过了清国。日本天皇抽出后宫的经费拨给海军，慈禧太后却从海军的军费中抽款建设颐和园，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可见，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究其因，海战只是一个局部，反映的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潜力的较量。
日本的政治体制优于清国，这是它取胜的根本原因。但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因而从甲午战争的胜利的起点，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沦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国。我们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国家。我们有理由对日本侵略者控诉和仇恨，但止于此是弱者。是的，我们抗战八年赢得了胜利；但代价之大是举丗无双的。如果没有从根底上进行的反省，结果是：白付了代价。
第一、为什么区区“蕞尔小邦”却能屡屡践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大中国。为什么清朝在GDP处于世界前列的时候，仍然是被侵略的弱国，只能靠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苟延残喘？
第二、为什么我们的战略只能是“诱敌深入”，要经过从撤退到相持，再到反攻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持久战”，才能赶走侵略者，而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再想一想，我们的战争经典，如游击战、地道战、麻雀战，成套成套的，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战场在自己的国土上。扩而大之，前苏联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都是取得最后胜利的战争范例，但都在自己的国土上，因此，付出财产、生命的代价都远超侵略者付出的代价。
再往后推，我们审视一下，历史的事实仍将告诉我们：止于控诉和仇恨，依然是弱国的心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法西斯的战败告终。两颗原子弹落在了日本的国土上，日本举起了投降的白旗。我们胜利啦，“小鬼子”投降啦，是我们的不绝于耳的欢呼。但历史却悄悄地向前发展；至今为止的结果是：我们虽是名列英、美、苏、法、中五大战胜国之一，成了举足轻重的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我们的综合国力却并没有超过日本和德国。为什么呢？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反省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家都很忙；但各忙各的，结果却大不一样。
我们先是搞了三年内战，紧接着搞了27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结果是两个字：浩劫。而就在同时，日本在美军占领的情况下，紧锣密鼓地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政治与军事的非法西斯化。
二是推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包括开放言论和新闻。
三是修改宪法，推动宪政，包括摆正天皇和宪法的关系。
四是推动经济民主化，制约财阀，甚至解散财阀。
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摧毁了日本经济的封建主义的基础。
这样五件大事集合而成的社会积极性的涌动，加上明治维新以来重视教育的传统所积累的人口素质，又碰上和抓住了20世纪50、60年代高科技的丗界性的突破、飞跃的机遇，日本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跃升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的高科技产品,包括高科技的文化产品，不可阻挡地涌入中国的市场。而对我们抗战题材的作品中对于“小日本”、“小鬼子”的轻蔑和仇恨的感觉，依然是“气壮山河”。请问，这样的“气”，也只是“气”而已，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个战败国德国的非法西斯化的反思比日本更彻底、更透明，因此，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也比日本更健康、更强大。但要看到日本非法西斯化的民主力量也在发展，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团结与合作的对象。他们懂得，若不遏制军国主义的极右势力，那必是日本人民的新灾难。抗战时代的日本与今天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控诉和仇恨是必须的，但应扩而大之，转化为一种不忘历史、深入历史、延伸历史的更为广阔的清明的自省。一个民族自省的程度与民族自强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譬如，当我们今天的GDP超过日本的时候，需要紧紧跟上的自省是：
我们的人均GDP赶上日本了吗？
我们的GDP的构成是怎样的？其中的房地产占了多少，高科技占了多少，服务业占了多少，低级劳动力创造的产值占多少？产业结构的现代性超过日本了吗？
我们的GDP转入财政是怎样开支的？行政开支占多少，民生工程占多少，特别是教育投入占多少？分配的合理与公平超过日本了吗？
我们的GDP与法制建设、道德建设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在良性互动的程度上，超过了日本吗？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关乎民族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重要的章节，蕴含着巨大价值的历史经验，文艺作品以抗战为题材远未过时，问题在于有没有大手笔的开掘。这需要更庄严的民族使命感，更大胆的正视历史与现实的勇气，更广更深的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是：超越“控诉”和“仇恨”！
2011年秋初稿
2014年夏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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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0 22:1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