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诺：“我们西方最担忧的, 反而是欧亚国家开始认真对待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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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7日，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引发了各界针对中国海军战略以及全球海洋地缘形势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历史上，关于欧亚地区的讨论往往聚焦于该地区大国的陆上博弈，但当全球90%以上的货物都通过海洋运输时，欧亚大陆的大国们正积极参与到海上大博弈中。随着北极融化、欧亚大陆周边海域日益统一，有战略分析人士指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不再仅仅是内陆地区了，欧亚“海权时代”已经到来。

　　本文指出，经济利益、全球大国地位和安全保障是促使欧亚大陆国家“拥抱”海洋战略三大核心要素。欧亚大陆广阔的海域中，包括了大部分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战略咽喉。此外，欧亚大陆的海洋领域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30个集装箱港口中的27个，亚洲与北欧、地中海或中东的海上贸易路线也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路线之一。随着美国逐渐战略收缩，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成为全球大国成为可能，而投射全球的海洋力量必不可少。在三国的崛起过程中，其必将填补美国留下的海洋空白，相互之间也将展开欧亚地区的海洋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

　　作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困难重重，但因中国庞大的贸易体量，即便一些项目只有温和起色，也是巨大胜利。在中国的背影下，印度尝试用拉拢美、日等国战略平衡的方式，以争取向东、向南的更大海洋空间。俄罗斯则在积极布局开发北极地区，并将借此再次成为全球海洋霸主。虽然日本、英国、法国等传统海军大国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但在过去20年里，它们的海洋发展已远远落后（或者说变得依附于美国）。

　　作者总结了海权大博弈的两套经典理论。其一来自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他认为国家应该主动投射海权以增强其全球影响力；相反，英国的朱利安·科贝特爵士则更关注钱包（贸易）的力量，认为拒绝对手进入海域并削弱其贸易是胜负的关键。当前中、俄、印的战略兼具了这两种思想——发展蓝水海军投射军事力量，也限制其他人进入周边海域；在欧亚地区，美国将不再是无所不能的全球海洋霸主，而只是相对更强的一股力量。

　　最后，通过回顾一战前英国和德国的海洋争霸，作者也表达了对日益增加的“海军至上主义”的顾虑。本文始终贯穿自诩为“自由海洋”保卫者的传统海洋强国对挑战者的隐忧与防范，但其对“欧亚海权时代”的分析，则揭示未来海洋竞争格局的若干客观特征。

　　文章摘自To Rule Eurasia’s Waves：The New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一书，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

　　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自古希腊时代起，西方就有关于海上竞争的记载。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色诺芬所著的《雅典政体》中，老寡头们就阐述了经济在建立“制海权”（thalassocracy）上的重要性。在一个段落中，作者指出：“所有的城邦都需要出口或进口；除非它听取海洋霸主的命令，否则它就无法实现贸易。”在现代，著名的探险家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谁指挥着大海，谁就指挥着贸易。谁掌握了世界的贸易，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财富，从而也就掌握了世界本身。”

　　通过海上贸易或其他手段统治海洋，对今天的所有大国来说仍然意义重大。近年来，真正海洋竞争则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它们都在争取大国地位，并向其区域海洋之外扩张。从波罗的海、黑海和地中海到印度洋、太平洋和北极，所有大国都在加强对欧亚大陆周边海域的关注。从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再到海洋军备，这种不断加剧的海洋霸权竞争将主导和塑造我们的21世纪。

　　欧亚大陆周边海域的战略地位

　　长期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策的影响》中写道，在中国和地中海之间的欧亚大陆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位。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关键的地带之一，并且“注定要成为陆上大国俄罗斯和其他海上大国之间的一个争议地区”。

　　但是，当前的北极融化，欧亚大陆周边海域日益统一，以及欧亚大陆上的大国之间发生的海上竞争，都超出了马汉、地理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等上世纪战略家的想象。如今，世界上90%以上的货物都通过海洋运输，这使得全球公域的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随着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利益和投资的增长，它们愈发重视海上通道（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的安全。短期来看，美国仍然是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但在欧亚大陆的周边海域，美国的优势地位和二战后长期由西方主导的秩序正受到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越来越多的挑战。

