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保禄：把官员自杀归咎于抑郁症有何猫腻？

大参考

　　6月5日8时，中共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陈白峰被发现在其住地附近自缢身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初步勘察认定，符合自杀特征，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另据其亲属介绍，陈白峰同志有多年抑郁症病史。根据潍坊市政府网站“市长分工”，陈白峰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责投资及重大项目建设、“三区”建设、区域经济合作、能源建设、发改、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关事务管理、统计、物价、粮食、政府法制、民族宗教、公共行政集中审批、综合配套改革、军民关系、老龄等方面的工作。

　　陈白峰的自缢身亡，又让中国“非正常死亡官员”的名单上多了一个人数。今年4月11日，《中国青年报》以《2013年以来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作者徐霄桐、孙悦）为题，盘点了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54名各级官员，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有23人，占到总人数的42.6%。其中有8人为跳楼自杀，其他的自杀方式有自缢、烧炭、喝农药等。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死因是喝酒和意外事故，均为9人，其余13人则要么死于他杀、不明原因的坠楼或包括死刑在内的其它原因。

　　因为提到了该死的“抑郁症”，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官员自杀 抑郁症”，立时得到了这些案例：2013年1月8日18时许，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祁晓林在自己办公室的洗手间自缢身亡，终年55岁，官方解释是“祁晓林同志生前身患疾病，有抑郁症状”；2013年1月11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跳楼身亡，时年46岁，据披露的遗书说：“我因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不堪工作和生活压力，所以我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2014年1月4日下午，中国中铁总裁白中仁从自己家中楼上跳下，经抢救无效逝世，其家属对媒体的解释是“白中仁近来患有抑郁症”（而在白中仁跳楼之前，铁路系统已有一名年仅39岁的南宁铁路局总调度长李智，因为“抑郁症”而跳楼身亡，他是刘志军案爆发后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自杀的处级干部）；2014年3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伍峰坠楼身亡，大公网就此向国务院新闻办求证，该办一位权威人士称，“李伍峰副主任因严重抑郁坠楼身亡。”还有更多，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

　　毋庸置疑，上述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几乎都是在2012年底的“十八大”后发生的，而“十八大”后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由中央掀起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风暴。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官员的自杀，自然会引发公众的猜测与质疑：是权力滥用后的畏罪还是复杂人际背后的压力？是自愿死了我一个保护全家人还是被他人变相灭口？是消极厌世还是劣迹败露？……然而，在许多疑点和问题尚未得到澄清时，相关部门或家属、同事却已经给出了确定的解释：是因为长期患有抑郁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合理、科学又得体的解释，毕竟，在今日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全球因患抑郁症而自杀身亡的人不在少数，而且有包括明星、富翁在内的各色人等。如今中国的各级官员因抑郁症自杀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吗？可是，问题的症结也许恰好在这里：就因为这样的解释合理、科学又得体，它就有可能被滥用来当作遮羞布、垃圾筒或麻醉剂，一来遮盖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二来将所有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三来不去面对问题的真相，继续怀着侥幸心理混日子！

　　我不由地想起了5月16日被立案调查的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占滨，18日在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摆脱监护法警，从三楼卫生间窗户跃出，坠地身亡。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未经核实的消息称，刘占滨跳楼后的被抢救过程中，曾反复说“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

　　刘占滨的坠楼身亡可能会给今后的案件调查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至少没有被轻而易举地贴上“抑郁症”的标签而不了了之，因为他在临死前为自己的“非正常死亡”作了说明——我是迫不得已，而非什么该死的“抑郁症”！仅此一点，我们可以说，刘占滨最后的结局是可悲的，但他的死因却是光明正大的——也算是一种成功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