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5月13日股市前瞻

lameihua

　　今日上证指数上涨27.24点，收盘报3369.24点，成交量为5220.81亿元，如下图所示：

　　受中美经贸会谈的利好消息刺激，上证指数今天回踩5日均线之后即稳步上涨。至下午15:00收盘之后，A50期指又向上冲击了1%左右。为此，我们期待明天上午开盘的A股还能继续上涨。

　　具体到个人操作方面，姚尧自己今天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依然是维持四成的仓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今早消息面上就在传“中美达成重要共识，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我虽有部分筹码扭亏为盈，却不急于立刻止盈减仓。另一方面是因为今天有老朋友来店里谈合作，我也没太多时间盯盘。不过，如果明天上午继续冲高，则我会酌情继续止盈减仓一部分筹码。我依然认为，上证指数存在中等级别回调的可能。如果短期行情真能持续上涨，则我预计将仓位降至三成之后就不会再降了。

　　近期，无论是在公众平台，还是在盗天平台，我们都在聊近期推出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我说，这次改革的初心或许是好的，但结果却未必是好的。领导希望通过将基金经理的薪酬与业绩绑定的方式，来培育伟大的价值投资者，结果却极有可能是基金经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集体平庸地抱团沪深300。对此，后台一直有读者留言，希望我讲得再深一点，把逻辑讲得再透彻一点。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可以把结论说得比较明确，却不方便把理由说得太过透彻。我说得太透彻了，你听起来固然是很爽，我却有可能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拿这次《行动方案》来说吧，我们先看主管领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回答：

　　通过对于领导这段讲话的认真学习，我们深刻认识到主管部门对于此次基金新规的良苦用心和殷切期待。尤其领导还用相当长的篇幅谈到了巴菲特，俨然是以在中国培养一批巴菲特式的伟大投资家为己任的历史担当。那么，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巴菲特。

　　下面这张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自1995年底至2006年中的月线走势图：

　　我们看到，1996年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是34100美元；1999年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是56100美元。三年期间，巴菲特的涨幅为62.14%，应该说是相当可观了。

　　不过等等，我们还要再看同期大盘的走势表现。在我们此次《行动方案》的第8条，明确写到：“8.督促行业加大薪酬管理力度。……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的基金经理，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显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经理，可以合理适度提高其绩效薪酬。”

　　在中国，比较基准是以沪深300指数为主；在美国，比较基准就是以标普500指数为主了。为此，我们再看同期标普500指数的月线走势，如下图所示：

　　我们看到，1996年底，标普500指数是740.74点；1999年底，标普500指数是1469.25点，涨幅为98.35%。

　　换句话说，巴菲特在1997年、1998年和1999年的这三年间，其业绩虽然上涨了62.14%，却低于比较基准36.21%。按照我们的《行动方案》，低于基准10个百分点以上，其绩效薪酬就应当明显下降。现在低了36个百分点以上，试问其还能拿到绩效薪酬吗？

　　无独有偶，2002年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是72750美元；2005年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是88620美元。三年期间，涨幅为21.81%，这应该也还算不错了。

　　可惜的是，2002年底，标普500指数是879.82点；2005年底，标普500指数是1248.29点。三年期间，涨幅为41.88%。换句话说，巴菲特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的这三年间，其业绩低于比较基准20个百分点。那么，按照我们的《行动方案》，其绩效薪酬基本上又不要拿了。

　　不过，如果我们将1996年底至2005年底之间的九年时间合起来看，标普500指数是从740.74点上涨至1248.29点，涨幅为68.52%；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是从34100美元上涨至88620美元，涨幅为159.88%。换句话说，巴菲特在1997年至2005年之间的九年内，业绩跑赢了比较基准的91.36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就在于自1999年底至2002年底的三年间，标普500指数自1469.25点下跌至879.82点，跌幅为40.12%；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却从56100美元上涨至72750美元，涨幅为29.68%。

　　因此，巴菲特之所以如此伟大，其根本原因从来就不是在大盘大涨时能够涨得比大盘更多，而是在大盘大跌时能够只是小跌，甚至逆势上涨。可问题在于，我们这次的《行动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所推崇的巴菲特的这种投资风格呢？我们再把《行动方案》的第8条拿出来复习一下：“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的基金经理，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显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经理，可以合理适度提高其绩效薪酬。”

　　于是，假使我们按照最新的《行动方案》，对巴菲特在1997年至2005年这九年间的业绩进行考核的话。我们会分成三个三年：

　　第一个三年，是1997年、1998年和1999年， 巴菲特的业绩低于比较基准36个百分点，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

　　第二个三年，是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巴菲特的业绩超过比较基准70个百分点，其绩效薪酬可以合理适度提高。

　　第三个三年，是2003年、2004年和2005年， 巴菲特的业绩低于比较基准20个百分点，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

　　换句话说，且不论中国的基金经理是否具备巴菲特的投资水平，即便他具备了巴菲特的投资水平，也将在九年的时间内，两次绩效考核是差，薪酬将明显下降；一次绩效考核是优，薪酬将适度提高。试问，有几个基金经理愿意承受这样的结果呢？所谓基金经理的薪酬与业绩绑定，就是这样绑定的？更不用说，如果一位基金经理在九年时间内的三次考核中，两次考核是差，一次考核是优，他还有多大希望在公司和业界脱颖而出呢？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说：“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然而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同样的道理，巴菲特在中国，早已是一面旗帜，一个图腾。多少年来，国人一直都在殷殷期盼中国的巴菲特。可问题在于，我们真有让巴菲特生长的土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