　　同美国一道，其他海洋大国，如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也在这个更宏大、且不断变化的欧亚大陆海洋动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们不是这里的主要焦点，因为与欧亚大陆上中、俄、印三个大国相比，它们近年来没有经历同样迅速的海洋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发展。日本是一个典型案例。随着其海上自卫队（MSDF）在吉布提等地的扩张，日本的全球海权已取得了明显的飞跃。但正如观察家的最近断言，“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本质上仍然是一支以防御为导向的部队，而且主要是依赖于美日联盟来实现其目标”。

　　今天，世界秩序似乎正在从主要由西方主导的秩序向新秩序转变。在这个新秩序中，欧亚大陆的新兴大国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自相矛盾地促成了更大的不安全感。尽管中国的国防开支仍然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目前的国防预算已超过了其主要地区邻国的总和，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中国增加的国防开支大多转化为了其海洋安全力量，体现在其对欧亚大陆海上通道，以及其他重要航道的力量投射能力（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ies）。

　　欧亚大陆广阔的海域中，包括了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战略咽喉：丹麦海峡、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白令海峡。欧亚大陆的海洋领域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30个集装箱港口中的27个。近年来，亚洲与北欧、地中海或中东之间的贸易量每年约为2770万标准箱（twenty feet equivalent unit, TEU），使东西方贸易路线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繁忙的路线之一。换句话说，“2008年东亚国内生产总值的87%可以归功于海运贸易，而这个数字在此前的20年里几乎翻了一倍”。

　　中、俄、印： 崛起中的欧亚海洋强国

　　在欧亚大陆上，地缘经济和安全保障，是推动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争先拥抱海洋的两大重要驱动力。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以每年约40亿美元的贸易额超过了美国。有分析预测，中国将占据世界前25个双边贸易关系中的17个。2013年，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BRI）和“海上丝绸之路”（MSR），也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动态相一致。由于其海上和全球贸易的增加，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安全利益之间的交集越发负责。例如，从2003年到2014年，中国的国际贸易额大幅增长，从851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16万亿美元。中国也认为，周边领土和海上航道的和平对国内和谐以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中国致力于防止或减轻外部势力带来的不当影响，特别关注那些试图破坏或阻挠一带一路项目的势力。

　　“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是一项高风险行动，因为它涉及太多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合体。诚如一些评论家所言，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很难有着一个单一的目标管理。但是，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发生改变时，即便“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有一些温和的起色，也会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胜利。

　　印度对海洋的积极拥抱与中国的轨迹相似，符合欧亚大陆日益增长的海洋贸易和安全趋势。不过，印度也面临着不同的双重困境。首先，印度95%的贸易量都依赖于海洋，但贸易大约仅占其GDP的10%；其次，它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印度。2012年，中国是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目前，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其西部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如果向东，大约55%的印度贸易要穿越南海，这使其很容易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近期，印度积极尝试与日本合作，宣布建立“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以直接回应“一带一路”倡议。然而，中国也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15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16年的600亿美元。如果南海发生冲突，印度的海上物流将变得无比复杂。

　　在北极融化的过程中，北方的俄罗斯也同样在加大自然资源开采和能源出口，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俄罗斯正在利用不断变化的北极格局，强化分布在高纬度地区的12个区域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可以保护或帮助俄罗斯企业获得大量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并确保未来新兴的北极海上通道。作为资源大国，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约30%的天然气和13%的石油储备。

　　除了不断增长的地缘经济投资和相互关联的安全利益之外，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在寻求大国地位和更多的国际声望。在这里，“大国”指“一个显示出‘全球结构性力量’，或具有‘在经济、军事和政治-外交领域塑造治理框架的能力’的国家”。

　　一个国家要获得大国地位，关键的组成部分历来包括建立和部署一支蓝水海军（blue-water navy。译者注：指能将海上力量扩展到远洋及深海地区、具备远征作战能力的海军形态。体现形式往往能在公海航行的航空母舰舰队群），以便其在世界遥远的各角落更灵活地投射力量和保护利益。用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的话说就是，“没有全球影响力就没有全球体系。在现代世界中，只有那些拥有优秀海军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因此，发展蓝水海军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它可以建立大国地位和重塑世界秩序。2017年，中国和俄罗斯首次在欧亚大陆两岸的波罗的海和鄂霍茨克海举行联合海洋演习，展示了它们不断增长的蓝水海军能力。2015年，在同样的“海上联合”演习的名义下，中俄还在地中海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

