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中国大量社会问题源于不当用权

大参考

　　看一下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表面看纷纭复杂，原因各异，其实，追到深处，主要还是不当用权或权力滥用所致。

　　以房地产为例，所以虚火旺盛，甚至发展到迟滞中国经济转型的严重程度，表面看是地产商逐利，民间资本缺少出路，背后却有权力因素，即土地财政作祟。即拥有巨大资源调控权的政府在主导房地产。比如通过税收等手段托市，通过党政机关迁址拉动，通过央企频频推出地王刺激，等等。

　　这还是直接的权力作用，更有间接的权力在起作用，且更深刻更根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布局和发展节奏，与权力机关的等级高度关联，即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获得的公共资源或国家资源越多，市民享有的利益越大。比如，县城高过农村，地级城市高过县城，省会城市高过地级城市，首都自然要高过省会城市，如此以行政机构的等级决定利益分配模式，必然形成全国范围内人才物的“虹吸现象”或梯级追逐。这就是中国房地产所谓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之分的背后政权因素。

　　中国政府的行政权超强，非“三权分立”下的西方政府所能望其项背。这种权力运行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一致，同时与现行政治制度相吻合，总体讲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我们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主要原因。但也必须看到，这种权力模式正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网络时代摧生的现代政治文明在快速传播，并为民众普遍接受，加上现代人文精神的洗礼，旧有的封建遗传的价值观念注定被抛弃，新的与世界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新的价值系统注定快速确立。这些都决定着我们需要调整，否则矛盾和冲突会愈演愈烈。

　　诚然，中国的官本位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经过历代王朝的反复强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血脉中，极难更易。所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试图超越封建文化传统，但每每都被打回原型。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清醒认识，中国经济如果再不提升品质，持续增长将难以为继。因为，科技复制水平再高，都因原创能力弱而无法引领世界，因而也就无法实现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国家崛起。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原创能力软弱？主要不在于智商，而在于社会分配造成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扭曲，远远脱离创造性轨道。具体讲，官本位的制度设计，使官员占有绝对资源，既然有了官位没有学问开始有学问，不懂科技者决定科学家命运和科技发展走向，中国的精英必然被吸引到追逐当官的道路上来。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虚耗中华民族原本丰富的智力资源。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权力扭曲社会运行规则分析问题。自改革开放发来，党和政府开始突出强调依法治国，但结果并不理想。为什么法律规范和调节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因为有比法律更强势的行政权力存在。中国人并非没有敬畏感，笔者很多年前曾经跟团去香港培训，进入香港时被提醒：在香港违法走不了后门！于是，整个培训期间大家都很自律。然而，培训结束出香港时，电话就打到深圳有关部门，要求走绿色通道。可谓迅速回归潜规则和权力崇拜。至于到西方国家访问，一个比一个规矩，更不在话下。既然在国外能够敬畏法律，为什么在国内就不能坚持依法办事？显然是超越法律的权力作怪。

　　对于权力的危害，西方人比我们的认识要深刻，尤其反映在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权力观。某种意义上，西方的制度设计一直致力于约束权力，哪怕降低了效率亦在所不惜。当然，西方对权力的理解是很宽泛的，从欧洲到美国，长达数百年的平权运动，就说明这一点。未必不是宽泛的权力观而奠定了坚实基础，且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人的全部人生都集中于追逐权力，必定堕落。如西方一位政治家所言：你要想知道一个人的道德，就赋予其权力。一个政治集团如果只关注自己掌握的权力，且最大限度集中权力，这个政治集团及其代表的国家必定堕落。因为这是封建时代遗留的已经没落的权力观。政党和政府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为民众服务。离开这一点，只能走向歧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来一场中国式的平权运动，以步入现代文明。