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三年自然灾害和一则关于萝卜的记忆

大参考

三年自然灾害和一则关于萝卜的记忆

右而左　2006-05-15

　　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时代。它的美好只能在童话中才能找到，但那些美好的往事的确是发生在人间，发生在昨天的现实中。比如，在岩崖边上，冒了粉身碎骨的危险，采那朵粉色的百合花，讨好身边的小姑娘；在荆棘丛里，划得满脸血痕，捧出那一束芬芳的兰花，献给那个城里来的教书的“坏蛋”老师，等等。

　　心理学家说，一个人如果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就说明这个人有了衰来的迹象，甚至已经衰老了。要是心理学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我就很庆幸自己还没有衰老。因为，我一直还封存那些美好的记忆，没有去触碰。

　　我的老家在湖北，离长江有约４０多公里，是一个丘陵地区，地势比较高，顺缓坡向下路１０公里左右，有一个大湖。湖有出入口和长江相连。我小的时候常听父母讲，有一年发大水，大水倒灌进湖里来，一直淹到我们家门口。父母还常常说，59年生我二哥真不是时候，在几乎半年多的时间里，整天吃蚕豆和蚕豆粉做的东西，吃到后来实在吃不下去了。还说，最苦还在后来，吃观音土，吃进去，拉不出。非常可惜的是，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观音土是什么东西，只知道每次煮饭的时候加一点进去，吃了特别耐饿。我家“传家宝”故事是，有一次从食堂分稀饭，父母让大哥去端稀饭回来，大哥在路上摔了一跤，稀饭当了肥料，回家后被父亲臭骂了一通。在那个饥荒的年代，一大盆稀饭意味着什么？我父母每次讲这个故事时，都充满着当时一样的惋惜，但总是引来我们的哈哈大笑。

　　我的家乡是幸运的，在这期间没有饿死人。与我二哥一起出生的孩子，村里还有好些个，有个别因为牛痘而死了，却没有一个因为饥饿而夭折。不仅如此，乡亲们还收留过从河南信阳来的要饭人。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国家的经济调整措施也开始取得良好的效果，丰收重返人间。生产队有了余粮可交。国家统购统销，供应城市。不过，到冬季，国家都会返销一些粮食给队里，分给各家各户。返销回来的不都是稻谷或大米，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土豆（我们叫洋芋）。

　　我真正开始记事，大约是在文革初期。那年冬天返销的除了土豆，还有一种白白的，长长的，小碗口粗的，像棒子一样的家伙。第二年开始，家乡的粮食丰收太多，完全不需要国家返销了。

　　返销粮没有了，我却一直在记忆里寻找那个大梆子一样的家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哪里来的，怎么见过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父母告诉过我那是萝卜，但我家乡的萝卜都是圆的、椭圆的，一般鸡蛋大到两个拳头那么大，怎么也和那个白白长长的胖家伙联系不上。父母怎么说，那是萝卜，我就是不信，非要再见到，并亲口尝一尝，证明那家伙是萝卜。

　　后来读大学到北京，在北京大街小巷看到北方的长白萝卜，故交重逢，十几年的疑问，才豁然释怀。后来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女朋友和后来的老岳丈岳母听，害得他们哈哈大笑，说我这个家伙孤陋寡闻，但又实在固执得可爱之极。

　　我把这个关于萝卜的记忆告诉大家，是想说，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有党和国家的关怀，其实没有后来渲染的那么艰苦。大跃进也不见得就必然为饿死人负责。今天许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从后来的“资料”中得到的关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对某些出口转内销后“资料”，坚信的不可动摇。我本人对比过许多国产的“史料”和进口的“史料”后发现，在大的定性方面它们其实都是同源。这个饿死3000万的经典故事，就是一个典型。它与 “经济崩溃说”的出笼一样，也不过是对前人成就的污蔑，它伤害的远不只是某些人刻意要伤害的目标人物毛泽东一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科学的数字是可信的，但不幸的是，今天没有哪个个体，包括我自己，有能力、有条件获得关于那个时代饿死人的科学的数字，来证明 “饿死3000万”成立或者不成立。因此我们或许只能从逻辑上展开质疑。

　　对话一：

　　大跃进怎么造成死人的？
　　搞浮夸，亩产万斤粮，吹气球，放卫星。
　　这和饿死人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没有那么高的产量，说那么高，还不饿死人？
　　亩产万斤粮当然是浮夸，但浮夸不等于没有生产，不等于没有增产。浮夸的意思，一是指标搞浮夸，定了达不到的指标，二是夸大实际产量，比如把３００斤说成是２０００斤。假设５７年亩产２００斤，５８年亩产３００斤，说增产了１８００斤就是浮夸，而实际上还是增产了１００斤，这个增长是实际存在的，你否认吗？
　　我不知道，如果是真的，那也被大食堂吃光了。
　　大食堂是另一个问题，钢铁业被浮夸了，但钢铁还是实际大幅度增长了的，粮食也一样，被浮夸了，但也实际大幅度增长了。增长了，怎么反而饿死人了？大食堂，大锅饭，放开肚子吃，的确有很大浪费，但人的食量是有限的，再大的浪费，也不可能导致３０００万人被饿死。
　　无语。