　　相比之下，印度也开始在海洋空间宣示自己的立场，或者说，至少开始寻求在战略上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力量。2017年，印度与美国和日本在孟加拉湾联合举行了年度“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是美印第二十次联合海军演习，日本也成为了该演习“永久参与者”。（译者注：2021年，“马拉巴尔”军演参与国扩大到印、美、日、澳四国）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在其区域海洋外不断发展和增加海军活动。随着时间推移，如果这些海军竞争的趋势持续下去，并与各国的地缘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那么这些海域上发生争端和冲突的危险也将持续升级。

　　相比美国，虽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蓝水海军在全球投射和行动能力仍然落后，但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这三国的本土经济、投资贸易以及海军能力的结合已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当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时，这些新势力的崛起或将重塑欧亚大陆的新秩序。

　　欧亚大陆“海军至上主义”的驱动因素

　　“竞争”这个概念居于冲突和合作的中间。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竞争各方是可以共存的。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内部和外部竞争是几个世纪的历史互动中始终存在的主题。当我们审视如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之间新出现的海洋竞争时，也需要根据最新情况提炼出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本文认为，地缘经济的计较，寻求全球声望（或大国地位），以及维护地缘战略利益是最影响该地区海洋竞争的三大要素。

　　经济繁荣、大国地位和海洋力量三者紧密相连，但这些概念仍然过于抽象。因此，我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三个更为具体的海洋要素：海洋经济的规模，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尤其是回应日益增长的“海军至上主义”[navalism]），以及欧亚大陆重要的海上通道（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的安全（尤其要注意北极地区等高北纬地区）。详细分析这些要素代表的现实利益，就能理解为何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近年来在整个欧亚大陆周边的海上活动越来越频繁。

　　这一概念框架还能帮助我们理解欧亚大陆整体的政治变化，跟踪全球海洋态势，并遇见新的区域战略结盟将如何重塑世界政治。这三个主要驱动力也是传统海权理论在新的国际现实下的表现，它们依然反映了马汉的著作所体现的思想。正如著名军事史学家E.B.波特所言，“海权的要素决不限于作战船只、武器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更包括了岸上设施、位置良好的基地、商业航运和有利的全球布局。”

　　全球海权战略的关键成分

　　基于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对海洋大国崛起和霸权维护过程的思考，我们首先可以关注这些大国如何将海洋用作战略性的运输途径。这些大国以海洋作为权力投射的舞台，从而获得全球声誉，聚拢自然资源，并实现经济繁荣。历史学家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曾写道：“所有真正伟大和成功的战略基本上都具备有（如果不完全是）海洋元素。” 尽管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集体崛起是21世纪的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海洋大国的兴衰原因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在过去的十年或更长时间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一直在积极增加海洋地缘经济投资，并将战略重点转向发展蓝水海军部队。换句话说，“一个渴望全球领导地位的大国必须拥有影响全球的能力，而‘海权’就是为此目的量身定做的。”目前，这三个欧亚大陆大国都尚未取得今天的美国或19世纪末的英国那样的全球海上霸主地位，但马汉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已经分析了哪些特征将有助于大国在公海上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背景。

　　尽管马汉的一些思想已经过时（如他关于殖民主义的讨论）而且值得商榷（如绝对的“海上指挥权”），但他的一些观点依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海上竞争。在我看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在将马汉的思想元素运用到他们当下的海洋战略中。

　　马汉强调了影响海权，或者说大国如何利用海洋影响世界事务、实现大国地位并进而影响历史进程的六个主要属性：（1）地理位置；（2）自然环境；（3）领土范围；（4）人口规模；（5）民族特性；（6）政府的性质和政策。

　　马汉提出的前三个要素主要与地理有关，是欧亚大陆大国善于发挥的领域。其中，随着北极融化，俄罗斯的优势非常明显。事实上，俄罗斯已经在积极利用这一地理事实，相信这能很快帮助俄罗斯重新确立其作为全球海洋强国的地位。

　　“人口规模”特指参与海上贸易的人（如商船上的人），以及能够在海军服役的人。“民族性质”和“政府性质”一般是指民众拥抱海洋的共同愿望或海洋文化，以及政府对利用海洋资源的各类活动的支持——从贸易和就业到勘探和开发（即寻找原材料和殖民主义）。“政府政策”特指海军政策，要求海军在和平和战争时期保护海上通道，并且随时准备捍卫国家及其财富。前方战略基地（前殖民地或补给站）也是马汉清单中的一个重要成分。

