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游戏（之十二）
二十五
那么，美国在伊朗的动作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而中国又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美国为什么出兵伊拉克。美国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动荡年代》里说得很清楚，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为石油。但笔者个人认为，当时美国新保守派中人，犹太裔居多[1]，因此在实现“美国新世纪”计划中，除了要控制世界能源资源意外，有挟带私嫌，公报私仇的嫌疑，也就似乎要利用这个时机，搞掉沙特阿拉伯这个以色列人憎恨的对手。
本来，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瓦哈比教派的温床，也是塔利班的财政支持者。沙特及周边阿拉伯小兄弟产油国的各个王室、苏丹和政府与本拉登的关系也是非常暧昧，在911事件前，几次中情局的无人侦察机其实已经锁定本拉登，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敢贸然动手，其中一次就是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小弟阿联酋的酋长公子哥们和其他高官在场。[2]但是当19位沙特敢死恐怖分子把世界贸易中心撞塌后，美国人对沙特阿拉伯的怨恨立即上升，美国国会开始了911真相调查，其中包括对沙特王室和政府和本拉登关系的调查。而原先，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对沙特阿拉伯从幼儿开始的反犹太教育已经很不满，加上沙特有钱人士对巴勒斯坦人炸弹自杀者家庭的经济照顾（只要是针对以色列人民的自杀攻击，其家庭和子女几乎终身受益），都使犹太人对沙特耿耿于怀。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的犹太人群体，包括新保守派里的重头人物，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但是，任何对沙特阿拉伯的手术，必然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涨价。因此在对沙特动作之前，控制世界第二大原油储藏国伊拉克，把其石油生产量从每日150万桶，提升至少三倍接近500万桶，就可以防止沙特用石油战来对付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沙特差不多是每日出产700多万桶，占欧佩克近3分之一，油价被控制在22美元之上。如果美国可以成功的控制伊拉克，并按预期计划提高产量（伊拉克最高产油量曾超过400万桶），就有可能把油价控制在18美元以下，从而并可以承受一旦沙特反目，石油产出减半的冲击。
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自90年代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冲击。一是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掀起了美国支持的私有化浪潮。对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早就垂涎已久的西方大油气公司个个摩拳擦掌，希望可以参与分蛋糕。但是固执的俄国人坚持其私有化必须由俄国私有企业进行，以保证俄政治势力可以顺利的把国有财产放入私人的口袋。当时美国对此举动对自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90年代石油价格偏低，两相比较俄罗斯开采石油成本就太高。再加上美国看死了俄罗斯资金不足，认为那些俄国公司迟早要向西方大公司求救而最终成为这些公司的俄国代理人，用不着去拦着这些俄国本土寡头。
所以在1998年俄罗斯政府破产时，居然很多俄国石油招标没有人出标（中国估计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在世界范围内扫货，当然，那时中国也不像今天这样外汇储备爆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当时大家小看了俄罗斯人的生存能力，以为他们活不下去了，地缘政治大师布列津斯基更是在名作《大棋局》里将俄罗斯说成一个突然幻灭的地缘中心留下来的“大黑洞”。谁知道那年冬天，一群在英美金融系统里的“不同意见派”在伦敦秘密会见当时俄国总理普里马科夫的私人经济顾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此俄罗斯经济政策180度大转弯，不再作西方和国内寡头大款的乞丐（笔者因为偶然原因对此机密略知一二）。更没想到普里马科夫的后生普京上台后，狂飙的石油抬着普京这个新兴强权填满了这个黑洞，拿起能源大棒反教训起欧美。
第二股冲击美国的势力是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该国在1999年出了个风云人物查维斯，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石油民族主义运动。本来在保证石油价格上，所有产油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市场集中在美国、西欧、日本，美国就可以通过分而治之的方法，令产油国家之间互相牵制，导致他们不能有一个共同的行动方案。通常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开战时，才可能看到阿拉伯人自己的一致限产行动，但非阿拉伯产油国又不会跟进。但是在1999年期间，因此前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需求紧缩，导致了世界所有的产油国不得不在3月共同减产以稳定油价。而查韦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产油国和西方大石油公司的利益斗争这个事情，从一个在商言商的角度，提升到了一个反西方殖民主义和经济掠夺主义的高度，得到了包括俄罗斯、伊朗、苏丹甚至沙特的支持，这就使欧佩克的运作可以真正起到实效，从而使世界石油摆脱了西方的控制。当然，中国经济的崛起，为石油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市场，也是这个石油民族主义可以成功的一大因素。
二十六
如果美国可以成功地控制和增加伊拉克的产油量，可想而知，世界油价将滑落，就会使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美国的对手，说话时没有那么嚣张。而且美国也就可以对沙特施行“民主革命”，推翻沙特王室，建立一个更温和的“民选”亲美政府，清扫瓦哈比势力，中止沙特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组织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支持（当然现在的哈马斯的支持更多来自于叙利亚和伊朗），为美国的中东重造计划扫清思想势力上的障碍。