　　对话二：

　　你凭什么说三年自然灾害是大跃进造成的？
　　因为大跃进破坏了自然环境，毁坏了森林，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
　　那么说，你是承认自然界灾害的存在，只是认为它是大跃进造成的。
　　是的。
　　我80年代中到河南许多地方去，看到秦岭山脉的河南段森林正在遭受破坏。老百姓一方面在政策和眼前利益的驱动下滥砍滥伐，一方面又知道这是造孽，是断子绝孙的勾当，只好在无奈中发着抱怨。我问当地人，大跃进的时候这里的森林破坏怎么样。回答说，跟现在比起来那算什么呀，那时秦岭山脉的边还没有沾上，而且破坏很快就停止了。
　　可全国大炼钢铁，几万座土法炼钢炉上马，的确破坏了森林。
　　我没有否定当时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森林。我想说的是，河南是当时大跃进的重灾区，具有典型性，这20 多年里它还是具有典型性。两次破坏，一次不过一两年的时间，一次却长达20多年，相比之下，哪个破坏更严重。
　　当然是这20多年。
　　那么，这20多年的破坏，什么时候开始引发灾害的。
　　最近这几年，例如北京的沙尘暴。
　　也就是说，破坏森林不会立即引发自然灾害，对不对？自然界的生态循环不是人吃饭排泄，早晨吃进出下午排出来那么简单，那么快速，对不对？
　　那当然。
　　那么，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之间有多长时间间隔，即使当时全国的森林全部被破坏，会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间隔引发那么大的自然灾害？
　　无语。

　　第一个对话是我上个月与三位刚退休不久的人士闲聊时的对话。他们显然误把浮夸当作了粮食没有增长，甚至减产和无收，因此也都对饿死３０００万确信无疑。从这个对话中大家可以看出，坚信者的坚信凭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思维逻辑极为混乱，几乎不知道科学的归因论为何物。这不是人群中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第二个对话是在2002 年左右，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和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的一次争论的片断。他本人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全部知识，来自后一个时代各种渠道的宣传，包括许多出口转内销的所谓真相。但他坚决不承认，他认为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一直是我的一位年轻的好朋友，每次争论输了，过一段时间就有备而来，每次都是备着自以为无可挑剔的逻辑和证据来，却带着一堆的逻辑不通和矛盾回去。一段时间不和我争论，他就觉得思想空空荡荡，就要请我吃饭，重开战端。我从来没有打算说服他，只希望在争论中彼此修正看法，接近真相。我写这些帖子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许多人都声明自己是独立思考者，不相信宣传，却又都基本忽视自己明显落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不相信“当下”的各种宣传，一方面又对“当下”宣传中对于过去的某些不实之词确信无疑，尤其某些宣传出口转内销后，他们更是坚信的不可动摇。这个饿死3000万就是一个典型。

　　大跃进违反了经济规律不假，浮夸风导致被国家按浮夸产量为基础征购的粮食过多，加上后来自然灾害严重，造成了饥荒，在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这里的问题是：一，大跃进和当时的自然灾害没有直接联系？二者时间上相邻，大跃进在先，自然灾害在后。二者产生过“共振”，使饥荒被一定程度放大是可能的，但不能仅因为时间关联，确立因果关联，在归因时，把大跃进看作是三年自然灾害，进而是大饥荒的原因。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检讨自己的失误时，没有文过饰非，而是真诚反省，甚至默认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检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这不表示，天灾对当时的饥荒真就只负有三分的责任。三，在文革中搞忆苦思甜的时候，的确有贫下中农在给学生忆苦思甜的时候讲到过1959-19６０年那会儿，跟解放前一样苦。我上小学时就听过这样的忆苦思甜。但这不表示，大跃进是饿死人的直接后果，不表示大跃进没有粮食增产，不表示大跃进在农业上没有取得实际成就。有些人可能还怀疑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真的存在，有这样怀疑的人可以去查有关气象科学年鉴。

　　最后我要说的是，随着毛泽东时代那根在我眼前消失的萝卜在北京被我重新找到，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许多善良的人们，怀着希望紧跟时代步伐，但不幸的，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危险，悄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演变成抛荒土地、失去土地、下岗、失业、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

海客浪人

我非常尊敬先生，对于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饿死的事，确实存在。河南、山东（我的老家在鲁豫交界处）真是存在。但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问题，（如先生所言不是战略问题，是战术问题，是大食堂的执行出了问题，没计划，浪费、浮夸等）是真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的歉收、绝收。就算放在现在，3年的连续自然灾害发生，不见得就不会饿死人。饿死人不能巴掌打在毛的身上。建议先生组织团队，研究历史，还原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