　　今天，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继续在其海洋战略中运用类似的思维，但他们还采纳了英国海洋战略家朱利安·科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和法国“新学派”（Jeune ?cole）海军思想的某些要素。首先，许多人都引用了科贝特关于海运贸易是许多大国致命弱点的评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力更雄厚一方会胜出……为此，我们对一个海洋国家所能采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剥夺他的海运贸易资源”。尽管在最近的记忆中，我们还没有见证过一场有形的海运抢夺战，但随着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对海上航线、国际投资和战略咽喉的日益关注，的确存在这种可能。

　　除了科贝特关于海上贸易的著作外，“新学派”（Jeune ?cole）则认为，依赖外贸（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得脆弱。这个学派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因为其海军战略家们开始思考是否有“替代战略”来挑战当时的英国这个全球海军霸权。如今，当较小或较弱的国家考虑利用海上贸易作为武器，在战争或商业竞争中威胁或挑战较强大的国家或海军时，“新学派”的战略往往会引发共鸣。

　　然而，如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正日益远离类似“新学派”的海军战略方针，这让西方观察者开始担忧。这些欧亚大陆大国开始严肃地发展蓝水能力，并投射出更大的“马汉主义倾向”，而其性质上可能更具进攻性和主动性。

　　除了分析海洋贸易的作用，科贝特还提出，“海权”是一个相对的构造，而非绝对的地位。这种思想在当前的辩论中也能引发共鸣。与马汉的思想相反，科贝特认为，一个国家需要同时拥有并动用陆地和海洋力量，才能保证行动的成功。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较少的舰船，但仍能保持成功的海上战略。虽然海军伙伴可能会分散各地并且联系微弱，但如果组织得好，他们依然可以迅速联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支配某些咽喉要塞或海域。科贝特将此称为“存在舰队”（？eet in being）或“在必要时能迅速凝聚成统一舰队的舰艇集合体”。

　　科贝特的“另类观点”有助于美国人认清现实。如今，许多人会认为，美国是作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海军大国，有能力解决掉所有问题，并且会永远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事实上，虽然美国海军是世界上吨位最大、能力最强的海军之一，但其拥有的288艘舰艇，已经缩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小规模，这也无损其当前“相对”的霸主地位。此外，如果直接参照科贝特的说法，一个新兴大国，如十九世纪的德国或法国，要控制某些战略性的海上通道，或在公海上的制造威胁，尤其是卡住在欧亚大陆沿线的某些狭窄海峡，其实并不需要很多舰艇。

　　美国海军面临的进一步挑战，就是如何看待俄罗斯或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海域日益增长的海军存在。许多西方人已经确认，俄罗斯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甚至被阻止的国际破坏者；但是，应该如何处理或看待中国海军的崛起，西方内部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在见证另一场公海上的大战役，或个别国家主动封锁某个主要的海上咽喉。但是，如果大家持续认定，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不断下降，那么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其他国家将继续填补因此而留下的海上空白。

　　西方观察家的另一个重要隐忧是，随着美国的明显收缩，人类或将再次见证欧亚大陆上“海军至上主义”的崛起。1890年代，工业化、制造业生产力以及海上贸易的扩大，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海上竞争加剧，最终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础。关于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复杂因素，那就是在激烈的帝国竞争背景下，德国和英国的经济依然明显地交织在一起。这或与今天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是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规模超过了英属印度和法国。从德国的角度来看，英国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在同一时期，德国大约20%的进口也来自整个大英帝国。当时就有人指出，德国非常恐惧英国的海军主义，“即利用海军的优势来剥夺世界的海洋自由，并影响其他国家的独立性”。为此，科贝特积极地为英国的海军主义进行辩护，“我们有能力关闭大洋……但我们没有关闭海洋，而是将其向全世界开放。不仅如此，在我们和平统治的漫长岁月里，英国海军被安排在最偏远的地方绘制地图，寻找新的道路，并清除从阿尔及尔到远东的自由贸易过程中存在的危险。英国做的这一切都是对世界的馈赠，不求回报”。尽管如此，当时德意志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上将（Admiral Alfred von Tirpitz）依然在他的回忆录写到，“只有海军的建设，才能完全回复德国人的本质，并复兴德国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

　　今天，英德当年关于“海军至上主义”的辩论似乎又回来了，并且在欧亚大国和美国之间激烈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