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恶化在伊拉克战争后更为显著。一方面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大嘴巴议员们在新闻界大声疾呼，要求调查沙特的资金如何转入了恐怖分子的账户；另一方面是美国的911真相调查小组实际上在追踪沙特的资金流向。除了犹太裔的美国议员外，犹太人势力强大的地区，如纽约的市长朱利安尼拒绝接受沙特王子阿萨德向911受难者高达1千万美元的捐赠，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也是推动经济制裁中国议案的主力议员，犹太人）直接要求彻查在美国的沙特投资，并呼吁把沙特列上美国的种类繁杂的国家黑名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面临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决定从美国撤出3000亿到4000亿的沙特资金。[3]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的报复。而在美国的富裕中东裔人士，也开始发现在他们的住家附近开始频繁出现仿佛是水电公司修理车的客车。其实这些车上安装的是监听人们在家里对话和手提电话通话的仪器，由美国情报部门的反恐专家24小时运作。当然，在“爱国法案”的授权下，全美国的固定电话和互联网都在情报部门的监视之下。这些惊恐的中东裔美国人，开始偷偷的在加拿大等国家买房买地，准备一旦情势不对，立即逃难。加拿大的城市，尤其是温哥华，在那段时期地产价格高涨，和这个因素有一定的联系。
沙特在美国的大幅撤资大致是起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高潮期之后。那时，美国借强大军事高科技，把这支阿拉伯人最后的军队摧毁，逼得连头脑容易发热的伊朗人都在考虑如何和美国沟通，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伊朗这种要求有条件投降的降表，当然被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美国拒绝。[4]于是伊朗人除了向莽撞但勇猛的朝鲜人学习如何赶紧加快核计划之外，只能偷偷的发展伊拉克什叶派的各派民兵以自保。而沙特就忙着支持伊拉克国内被美国打得七零八落的逊尼派各派武装。这时候声讨沙特的呼声在美国达到高潮，应该是预料中事。
沙特从美国的撤资自然为美国的赤字财政和巨额贸易逆差造成巨大的资金缺口，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为了应付这一挑战，美国国会快速地在2004年通过了一个“祖国投资法案”（Homeland Investment Act）, 简称HIA，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在世界各地的利润拿回国内，以补偿沙特资金外逃的缺口。本来，美国的大公司在把海外利润汇回国时，要交付35%的税率，而在HIA法案下，如果资金在2005年底回国，就会享受5.25%的优惠税率。美国用了这个办法，总算是度过了一劫。
美国同沙特的关系恶化的最低点是在阿卜杜拉继承王位之前，时间是2005年年中，当年4月24-25日，沙特王储带队和布什政府全班人马，在布什老家美国德州克劳福德农场搞了一次全面讨价还价的会谈，当年6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中东时，又和王储阿卜杜拉进行了几乎摊牌的谈判。有关于这两次谈判的细节和结果从来没有公开，但可以预料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美国对沙特的要求当然是非常明确——要求沙特为美国意在全力推动美式民主的“新中东计划”在宗教上和经济上背书，彻底限制瓦哈比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停止对伊拉克逊尼派反美游击队的财政支持。而沙特却要求美国停止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政变”，并停止在美国用调查911事件真相为名，打击沙特声誉。两者几乎背道而驰。
图3.4 赖斯的2005年中东之行：与沙特国王会谈，在开罗鼓吹改变沙特制度
这批谈判大概是不欢而散，因为赖斯在中东之行抵达沙特前访问了埃及，在开罗美国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公开要求在沙特阿拉伯进行如同颜色革命一般的街头“民主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必须有一张更好的牌可以和美国对抗。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当他们不满美国压力又希望找到一张王牌对付美国的话，他们就会遥望东方，大打“中国牌”。别说是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像加拿大这样的美国盟友，一旦与美国发生争端，比如说在木材之类贸易上发生经济纠纷，都会不由自主的把中国牌打出来，扬言要把木材卖往中国而报复美国的高关税。
大国游戏（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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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其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佩勒（Richard Perle）， 国防部副部长费思（Douglas Feith）， 和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具体的操盘上，起了很大作用。
[2] 见路透社2004年3月的报道。
[3] 这个消息在外汇交易圈里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4] 见华盛顿邮报2006年6月18日报道《2003年美国拒绝伊朗对话建议》。该文记录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的美伊私下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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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 08:1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