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媚：制约乡村产业振兴的两大“瘸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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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数以亿计农民收益得到持续性保障的根本支撑。

　　当下，对于传统村落的产业振兴尝试，皆倾向于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但结果又都难逃商业旅游的消耗性与不可持续性。

　　创意乡村联盟（文化资产运营管理机构），多年来以地扪为场域，做出了一系列以持续性发展为原则，立足传统文化和在地资源的多元产业发展的探索，其中有成果积累，不过其在探索中的两大“瘸腿”项也十分明显。

　　一、理念探索

　　创意乡村联盟（文化资产运营管理机构）是居于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10年“地方文化保育和乡村建设实践”，延展开启的一场“创意乡村-新上山下乡行动”，由一群80后的“城市创意阶层”投身参与。

　　其试图通过“互联网+创意乡村”公共平台的搭建，挖掘传统村落的经济价值，立足传统文化和在地资源，培育发展当地适宜的特色种养产业、传统手工产业、休闲度假产业、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以及面向小众群体、私家定制、高附加值。

　　以专属服务、专享产品为特征的“低消耗高收入型”特色生态产业，继而来提高村民的收入和村寨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同时，在此基础上该机构还倡导建立“中国人的乡居生活方式”，主张“发现乡村价值、重估乡村价值、输出乡村价值、重拾乡村精神”的乡村价值理念，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价值联结。

　　二、路径探索

　　从创意乡村联盟成立至今，该机构也从实践的角度做出了很多探索，大致如下：

　　其一，构建“百村市集”品牌，试图通过对村寨供销社、村寨合作社以及村民自营店的运转来重构城乡之间的平等价值交换体系，培育“低消耗高收入型”的特色生态产业，并以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手拉手”的形式，重塑传统主顾关系

　　其二，构建“农心匠意”品牌，以“专享定制服务+联合设计师产品”为核心，培育以专属服务、专享产品为特征的高附加值特色种养产业、传统手工产业以及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从而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三，构建“乡居旅行”品牌。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概念，通过发现乡村的游学访学活动以及修心静气的乡居度假等形式内容，使到访者于当地进行深刻的乡风民俗体验，并从中挖掘与体悟出真正的乡土文化知识。

　　其四，对社区中心等空间进行运营管理。他们对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村寨文化社区的社区研究中心、信息资料中心、文化传承中心以及社区发展中心等空间进行运营管理，试图以此盘活场域，并能吸引到更多有效的资源。

　　经过多年的实践，创意乡村联盟也的确基于当地特色，研发出了“米茶油酒皂”等私家订制产品和“乡居旅行”的休闲度假产品，并对输出渠道进行了市场开拓与探索。

　　此外，其也有吸引召集到一些国内外设计师深入村寨体验体悟，并一同落地了国际创意设计工坊，与当地的手工艺人一起将“时尚”、“实用”、“概念”等元素寓于地扪传统的手工技艺之中，以联合设计品牌的方式来培育发展与回馈当地的传统手工产业以及乡村文化创意产业。

　　三、探索中的两大“瘸腿”项

　　上述创意乡村的实践可以说是为地扪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重塑了概念与框架，并进行了形式上的探索。

　　但是，它也有很多问题，如资金、资源的不足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等等，而其中两个最严重的“瘸腿”项，就是人的缺乏与价值观的不对等。

　　所以我们会看到：部分创意乡村的运营管理人员与创客无法长期驻村的现象普遍出现。

　　这导致了人员的频繁流动与工作的不稳定性，影响着当地产业创新的活力、连通的渠道以及发展的路径等。也使得后续产品的研发工作出现乏力，产品无法得到及时的更新，产业项目也缺乏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因而无法继续向前推进。

　　另外，城乡之间缺乏公平、平衡的双向价值交换体系。

　　大部分城里人都无法认同乡村产品的高附加值，所以创意乡村的输出市场极其狭小，同时当地人由于价值观的转变，也忽视了身边乡土文化、乡土知识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价值潜力。

　　觉得驻留家乡毫无前景，一心向往城市求发展。

　　这两个严重“瘸腿”项产生的原因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才单向流通的窘境，当下人才资源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通的趋势依旧是主流，且在短期内尚未见到其有可逆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当地也陷入了留不住人才或吸引不来人才的泥沼。即便可以吸引到个别人才，但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驻留期也会十分短暂或是彼此间不能保持长效的合作。

　　多年来，在我国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几经沉淀之下，国内各类资源大部分都流入了城市一端。城乡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从硬件设施到软件条件再到人们的普遍观念，乡村在当下主流价值观的判断下，皆不如城市发达。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就城乡之间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人们涌入物质文明更发达的城市这一行为，似乎是人类的通性，并没有什么可吊诡或指责的地方。

　　不过，现实是城乡融合需要乡村的多元性，而乡村的多元性与振兴发展则都需要人的参与。如何改善乡村条件，保障人才的双向流通，开始变得棘手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认同的问题，城市工业发展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优势，造成了城市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与乡村人的“城市情结”，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趋向了城市。

　　价值认同的天平已经完全偏向了一端，因此城乡之间的确很难建立起平衡、公平的价值交换体系。其实，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也并非是人们在刻意而为，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这种无意识，叠加了中国上千年的城市发展史的沉淀。自古有城市以来，城市就是作为权力中心的象征，让人心向往之，科举制的阶层流动性，更加促动了人们流向城市的欲望。不过当时的中国尚处小农经济时代，城乡之间的对立尚未如此明显。

　　建国后，随着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撕裂发展，乡村被彻底边缘化，人们也从精神上产生了价值观的转向。这种变化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心路历程转变与情感的无意识沉淀，从而逐渐发展为群体性的社会现象。

　　不过认同本身就是基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的心态、精神以及认知朝不同方向移入的社会心理过程。这一社会心理过程，是可变化的，可逆转的。

　　如何逆转这种价值观念的认同感，成为了解决类似传统村落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